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规制化养育与儿童的文化反叛
——三个中产家庭的童年民族志

安 超，李 强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根据中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正从“倒丁字型社会结构”渐变为“土字型社会结构”，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中产阶层不断壮大[1]。学界对中产阶层的研究也愈来愈多，中产焦虑慢慢成为社会焦点话题。在父母焦灼的目光下，中产家庭的儿童，尤其是独生子女二代经历了怎样的成长过程？儿童作为社会行动的主体之一，又如何与父母“斗智斗勇”争取独立自由的空间？成人与儿童的教育互动蕴含着什么样的社会危机和社会需求？笔者通过童年与教育民族志的形式，探究X家族三个中产家庭的教养方式和童年经验，并回应上述问题。

一、养育互动与儿童发展的主体性问题

近几年，学界对中产阶层“密集型育儿”“直升机式育儿”等过度教育问题的讨论日益增多。马赛厄斯·德普克(Matthias Doepke)综述了美国30年来的养育实践，提出由于不平等加剧，教育回报率提高及子女重要性上升，直升机式育儿(helicopter parenting)——父母高参与度、高时间密集度、高控制度的教养方式成为主流[2]。中国的竞争性育儿方式也渐成气候，表现为早教低龄化、智育倾向明显、跨阶层参与、高代价化特征，并伴随结构性的养育焦虑[3]。很多研究者关注中产阶层过度教育的危害，提出了“兰花型儿童”“优秀的绵羊”“脆弱的世代”等概念。

1.单向度的批评：“兰花型儿童”与“脆弱的世代”

埃利斯(Ellis)和 博伊斯(Boyce)提出，过度教育会培养出“兰花型儿童”，这种儿童具有高敏感性，在逆境中尤其脆弱[4]。马拉诺(Marano.H.E)提出入侵式的家庭教育会付出高昂代价，造就“软骨头民族”[5]。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称美国精英教育体系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绵羊”，年轻人完美无缺的光鲜外表背后是着令人窒息的恐惧、焦虑、失落、无助、空虚和孤独[6]。克里斯·塞格林(Chris Segrin)认为，虎妈式的过度育儿培养了被动、依赖和缺乏创造力的孩子[7]。卢金诺夫(Greg Lukianoff)等提出，过度教育会导致儿童的玻璃心、情感自我中心和非黑即白的价值观，造就“脆弱的世代”[8]。

美国“脆弱的世代”与中国曾经对独生子女一代、二代发出的“在蜜罐里泡大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的批评很类似。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一直在关注少子化时代下中国儿童的教育问题。中国父母的过度教育问题和现代儿童社会适应能力差的问题一直被批判和诟病。关颖指出，中国父母尤其是独生子女父母作为教育者普遍存在着几种认识上和行为上的偏颇,“对子女的教育重视依赖性忽视独立性、重视情感忽视理性，培养目标上偏重当前忽视长远”[9]。很多研究都显示，现代父母溺爱子女在教育方式上表现为期望值高、专制、干涉、娇宠、过度保护，在教育内容方面存在着单一知识化倾向，致使儿童较普遍地出现“无情、无能、无责任感”[10]。包蕾萍发现，学界对现代儿童尤其是独生子女一直存在消极负面的刻板印象。“一个多世纪以来，孤僻、自私、溺爱、自恋、胆小等都一度成为这个群体的代名词，国内外媒体也曾先后用‘小皇帝’‘小太阳’等富有意象性的词语和形象来指代这一群体。”东西方都存在对现代儿童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刻板印象[11]。许敏认为，中产阶级的协作培养从自我出发，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帮助孩子在未来的竞争中抢得先机，从根本上背离了教育伦理解放的使命，将个体引入了“原子式”存在的不归路[12]。通过文献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学界对中产阶层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儿童发展的负面批评，呈现一种单向度的批评倾向，而忽略了儿童的声音。

2.文化互嵌的养育实践与“孤身战术家”

成人和精英视角的强批判立场，更多地关注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亲子效应(parent-child effects)，较少关注孩子如何影响了父母对他的态度——子亲效应(child-parent effects)。事实上，养育行为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儿童也可以争取、创造自己的生活空间并影响父母对自己的教育方式。养育其实是“互育”。很多研究都存在将父母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扩大化的风险，在时间跨度上跃升至成年甚至一生，仿佛人永远也走不出自己的童年、难以摆脱家庭出身的生命底色，忽视了儿童是有差异的、能动性的主体，也就是童年文化的主体性问题。

事实上，中国中产阶层的教育问题因广泛的社会变迁和流动、计划生育政策等更显复杂。中产阶层群体内部差异较大，包含大量中产边缘层和中产过渡层[13]，具有一致的阶层文化意识的中产阶层群体还未形成。洪岩壁调查发现：各个阶层还未形成稳定的文化性情和养育观念；中产阶层父母在经济资本投入上有显著优势，但在家庭教养态度、惯习上却和底层父母无甚差别[14]。也有学者发现，现代养育出现文化交叉现象。田丰发现，中产阶层的家长倾向于采取“杂食性”的文化资本培养策略，且家庭阶层地位越高,“杂食性”的培养倾向愈明显[15]。王淑艳(Wang S-Y)等研究发现，母亲在“成就”(经济独立、学业有成)上强调“独立”，在情感上却又强调依赖[16]。凯勒(Keller)对8个国家婴儿母亲的分析发现，中国、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和印度城市母亲的养育方式主要是“成就自主—情感依赖型”[17]。笔者在田野观察中也发现，中国的养育实践是文化互嵌的，并非直升机式的过度育儿方式可以涵盖。

