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语》翻译看抵抗式翻译的取舍

摘要：抵抗式翻译是韦努蒂通过衡量译者地位以及翻译中所包含的文化、语言关系所提出的一种翻译策略。这种翻译策略旨在实现提高译者地位的愿望并打破英美主流文化在翻译中的强势垄断，同时旨在促进文化的传播。本文通过分析《论语》不同版本的翻译来探究翻译中的文化抵抗，来探讨《论语》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及抵抗式翻译的取舍。

关键字：劳伦斯·韦努蒂;抵抗式翻译;文化传播

“抵抗式翻译”一词最早见于劳伦斯·韦努蒂主编的《反思翻译》中，并丰富于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通过梳理翻译历史进程，揭示单纯以通顺这一原则作为评价翻译唯一标准的不合理性，以及译者隐身的不合理性，因此针对性地提出抵抗式翻译。这一理论现已广泛运用于中译英的具体实践中。本文将通过对具体文本的分析来探讨该翻译策略的实际运用，并探讨文化的传播。

一、抵抗式翻译

韦努蒂认为，抵抗式翻译主要运用异化的翻译原则，即保留源语文本的语言文化风格，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凸显语言之间的差异，从而实现抵抗目的语的主流文化与价值观的目的。此外，抵抗式翻译反对以通顺作为翻译的唯一标准，要求凸显翻译痕迹，即提倡译者显身[1]。实现这种抵抗式翻译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其一，运用与目的语所流行的迥然不同的语言来进行翻译，如运用古语来进行翻译，以打破译者隐身的状况;其二，选择与目的语主流文学不同，甚至相悖的外国文学作品来进行翻译。将这样的要求应用在中译英中，那就是要去选择凸现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文本进行翻译，或者刻意运用风格迥异的语言风格来进行翻译。

韦努蒂通过引入这一翻译手段主要想打破译者隐身的传统。在当时的英美文化中，学者、读者评判翻译好坏的标准是翻译文本的通顺与可读性。如果一部作品过于通顺，而让读者感受不到翻译的痕迹，就可以说译者是隐身的。针对译者的隐身性，作者主要从两方面来进行批评。第一是译者的地位。在译者隐身的同时，原作者与原作的内容得到了凸显，这样一来没有翻译痕迹，译者的地位也被隐去了。由于地位没有得到凸显，本来处于边缘地位的译者则更难以为人注意。第二是文化传播的角度。在文化迥然不同的两种语言之间，译者如果在翻译过程中将弱势文化的语言风格抹去，并以强势文化的语言风格作为替代，这种行为是一种文化霸权行为。

二、抵抗式翻译的时代价值

20世纪以来，随着交流工具先进化，广告业、娱乐行业得到发展，语言的使用也更加工具化。借用美國诗人查尔斯·伯恩斯坦的话来说，由于各行业的需要，他们无法自由选择工作所需要的语言风格，于是亲自体会了经济价值对翻译、写作透明风格的决定性影响。对于这样的时代来说，译者的隐身已是大势所趋。韦努蒂坦言，当时不少畅销的英译小说作品都无法感受到译者翻译的痕迹，且这些作品的唯一标准就是通顺。可以说，在20世纪，译者的隐身蔚然成风，翻译通顺的译者会被赞扬，反之就会被批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韦努蒂独特的抵抗式翻译思想如同一面战旗，向译者隐身的潮流发起了挑战。

韦努蒂通过提出抵抗式翻译旨在强调译者的主体地位，批判英美文化的排外主义[2]。随着21世纪的到来，全球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全球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文化也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全球化趋势下，无论是要促进各文化平等交流，还是要促进各自文化、语言的发展，排外主义都会是一大阻碍。随着中国与英语国家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彼此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各种中国经典的典籍被外翻为英文版本，因此如何合理运用抵抗式翻译促进中国经典作品走出去，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三、《论语》翻译中的文化抵抗

《论语》为中国儒家的经典典籍，是译者进行外翻的热门对象。作为儒家经典，《论语》紧贴中国的传统文化，将这样的典籍进行外翻，有利于实现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但是，翻译的手段决定着翻译是否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本文将对《论语》不同版本的翻译做对比分析。

（一）文本的选择

上文提到，实现抵抗式翻译主要有两种途径，即语言与文本的选择。抵抗式翻译观的前提是文化有差异[3]。中西方之间拥有明显的文化语言差异，这使得抵抗式的翻译在中英翻译之间有了讨论的价值。韦努蒂明确表示，应该选用与目的语主流文化不同，甚至相悖的文本来进行翻译。中国本土有着诸多富有民族特色的作品，且这些作品与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截然不同，如中国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武侠文化等作品，甚至还有由外传入并在中国传播数千年的佛教文化作品。选择富有民族特色的作品进行翻译，有助于促进该民族的文化走出国门，为世界所熟悉甚至认可，也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诚然，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频繁，不少有识之士将许多经典著作英译版带出国门，如古代名著《论语》《诗经》，近现代小说《边城》《阿Q正传》，甚至是现代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等。但是由于翻译者进行翻译的目的、概念不同，同一部翻译作品可能拥有截然不同的翻译风格。换句话说，即使译者选择了一部富有民族特色的文本进行翻译，但结果可能是异化的，也可能是归化的。下面以中国经典外翻典籍《论语》为例。

例一：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理雅各译：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ün-tsze and

the small man.The Master said， “The superior man is catholic and not partisan. The mean man is partisan and not catholic.”

