国家引领与单位社区的治理转型
——以东北老工业城市的汽车厂社区为例

杜 实，陈 捷

（1．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长春130022；2．日本爱媛大学国际教育支援中心，日本爱媛790－8577）

随着中共十九大报告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等问题展开论述，“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逐渐成为跨学科的多领域热点话题。众所周知，单位社区是中国基层社会的一种重要社区类型，对其治理实践的田野作业素材进行质性解析，恰恰是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转型与创新提供了生动的类型性分析，并呈现出一种具体化的中国特色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方案。

一、单位社区的治理主体重构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东北老工业基地开工建设，各国企单位在创建现代化工厂的同时，开始大量兴建供职工居住的单位社区，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配置，为单位体制内的人设置日常生活空间”［1］。当时国企单位的运行理念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意志，因此，其下设的单位社区也自然而然地将“国家”①这里的“国家”是一个复合性概念，既包括国企单位的上级党政组织，也包括参与单位社区治理的基层党政组织及其派出机构，还包括按政府规划运行的国企单位本身，甚至包括以“国家”的象征意义进行基层社会治理的文化符号。主体的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渗透到职工居民的福利生活中，一种突出体现“国家”主体治理特征的“单位办社会”式治理格局就此诞生。

改革开放以来，在对职工生活进行全方位照料的同时，“单位办社会”式的治理格局给国企单位增加了巨额的经济成本，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单位社区治理的格局转型及其主体重构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