埃丝特·高(Esther Goh)认为，现代核心家庭存在大人对孩子的情感争夺，催生了一批善于察言观色的“孤身战术家”。祖辈和父辈之间权力关系的多元性、动态性、复杂性会被儿童充分认知、理解并应用，孩子能够利用家人对自己的爱这种关系性资源，应对、抵制来自长辈的要求、压力和惩戒，利用祖辈、父辈之间养育观念的不同，去对付成年照顾者[18]。可以说，儿童在复杂的养育实践中，形成了应对复杂文化差异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还有哪些体现，相关研究比较缺乏。

基于以上探讨，本研究提出以下问题：在中国社会情境下，后独生子女时代的中产家庭父母与儿童如何进行养育互动？是否形成了一以贯之、较为稳定的养育方式？中产家庭的儿童有哪些情境性的童年经验？中产家庭的父母和儿童作为社会行动的主体建构了什么样的养育文化和童年文化？

3.方法：童年与教育民族志

在学界对中产阶层养育方式和儿童发展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成人对于中产阶层过度教育和现代儿童脆弱性的强批判立场，但是最为关键的儿童的声音阙如。儿童的身影进入学术研究视野，社会历史学家居功甚伟。波斯曼《童年的消逝》关注现代童年的转型，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关注童年经验的历史变迁，泽利泽《给无价的儿童定价》关注儿童经济生活的变迁，熊秉真的《幼幼》《安恙》《童年忆往》利用家训、蒙学教材、儿科药房等史料记录中国儿童的生活……儿童逐渐有了自己的历史，尽管是成人为其立传。不过，这些研究主要基于史料而非生活现场。亦有学者提倡基于参与式观察的家庭教育研究。夏林清提倡知识分子关注底层家庭的养育经验，“以家庭为社会田野”进行成长经验反思[19]。贺晓星提出“以家庭为方法”，关注民众的教育生活史[20]。然而，由于现代家庭的私密性，进入家庭现场始终是研究者的难题。本研究试图进入家庭现场开展少子化时代中产家庭养育文化和童年经验的研究。

(1)家庭教育生活史

为了回答上述研究问题，笔者以山东省泰县鲍村X家族三个中产家庭为对象开展质性研究。X家族历史可考至清朝咸丰年间第七世，现已绵延至第22代。笔者选取了第22代的三个“00后”及其所在家庭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教育民族志的方法，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影像与文本分析法等技术路径，记录了三个家庭(基本情况见表1)的教育生活史。教育生活史是在特定社会历史的情境下，以教育参与者自身所经历的事件，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体现个体的价值生命，呈现教育生活的鲜活内容[21]。资料来源包括家谱、家族生活照片、房屋摆设、父母育儿日记和儿童作品、玩具、藏书、家书、影像记录等。本研究中的童年阶段指涉儿童3—15岁的幼儿园、小学和初中阶段。

表1 三个中产家庭基本情况表(2020年)

这三个家庭按照家庭年收入和父母职业地位来看，昊昊家属于当地的精英中产家庭，欣欣家属于当地较为稳定的普通中产家庭，壮壮家属于当地的过渡中产家庭。笔者与这三个家庭有五服之外的亲缘关系，作为远亲有进入家庭研究现场的便利，在2015—2019年期间利用寒暑假在昊昊、欣欣、壮壮家分别住了一个月开展参与式观察，曾扮作“家长”在三人参加的课外培训班分别观察了两天。笔者访谈了三个家庭主要成员及其亲戚朋友共20人，访谈时间1—4小时不等。笔者长期在外地工作，已属于X家族的“异乡人”，一定程度上符合“他者”的身份，而不完全是熟人，既有进入研究现场的便利，也能保持旁观思考的立场。由于研究对象众多，技术路径多样，三角验证的渠道多元，因此保障了研究信度。为保护被访者隐私，文中所有姓名均为化名。

(2)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早期的心理学家在研究父母养育方式时形成了一些经典的类型化总结。鲍姆林德(Baumrind)把父母养育方式划分为三种类型：权威型、专制型和放纵型。他发现，权威型父母培养出的儿童适应性最好，具有高自尊、高能力、内控性强；专制型父母培养的儿童通常情绪低落、易怒、不友好、缺乏目标；而放纵型下的儿童则较冲动、攻击性较强、以自我为中心、独立性差、成就不高。麦可比(Maccoby)和马丁(Martin)在鲍姆林德的研究基础上将父母养育方式划分为四种类型:专制型、民主型、溺爱型与忽视型。这种分类至今仍然在学界沿用。

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把养育活动分为生理性抚育和社会性抚育：生理性抚育包含生殖行为、喂养、对生活的供养，提供生理和亲密情感的需要，主要由母亲负责；社会性抚育是社会知识、经验、行为方式的传递，主要由父亲负责[22]。涂元玲把养育实践分为生理性养育、情感化养育、道德化养育和礼仪、规范化的养育[23]。中内敏夫指出，日本传统中的“教育”一词等同于“养生”，同时包含了养智、养德、养身、养财四个方面，养生包含了智慧的传授但不包含知识的传授[20]。

综合以上学者对于养育方式的界定，本研究从养身(生理养育)、养知(智识教育)、养艺(技艺教育)、养闲(闲暇教育)四个方面来考察中产家庭的养育互动实践。考察层次包括养育观念、养育期待、养育行为三个方面。养育观念是人们对养育孩子所持的信念、态度、儿童观、亲职观等。养育期待是抚养者在育儿活动中所强调和鼓励的、期望子女能够具备的品质或能力。养育行为是父母在教育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手段、策略，比如喂养方式、角色分工、沟通语言、文化资源的获取和使用(玩具、书籍、补习班、培训班、兴趣班等文化产品的购买等)等。