辜鸿铭译：Confucius remarked， “A wise man is impartial， not neutral.A fool is neutral but not impartial.”

吴国珍：The Master said， “The virtuous people widely unite but not gang up; the virtue less people gang up but not widely unite.”

同一篇《论语》，却有许多种不同的翻译风格。这三篇翻译各有特点，但总体来说，前两篇翻译风格更加相近。首先是对君子与小人含义的翻译，理雅各版本给出了一个音译来的外文表达：Chün-tsze，这样的音译与直接使用中文的拼音不同，这样的表达完全西化，是西方读者完全能够接受的翻译表达方式，可以说是一种归化翻译的态度。而后面的两篇翻译，译者均采用直接翻译文字意义的方式进行。 作为一名传教士，理雅各的翻译难以剥离宗教的外壳，因此其选用了catholic与partisan两个宗教性质浓烈的单词来对该句进行翻译，非但不能正确传达原句句意，反而使其严重西化，反而横生了与《论语》完全无关的西方宗教的风格。在批评理雅各翻译失真的前提下，辜鸿铭作为中国早期的学士，有志于将中国儒学经典西传，于是有了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的《论语》。辜鸿铭翻译版本的《论语》能够较为准确地传达原文句意，有助于将中国典籍的意义西传。相较理雅各的翻译版本，其更能直观反映中国文化的精髓。作为现代学者，吴国珍翻译版本的《论语》于2012年出版，在研究了诸多《论语》翻译文本后，吴国珍的翻译可以说更加中化，这不仅体现在用词上，也体现在句式表达上。如前两个翻译版本，译者均采用主系表的链接方式，并在句号分割前后形成两句进行表达，前后两句均为未采用或者未完整采用原文句式，可以说这样的翻译风格明显屈从于英语的形合特点，因此更加符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而吴国珍版本前后采用主谓宾的句式，由两个but进行原文“而”的表达，既符合原文意义，又贴合原文表达，可以说是中式化的表达方式。由此可以看出，三个版本的抵抗式翻译痕迹在递增。

（二）语言的选择

异化翻译意味着外国文本的不同，但只是通过破坏流行于目的语中的文化符号来做到这一点[4]。前文提到，选择文本十分重要，但是翻译所选用的语言对于抵抗式翻译来说则更为重要。如果采用目的语流行的语言风格，那么即使文本选择得当，意义传译准确也无法使得原文文本的文化与语言风格得到传递，更遑论促进文化地传播了。翻译如果只是译出原文的意义，不表现原文的文化内涵，就会丢失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5]。从这个角度来看，尊重原语的文化风格与语法内容，进而实现抵抗式翻译是有意义的。

例二：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理雅各译：How the philosopher Tsang daily examined himself， to guard against his being guilty of any imposition.The philosopher Tsang said， “I daily examine myself on three points：-- whether， in transacting business for others， I may have been not faithful;-- whether， 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 I may have been not sincere;-- whether I may have not mastered and practiced the instructions of my teacher.”

辜鸿铭译：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 I daily examine into my personal conduct on three points;firstly， whe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duties entrusted to me by others， I have not failed in conscientiousness; secondly， whether 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I have not failed in sincerity and trustworthiness ;thirdly ，whether I have not failed to practice what I profess in my teaching.”

吴国珍译：Zengzi said， “I ask myself several times in my daily introspection： Am I not dedicated when handling affairs for others？ Am I not faithful in association with friends？ Have I not reviewed the lessons taught by the teacher？”

具體分析：我们首先来探讨曾子人物名字的翻译，理雅各版本给出的是一个音译的英文的名字，这样一来西方读者更能够接受这样的翻译风格，可以说是一种归化翻译的态度。辜鸿铭版本则直接省去对曾子名字的翻译，以一个笼统的“弟子”形象进行传译，虽然表义正确，但却没有紧贴原文信息，以译文读者更能接受的方式进行翻译，仍然属于归化的翻译态度。吴国珍版本则以汉语拼音的方法对人名进行翻译，这是一种以原文为中心的翻译态度，异化明显。另外，在前两篇的翻译中，译者运用归化的翻译态度来行文，如第一版本的各种连字符与插入语、第二版本的数字顺序行文，都以英语的形合特点进行翻译，十分照顾英语语言读者。而在第三版本的翻译中，吴国珍完全根据原文的句式进行行文，以三个反问句进行直译，既保留了原语言的行文风格，又准确地对文章意义进行了传达。最后，《论语》中的对话式道德教育方法是一种启发式教学，对话方式本身没有一定之规，完全出于对话的实际需要[6]。作为一种对话式的教育文本，《论语》原著的风格以口语化为特点，那么相应的翻译也应该流畅自然，以简单对话的形式出现，而不应繁复化、书面化。在这三个文本当中，只有第三个翻译文本做到了这个要求。因此，在中译英的翻译过程中，除了要考虑文本的选择外，语言因素也应该着重考虑，以防止翻译文本的西化，阻碍民族文化的传播。