二、安全城堡里的父母与孩子们

改革开放之后，X家族的“70后”“80后”子弟或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接触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跻身于中产阶层之列。已经过上中产生活的独一代，既不想子代回落到体力劳动阶层中，又不想孩子再经历自我压抑的“苦学”，都各尽所能为孩子铺好后路。不过，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X家族三个中产家庭的教育策略、教育期待和儿童状态产生了分化。

1.精英中产：“独一无二的你”与“平庸的我”

子春戏称自己有“洁癖”的职业病，眼里容不下脏乱差。为了让孩子安心学习，子春承包了所有家务。昊昊很少做家务，自己的衣服包括内裤、袜子都交给母亲洗。在衣食方面，昊昊也不挑剔，“认命了，我妈就这样了，反正吃穿什么的我也无所谓，她高兴就好。不听的话，她反而叨叨个没完，没必要”。昊昊从来不跟妈妈正面对抗，但也不“亲昵”。

为了改善亲子关系，子春报名参加了市面上学费动辄几万的家庭教育培训班，购买了很多育儿书籍放在床头，比如《正面管教》《告诉孩子你真棒》《好妈妈胜过好老师》《发现母亲》《孩子你慢慢来》等。在育儿日记里，子春记录了一些读书体会：“每个孩子都是平等而独特的，世上没有一片叶子是重样的”；“父母是孩子一切问题的根源，爱与自由是唯一的答案”；“孩子在父母这里要感受到无条件的爱、支持、陪伴、允许与宽容”。

在养育观念方面，子春说自己比较民主，会充分尊重孩子的需要，也不给孩子过多压力和过高期望，没有逼着昊昊报各种补习班。反而是昊昊看到同学都有“十八般武艺”，在三年级的时候主动要求报班学习国画。子春每堂课都会陪着孩子去，虽然在教室后面坐等的过程很无聊。对昊昊的习作，子春会极力夸奖，并细心装订成册。但昊昊不觉得骄傲和开心，因为“那是模仿老师一步一步画出来的，画错了、画坏了，老师直接帮忙改”；“拿回家的画每一张都很漂亮，却没有我自己的想法在里面，现在的我，已经再没有拿起过毛笔了。当我再拿起毛笔时，我可能连一朵花的画法都记不全了”。一年后，昊昊退出了兴趣班。

昊昊四年级的时候，学校安排父母给孩子留言，子春写道：“孩子，身体健康、心情愉快、乐观生活是最重要的，你永远是妈妈的骄傲。不管你表现如何，我们对你的爱不变。”虽然父母一再鼓励说“你是独一无二的”，但昊昊的自我认同感仍然很低。他经常偷偷担心自己未来能做什么，好像一直长不大。

我学习成绩一般，但我妈说慢慢来，不要在意别人家的孩子有什么成就，别人好不好并不能影响到我的生活。我父母只是鼓励我自己去尝试，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但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我身边有很多很优秀的、多才多艺的朋友。我就很平庸，什么都做不好，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昊昊)

子春也觉察到自己的教育理念与现实格格不入，发现孩子并不适应国内的学校生活，计划给孩子换一个更为自由的学校环境，长远计划移民国外。尽管子春笃信这种独一无二的个性教育，昊昊也相对轻松地长大，但是母子二人都不快乐。子春需要不断寻求心理专家的帮助来消解内心的压抑和对孩子不适应学校生活的担心。昊昊觉得自己平庸无能，辜负了妈妈的爱，一点也不觉得自己“独一无二”。

2.普通中产：“平平安安就行”与“没有长性”

欣欣(2006—女—初中生)的父亲是县城公务员，母亲是当地某公司高管。两个人月收入约3万元，远远高于当地家庭平均收入水平，有车有房，生活富足。父母很关爱欣欣，对孩子未来的发展要求不高，不想她“飞得太高、飞得太远、飞得太累”，已经为她计划了一条安稳的发展路线，希望她能上个离家近的普通大学，回小城找个稳定的工作，千万不要嫁太远，以方便彼此照顾。

欣欣的妈妈钱芳(“70后”—专科—企业高管)从公司底层销售人员打拼至高层管理人员，深知女人在外面打拼的辛苦，再加上欣欣从小体弱多病，她非常不放心女儿。钱芳把孩子的生活起居安排得井井有条，规定欣欣上学几点起，穿什么衣服，周末上什么补习班……欣欣上小学的时候，妈妈怕她中午吃不惯学校的盒饭，雷打不动地给孩子送切好的水果和酸奶。对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欣欣不堪其扰，还抱怨母亲造成了自己拖拉、没有主见、没有长性的缺点。

由于水牛乳物理性质受到品种、饲养条件及测定方法等因素影响，各报道中水牛乳物理性质存在较大差异，就现有水牛乳物理性质相关报道整理如表4。

我上小学的时候，一到午休，我妈就来学校喂我吃水果，连皮都给剥了。到五年级了，我妈还帮我穿衣服。吃饭时妈妈还给我夹菜，说我挑食不吃菜，嘱咐我吃这吃那。我妈对我太好了，让我从小没有什么可考虑、可争可抢的，但我也逐渐成长为一个没计划性、依赖性强、能拖就拖、行动力为零、做事犹犹豫豫的人。(欣欣)

欣欣的学习成绩处于班级中游，学习兴趣很广泛，但对什么都是“三分钟热度”。欣欣学习过游泳、画画、毛笔、舞蹈、英语、奥数……凡是欣欣提出想学的，父母抱着“孩子开心就好”的心情，打听最好的兴趣班给她报名，无论多贵都毫不犹豫地砸钱。可是，欣欣都是半途而废，没有坚持下来。欣欣父母虽然遗憾，但并没有多加责备。

小时候参加了各种特长班，像画画、书法、舞蹈，都是学到皮毛就放弃了，现在看到同学弹钢琴特别厉害、特别美的样子，又后悔当时没有听妈妈的话，没有坚持下来。(欣欣)

欣欣爸爸是个女儿奴，并不希望女儿离家太远。“女孩子家，不用那么辛苦，最重要的是安安稳稳的，长大了能够找个好人家。我们两口子都有退休金，就这一个闺女，以后房子也是她的，用不着她挣钱养老，关键以后挑个好女婿，对她好一点，她平平安安的就好。”访谈时欣欣的大伯在旁边帮腔：“大城市女孩子打拼太辛苦，不放心，我们也帮不上忙。小孩有出息跑得远，靠不上；没出息也靠不上。不能辛辛苦苦养一个闺女以后不见人影了。”父辈早早看穿了社会现实的无奈和残酷，看到了平民大学生在大城市生活的窘迫，由于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做后盾，并不期待女儿出类拔萃，早早为女儿选择了一条可以在父母“眼皮子底下”的安稳之路。父母毫无保留却想“挽留”的爱，是在有限洞察了社会现实之后，用情感把孩子绑在身边的稳妥选择。然而，备受呵护的孩子却并不领情，指责父母是自己缺乏独立能力的“罪魁祸首”。

3.边缘中产：“最好的都给你”与“蔫蔫儿的”

比起昊昊父母的“佛性”和欣欣父母的“任性”，壮壮(男—2013—小学生)的父母是最有计划的。壮壮的父亲子秋读书不好但头脑灵活，初中毕业就闯荡社会，“没读过几天书也混成了小老板”，但生意太忙顾不了家。壮壮的母亲孙萍没有考上大学，但社交能力强，是丈夫生意的好帮手，一边在家经营网店，一边带孩子。虽然家庭收入不错，但做生意受市场影响大，相比前两个家庭有“旱涝保收”的体制内工作兜底，壮壮家经济风险最大，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中产边缘层”。夫妇二人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和未上过大学的教育补偿心理，话里话外要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条件”，绝不能“比别人矮一头”“让人看低了”。

孙萍怀孕时就购买了各种早教产品：识字识数入门、英文绘本、连环画、地球仪等各种心智开发读物和玩具；家里的墙上钉着很多识字、拼音、英语、唐诗的彩色图画。由于孙萍在家经营网店，客厅即“仓库”，家里到处堆放着衣服、化妆品等货物和快递单、包装盒。各种儿童读物的残页和玩具散乱在地。家里没有安静的学习环境，孙萍也需要及时处理网购订单，就经常把壮壮放到同一个小区的爷爷家。爷爷竭尽所能督促壮壮认字、识数，专门买了一个小黑板教孩子写字，用糖果、冰激凌、玩具等作为学习的奖励，每次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路上，也不忘教孩子背唐诗。

每到周末，孙萍就送孩子去市中心的兴趣班学习画画、书法，风雨无阻。子秋夫妇的收入属当地中等水平，家里开销很大，但他们愿意全力支持儿子学习画画。“只要他有兴趣，花再多的钱我们也心甘情愿。”家人把壮壮的画作贴在客厅墙上，用手机拍下来发到朋友圈里。儿子的画作是子秋的精神支柱。他向我展示手机里的照片：“在外面累了，翻翻孩子画的画，你看多漂亮，就什么苦都忘了，孩子比我有出息。”

为了让壮壮去县里最好的小学读书，子秋花了不少钱，动用了不少关系，千方百计为壮壮提供最好的外部环境。“我们两口子再努力，没有文化也就这样了，最好的条件给壮壮安排好了，做父母的劲儿都使完了，剩下就看个人的命了。”夫妇两人很担心壮壮的未来，但不敢有过高奢望：“壮壮的脑子我了解，聪明也不是很聪明，以后清华北大咱不敢想，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学得上，男孩子要去外面见见世面，学一门技术回来，我们俩走了(死了)，他也能养活自己。”

子秋不担心壮壮的学习，却担心他的性格。壮壮总是“蔫蔫儿的”，学习的时候总是“耷拉着头”“提不气劲儿”，也不爱与人说话沟通，不爱跟别的小孩玩，一有空闲时间就摆弄自己的玩具，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言自语。孙萍害怕孩子得了“自闭症”，带着孩子偷偷去看医生，医生诊断说不是。孩子性格内向成了夫妇二人的心病。“性格内向以后到社会上吃不开。”夫妇二人在改变孩子性格上无能为力，只能尽力为孩子铺好后路。“我们在县城也买好房子了，给他存了一笔钱一直没敢动，以后在外面混不好还能回来。”子秋半带忧心、半带骄傲地说了自己的打算。

通过三个中产家庭的比较，我们发现，由于中产阶层内部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X家族三个家庭的养育实践和童年经验产生了分化：精英中产家庭基于雄厚的经济文化实力，选择了相对“民主”的教育策略，尊重孩子并放弃过高的教育期待，但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并不高；普通中产家庭基于“平安就好”的满足和留孩子在身边养老的想法，采取了随意随性的宠溺教育策略，却造成孩子的行动力和意志力薄弱；边缘中产家庭基于教育补偿心理，努力为孩子创造最好的物质条件和外部环境，但没有时间陪伴孩子，难以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