四、抵抗式翻译的舍

（一）精英主义思维

“想要在翻译过程中保存源语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差异的译者只能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群体中获得读者。”韦努蒂的精英主义是他自己用于回应对抵抗式翻译质疑的观点。他认为由于抵抗式翻译对译文通顺性的批判，从而丧失庞大的支持群体，因此这一翻译准则只能为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接受。可是韦努蒂对于精英主义没有更多详细的论述，到底如何去评价一个人是否属于所谓的“精英”，只能从他是否受过良好的教育来思考。这一评价标准过于主观，难以对其精英主义进行精准定位，这是其精英主义的第一个弊端。此外，精英主义立场使差异伦理有远离大众的危险[7]。由于群众基础的断裂，其翻译思想本就难以受到更多人的关注，从而就更难形成一种人人想要遵从的社会风尚了。因此，在中翻英的过程中，译者需要审慎对待所谓的精英主义观念，更要做到在推崇本国的文化风尚的同时去获得良好的读者基础。否则，读者基础的缺失，势必会导致翻译文本的阅读量受限，这样一来更加难以谈及语言与文化地传播了。

（二）对于通顺的大肆批判

韦努蒂认为，一部翻译作品越是通顺，那么译者就越是隐身。因此韦努蒂大肆批判通顺对于翻译的评价准则，这一观点与鲁迅的“宁信而不顺”有着相似之处。然而，如果全盘接收其抵抗式翻译的观点，那么文本一旦选定，译者在语言、文体、韵式、节奏、叙事模式等方面背离主流以求新立异，这种与翻译传统断然决裂的译文文本一时很难为大量的读者接受[8]。要求文本的可读性与流畅性并不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文本的可读性与其读者基础息息相关，而传递原文文本的文化语言风格，就是要让其走入异域人的视野中，本不应该与抵抗式翻译的目的相斥。因此，在中译英的过程中，尽力保持文本的通畅性也应受到译者的充分考虑。

（三）审慎对待“极端”

对于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理论来说，其要求的异化程度可以说是极端的。前文提及，韦努蒂抵抗式翻译的两大弊端是精英主义与对译文通顺的不合理批判。这两点都是源自其对于“抵抗”的极端追求。弱势文化的译者在翻译过程必须面临着两难的抉择，要寻求归化和异化之间的一个平衡点[9]。从前文《论语》翻译的例子来看，如果以韦努蒂的要求来进行翻译，翻译文本必定晦涩难懂且语意不通，让读者难以产生阅读的兴趣，这更不利于文化的传播。那么，在归化和异化之间寻找平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对于“度”的把握需要考虑两个方面，即不可因运用抵抗式翻译使得文本难以阅读，也不可完全倾向于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致使文意背离，文章西化。

五、结语

时至今日，抵抗式翻译在中英的翻译中仍然拥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外的广泛交流，越来越多的中国经典文本需要走出国门，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因此这一翻译策略也势必在未来焕发出新的生机。但是韦努蒂有关抵抗式翻译的观点并不应该被全盘接收，我们需要在翻译过程中摒弃其不合理的，保存其拥有价值的，做到对韦努蒂关于抵抗式翻译理论的有舍有取，才是继续运用这一翻译策略的正确态度。

作者简介：闫傲（1996- ），山西人，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研究生。

参考文献：

〔1〕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付仙梅.試论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创新与局限[J].上海翻译，2014（3）：75-77.

〔3〕高慧.论劳伦斯·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策略[J].时代文学，2012（3）：48-49.

〔4〕封一函.论劳伦斯·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策略[J].文艺研究，2006（3）：39-43.

〔5〕谭振华.简论异化翻译[J].时代文学，2009（14）：30-31.

〔6〕马忠，黄建军.《论语》中的对话式道德教育方法研究[J].中国大学教学，2013（4）：68-72.

〔7〕杨镇源.论韦努蒂的文学翻译伦理思想之局限性[J].当代文坛，2013（6）：37-39.

〔8〕任淑坤.解构主义翻译观刍议 ——兼论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和策略[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11）：55-58.

〔9〕张万防.后殖民主义译论的“文化霸权”解构策略的反思[J].外国语文研究，2018（4）：7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