殊途同归的是，三个中产家庭在物质支撑和教育投入方面都做出了最大努力，为孩子构筑了一个安全城堡。比起“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三个家庭更希望孩子有一个“安稳人生”而不奢望“出类拔萃”。“安稳人生”这种中规中矩的教育期待和中产父母的生计忙碌，造就了独二代“半规制化”的童年——孩子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成人的管控下，但也拥有一些自由空间。

三、儿童的秘密世界和文化反叛

成人用绵密细致的爱构筑的安全城堡，对孩子来说足够安全却了然无趣。来自成人的过度保护和学业压力，让他们急切地寻找释放精神压力的出口。孩子们试图在父母“眼皮子底下”创建另一个秘密和冒险的自由王国。盲盒橱窗、乐高玩具、暗黑文学、电子游戏为儿童打开了大人意想不到的世界，儿童在这里安放自己的秘密、寄托自己的孤独、表达自己的叛逆、展现自己的魅力。

1.盲盒橱窗：关涉儿童尊严的身份玩具

阿里森·普赫认为，儿童消费文化的本质是一套“儿童尊严经济”：儿童需要通过流行的玩具、游戏等商品及其衍生物，来与同伴进行社会互动，是儿童获取同伴认可、个人尊严、身份认同、群体归属的价值砝码。现代父母也需要借这套“尊严商品”来辅助亲子互动[24]。

三个中产家庭的父亲由于工作原因很少陪伴孩子，为了表达父爱和补偿孩子，就经常购买大量玩具、衣服、零食来维系亲子关系。昊昊卧室有一个书架摆满了漫威盲盒，壮壮家里到处摆放着乐高玩具。这些玩具架是孩子们神圣而不可触摸的领地，是他们不会说话的“伙伴”，也是他们借以与同伴炫耀和交流的资本。

盲盒(Blind Box)是一种诞生于日本的玩偶收藏游戏，各种样式的玩偶装在看不见物品的盒子里。购买盲盒就像抽奖，运气好会买到经典款甚至限量珍藏版，运气不好只能抽到重复款。这种靠“手气”的盲盒收藏风靡青少年群体。昊昊是漫威迷，他的大多数零花钱都用来购买漫威盲盒和电子游戏币。他已经收集了300多个漫威模型，花销逾万元。昊昊觉得自己患了“强迫症收藏癖”，虽然大多数时候只能买到重复款，但仍对购买漫威盲盒上瘾。当他抽到漫威隐藏款“寡姐”时，恨不得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好运气”。朋友圈齐刷刷的点赞让他非常开心。每次看自己精心布置的盲盒橱窗，昊昊感觉“好像拥有了全世界”。游戏盲盒不确定的刺激感，抽到限量款时的同辈艳羡和重复收集带来的“安全感”，是昊昊持续投入盲盒购买的动力。对昊昊的“收藏癖”，父母都没有干预。子春觉得：“有个爱好总比没有爱好强，比沉迷电脑游戏要好，无非就是花钱买个玩具。”赵伟有时出差回来也会购买盲盒送给儿子：“这就跟我小时候买方便面收藏游戏卡是一样的，图个乐儿。”

7岁的壮壮最爱的是乐高拼装玩具。从3岁生日时爸爸送他第一个乐高玩具开始，壮壮现在已经拥有乐高玩具的城市系列、火星探测系列、火车系列等20多套，花销近2万元。乐高主题玩具是市面上最复杂多样、参与性最强、最烧钱的儿童玩具之一。乐高玩具是壮壮的“底线”，坚决不借给其他人玩，大人不许拆也不许挪地方，是不容别人侵犯的绝对领地。虽然很烧钱，但子秋夫妇很支持。子秋的很多生意伙伴也给孩子买乐高，因为“这个外国人设计的玩具特别能培养孩子的创造力”。母亲秋萍也非常支持，因为壮壮一拼乐高，“安安静静一个下午就过去了”，解放了她的时间。

对于儿童消费的问题，两代人的理解并不一样。对父母而言，盲盒、乐高作为成人的礼物，是亲子之爱的工具性表达，是情感和疼爱的物质象征。而对孩子而言，玩具不仅是打发时间、放松娱乐的工具，更是一种与身份认同、社会互动、情感寄托、创造能力紧密相连的、有“生命”和“感情”的伙伴。与玩具“伙伴”相处的时间是儿童放学、完成作业后真正的自主闲暇，关涉个体特殊的私密性体验。事实上，玩具只是游戏中的一个要素，在童年经验里，其情感价值和社会意义远高于其实际价值，而成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

2.英雄儿女：儿童网络游戏的冒险本质

玩具虽然“烧钱”，但却是父母默许的童年要素。同样是玩耍，电子游戏就是父母眼中的“洪水猛兽”了。施皮茨尔提出了“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概念，把网络时代之前成长起来的成人称作“数字移民”；把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称作“数字原住民”。数字原住民生活在一个被电脑、手机等数字科技包围的时代，并无时无刻不在用信息技术进行人际互动[25]。赵旭东认为，儿童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快速地取代了孩子对于母亲角色的依恋，使天然的家庭依赖感遭受到了无以抵抗的瓦解，甚至导致了“恋机仇母”的现象[26]。父母想借助电子产品上的教育APP、电子绘本、动画视频等资源来教育小孩，孩子们却沉浸于游戏世界。

昊昊、欣欣都沉迷网游。王者荣耀、和平精英、英雄联盟、吃鸡和QQ飞车是他们最常玩的游戏，其中，以王者荣耀最受欢迎。昊昊是个男生，但在王者荣耀里选择了一个冷血少女角色“阿珂”(原型是“荆轲”)。在班里成绩排名一般的他，在游戏世界里披着战甲，带领队友杀伐决断、叱咤风云。在QQ飞车里，昊昊非常骄傲地说自己是所在玩区车队副队长，战绩斐然。欣欣的网名叫“美女残血反杀”，在荣耀里的游戏角色是以月亮女神为原型的露娜，拥有一套暗黑系的华丽服装——哥特玫瑰，就像带刺的黑玫瑰，神秘莫测且暗藏杀机。一玩游戏，自觉平庸的昊昊和自称行动力为零的欣欣就像“变了一个人”，整个人都在发光，而且绝不能“掉线”。一掉线，就会受到联机队友的群嘲和游戏规则的惩罚。

笔者加入了他们的游戏后发现，这些剧情游戏包含大量刺激、挑战、冒险性的“关卡”，需要与同伴紧密互动和合作才能“过关斩将”，极大地调动了儿童的积极性。父母担心的是沉迷网游会损害视力和身体健康、影响学习，但意识不到儿童所喜爱的游戏，是与冒险、探索和创造性体验紧密关联的——儿童在游戏里找到了一个更加平等、自由、富有挑战性的世界。平凡的昊昊和欣欣，在游戏世界里实现了生活中不可企及的“英雄梦”——作为英雄、侠女与敌人周旋，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敌人“战斗”，还能保卫和拯救“队友”，这种英雄历险记好像就发生在自己身上，一种冒险的魅力和与伙伴共进退的集体意识牢牢吸引着他们。

3.暗黑文学：儿童文化反叛的隐秘形式

孩子们还有一个不为父母所知的更为隐秘的世界，他们追逐、创造了“暗黑文学”，与光明世界悄悄为敌。“暗黑文学”包含犯罪、恐怖、耽美、宫斗、穿越、魔幻等各种离奇古怪的文艺形式，充满了暧昧、血腥、恐怖、邪魅、妖灵等黑暗气质。比如：恐怖、盗墓和吸血鬼系列，如《盗墓笔记》《暮光之城》《吸血鬼学院》《少狼》等；校园推理和黑色侦探系列，如东野圭吾的《放学后》《解忧杂货店》《嫌疑人X的献身》等；日本神秘、搞笑、热血动漫系列，如《你的名字》《天气之子》《萤火之森》《冰菓》《火影忍者》等。这些书和动漫大部分都是孩子背着父母看的。为什么喜欢看？昊昊觉得“刺激”，欣欣觉得“好玩”。

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也是孩子们喜欢的小说。比起象征智慧和正义的邓布利多和哈利黄金三人组，昊昊和欣欣更爱邪魅的黑巫师伏地魔、狂狷傲慢的马尔福和神秘精灵的露娜。在孩子眼中，亦正亦邪的少年妖灵，虽然不是道德榜样，但具有非凡的魅力、特立独行的个性和神秘莫测能改变命运的力量。对邪魅、神秘气质的崇拜，是他们对学校和社会以成绩、道德等为正能量评判标准的反叛，也是对平庸无趣生活的抗议。

与暗黑文学一同兴起的是火星文。火星文指地球人看不懂的文字，是由符号、繁体字、日文、冷僻字或汉字拆分后再组合而成的非正规文字。昊昊、欣欣与朋友的微信聊天充斥大量奇怪文字。昊昊的网名叫“刀因她遗憾”，同学的网名有“一头鸽子”“小语又饿了”“神说云瑶”“抱歉，屎断了”“魂斗罗”等各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奇怪叫法。欣欣父母表示“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就是想去了解，也完全看不懂，不知道乱七八糟地在讲什么”，这就是孩子喜闻乐见的结果——“我妈完全看不懂，这是我们的暗号”(昊昊语)。模糊不清的语言，荒诞不经的内容，从形式到内容完全让成人晕头转向——火星文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让成人看不懂的。

总而言之，“00后”对于成人世界的反叛来得更加隐秘。压抑的儿童在父母和学校看不到的地方，用玩具构筑的“绝对领地”，用游戏中的英雄角色，用暗黑文学和火星文字的神秘与戏谑，用一种介于反抗和娱乐之间的、与父母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将成人世界驱逐在外，有意无意地作为光明和纯洁的对立面，建构了新生代的文化反叛形式。

四、中产阶层教育的文化陷阱

从上面三个家庭的亲子互动与童年经验来看，X家族的中产父母虽然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但并没有产生媒体渲染的过高的教育期待和教育焦虑，注重对孩子文化品位的培养，也能一定程度上给予孩子一些自由空间，造就了一种“半规制化的童年”。但是，年轻父母仍然缺乏深思熟虑的文化反思，较为依赖市场提供的科学、文化、娱乐商品，而且呈现出盲目的文化补偿、囫囵吞枣般的文化杂食特征。这种文化杂食主义与中产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也与消费社会对于“焦虑”和“幸福”观念的贩卖有关。

1.牺牲式陪伴的成人代价

独一代在成为父母之前，大多在学校中度过，不再生活在村落和家族中，没有育儿的经验性知识。他们成为父母后，求助于书本和科学是最方便的选择。随着科学育儿观念越来越流行，育儿经验从一套身体化的传统经验变成父母需要学习的外在科学知识。身为医生的子春对于科学育儿知识的过度迷信，妨碍了自己和孩子的真正成长。

子春推崇的自由教育，是以牺牲母亲个人的自主发展为代价的：为了照顾孩子，子春换掉工作，限制了自我发展，导致自己处于经济依赖的不利处境和家庭经济抗风险能力的降低，努力爱小孩的同时隐含着压抑和失落；她努力要做一个随时了解孩子、倾听孩子、回应孩子的母亲，给孩子营造了一个虚假空间，“不管你表现如何，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优秀的，谁不认可你，爸妈也认可你”，让孩子错过了危机体验和错误反思的成长机会；她把全副身心都放在孩子身上，“为什么偏偏管你而不去管街上的路人呢，因为他们和我没有关系，我只关注我自己的孩子”，离开了自己擅长的工作岗位，削弱了与公共生活的联系，将孩子和自己都禁锢在狭小的家庭空间里，窒息了更广阔社会空间里的爱和自由——大人和孩子都渴望与家庭之外的他人和广袤的世界有更亲密的联系。

子春信奉的科学育儿和完美母职观念早已有之。从19世纪末至今，心理学家一直在强调早期教育和母子亲密关系的重要性。弗洛伊德提出成年人的心理障碍是童年创伤的结果，与母亲的教养方式极其相关。华生提出早期训练的差异会造成儿童更大的个体差异。哈洛(Harlow)、安斯沃思(Ainsworth)、鲍尔比(Bowlby)提出了儿童依恋理论，强调母婴关系对儿童人格的影响。现代专家提倡，“好母亲”要学会利用心理控制与沟通而非体罚，在放纵和限制中间取得平衡，比如“自如的控制，对能力的高要求，辅以温柔的态度，愿与子女沟通，倾听子女心声，表达父母自身观点的意愿”，要求父母能够了解子女并且随时解决问题[27]。这些理论确立了早期教育尤其是母亲养育的合法性——“童年经验决定人格”“母亲角色非常重要”，是科学育儿浪潮和完美母职观念的伏笔。但是，这种观念不断要求父母乐观、坚定、温柔地对待孩子，忽略了妇女在就业市场的困境和女性在照顾与工作之间的冲突，忽视了成人面临的工作压力和社会困境，加深了父母对于个体教育力量和科学知识的痴迷。

2.身份与情感的商品化表达

本研究还发现，三个中产家庭的教育消费和童年消费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亲子情感极其需要借助物质工具来表达。伯娜丁·徐指出，儿童群体塑造了庞大的消费市场——他们自身当下的消费构成了儿童消费市场；他们对父母的消费影响力推动了成人消费市场；他们的成长也塑造着未来的消费市场。这种将孩子作为消费主体的观念导致了恶性循环：以消费来维系的亲子关系必然会产生裂痕，而修复这一裂痕的唯一方法就是父母继续为孩子消费[28]。中产家庭对于教育和文化产品的渴望，被消费社会以“科学”“爱”“幸福”的名义驱动，这种消费观念对于家庭和亲子关系的入侵，给父母和儿童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景军指出，整个消费文化都在建构一种“消费等于幸福”的观念，将商品和高智商的成就、家庭和睦、身体健康，以及童年的欢乐联系起来[29]。消费社会往往将儿童产品的贩卖与儿童的心智成就联系起来，并言之凿凿援引科学理论来背书。例如，商家把乐高玩具与儿童创造力发展联系起来；欣欣、壮壮所报的特长班都用了一些时髦的科学词汇来进行包装，如语言开发、思维培训、启蒙认知等，并引用专业知识如蒙台梭利的儿童敏感期理论来彰显权威。儿童消费成为大人对孩子情感补偿和表达的方便之举，成人不断地通过物质方式，比如食物填塞、玩具收买等来维系亲子关系或彰显家庭幸福。

尽管在育儿策略和教育期待上，三个中产家庭存在差异，但在儿童消费上，他们都是文化商品毫不吝啬的买单者。子夏夫妇二人的工作非常忙，陪孩子读书的时间很少，但“该买的书不能少”。子夏家里书架上很多书非常干净，甚至还没有拆封。这些书的内容非常驳杂，大体分为三类：一是营销、教育、心理学书籍，如《德鲁克管理思想》《育儿百科图谱》等；二是宗教和传统文化书籍，比如《现代因果实录》《地藏菩萨本愿经》等；三是儿童读物，包括成套的《十万个为什么》《儿童国学诵读经典》等。子秋的家庭处于边缘中产阶层，没有生产资料可以依靠，职业变动频繁，没有稳定的心理认同，特别需要依靠文化消费来获取身份认同。中产阶层常常基于地位焦虑寻求各种外在的文化形式作为心理安慰，这些文化和艺术形式不是作为一种兴趣力量的需求，而是一种类似情调或生活方式的身份商品。布尔迪厄称预备中产阶层盲目的、补偿性的文化追逐为“由不加辨别的崇敬引发的纯粹而空洞的良好意愿”“文化颠倒/误判(allodoxia)”，对上流文化过度追逐和浅薄模仿，常被上流社会歧视为“拙劣的模仿者”——“他们似乎只有生活方式，而没有生活”。“为了表现得像中产阶级，他们将大量的金钱投入到合法文化产品和文化实践的次级形式中——游览古迹和城堡，阅读科学和历史普及杂志，在家里设计烹饪角、用餐角、卧室角，扩大可利用空间，制造各种形式的赝品……用各式各样的手段使得自己的家和自己看起来比真实的更好。”[30]

年轻父母和孩子依靠现成的与花样翻新的食品、玩具、文化产品来表达自身，但这些产品并非他们的创造物，家庭和亲子关系被货币化了。这些转变说明儿童的价值、亲情的价值、文化的价值越来越受到货币和消费的形塑。与身份表征相关联的文化消费，使得“爱”“幸福”被物质化，人类情感价值持续受到商品关系入侵的威胁。同时，“即时满足”甚至超前满足的物质化幸福观，削弱了人类在进化历史中形成的应对风险和磨难的能力和意志力。父母很难让儿童体会到：幸福不是当下即得的“东西”，而是人们在付出努力时的副产品。

3.为子代规避风险的风险

从本研究的田野观察来看，出生在生育高峰时期、经历了激励竞争的“70后”与“80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少子化的社会生态中，为了孩子的人身安全和排除孩子成长的风险，有意无意地产生了对儿童的过度保护心理。在生活上，父母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在教育中，父母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设计和兜底性的经济准备；在闲暇时间，孩子被禁锢在家庭、游乐场、玩具、手机、电脑等有限的室内空间或虚拟空间里。家庭变成了危险世界中的避风港湾，而不是帮助人通向广阔社会的桥梁。卢梭认为，希望孩子不遭受自然法则的危害会使孩子在遥远的未来无法面对真正的危险和苦难[31]；比斯塔也提出，对风险的规避弥漫于当代教育，“这种试图使教育成为一个运行完美的机器的做法，在多数情况下，为此付出的代价会很高，最终都使得教育转而反对其自身”[32]。本研究中的父母不辞劳苦为子女遮风挡雨，反而让孩子产生了低自我效能感、弱行动力和社交障碍，并激发了孩子们的秘密反叛，这是父母始料未及的，也是掌控不了的。

家长为了规避风险而时常处于戒备状态，在心中筑起高高的篱笆，将成人觉得威胁孩子的事物和不适合的活动挡在家庭和学校之外。比如，怕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就没收手机电脑，甚至把孩子送去网瘾戒除机构；怕孩子出事就减少户外活动，用更安全的塑料玩具或可以随时监控的游乐场来填补，导致孩子户外玩耍的闲暇越来越少。然而，成人提供的世界越安稳有序，儿童就越想拥有秘密的冒险体验。由于成人监督下的闲暇活动越来越缺乏野性、趣味与生命力，缺乏自然、自由的空间，缺乏一种特殊的隐私感和纯个人反思、做秘密白日梦的机会，因此儿童与身俱来的攻击性、社会性的一面得不到合理释放，只能沉迷到更具刺激性、神秘性的玩具游戏和网络游戏中来打发空闲时间、实现同伴交流和展现个人魅力。

五、规制化教育的限度与非规制化教育的价值

从三个中产家庭的情况来看，在中国现代化和个体化进程中，核心家庭的小舟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由于缺乏公共支持和家庭、工作以外的社会参与，无论是大人还是儿童，都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教育和心理困境。最重要的是，中产父母更多地注重了常规化的教育，而忽视了非规制化教育的价值。教育人类学家博尔诺夫提出：教育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连续性教育是循序渐进、成人不断塑造儿童趋向完善的过程；非连续教育是指教育过程中的非连续性事件，比如较大的、威胁生命的危机，对全新的更高级生活向往的突然唤醒、号召，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告诫和对今后生活举足轻重的遭遇等[33]。博尔诺夫认为：“人类生命过程中非连续性成分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对连续性发展的观念趋于破灭或者至少表明有很大的局限性。”[33]连续教育与非连续教育在现代中产家庭中的张力，体现在常规性教育与非常规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常规性的家庭教育越来越规制化、专业化、科学化，而能调动儿童的冒险意识、英雄精神、伙伴情谊、创造能力的非常规性家庭教育越来越少。

1.知止：科学知识和常规教育的有限性

中产阶层走出教育困境和焦虑的第一步，在于“知止”——认识到规制化教育和科学知识应用的限度——个人和教育都不是万能的，无限膨胀的个人和教育价值，反而会让自己和孩子堕入深渊。而父母们笃信的科学知识往往是去情境化的“相关性关联”阐释，并不具备普适性。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对于儿童人格的关键影响，是近百年来现代教育和心理科学的基本假设，一直以来很少有人挑战。哈里斯(Harris)在《教养的迷思》中提出异议：“专家们”是错的，父母以及以父母为核心的家庭，并不能对孩子的人格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既有研究存在方法论问题——心理学研究往往难以剔除所有因变量，“相关性关联”容易被媒体和民众过度推论称“因果性关联”。即使父母可以给孩子安排一个经济、文化地位较高的环境，儿童的外貌、天生的性格气质等种种无法预测的因素都会影响他在同辈环境中的社会化过程，也不能确保其他人对儿童的影响就是好的[34]。即使最完美的、最具计划性的父母也无法控制众多偶然因素。

另外，少子化时代核心家庭的最大教育陷阱就是难以克制的“过度”之爱。马卡连柯认为，教育独生子女要比教育几个孩子困难得多，这种情况下，对孩子不幸的恐惧总是压在父母心头，剥夺父母应有的平静，也很难遏制对孩子的爱。集中到一个孩子身上的关怀，往往会超出有益的范围，使父母的爱带有“神经质”，容易把孩子培养成暴君和利己主义者[35]。郑也夫也提出，父母的多重情感——爱、恨、怨气、梦幻、愿景、理想投身于一人，是独生子女生命不能承受之重[36]。当父母为了确保孩子的“安稳”“优秀”而不断加速时，儿童的内在驱动力就削弱了，父母养育小孩的内在乐趣也消失了。事实上，过度教育是环境和教育决定论的现代变体、内涵窄化与实践误用——本质上是对儿童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不信任，也是个体对儿童成长环境复杂性的低估。

2.联合：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寻求支持

“只要妇女依然被排除在社会生产劳动之外，而仅限于家庭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37]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两条路：一是妇女参与社会生活；二是家务劳动社会化。直到今天，他的思想仍然充满洞见。女性的家庭劳动和养育劳动虽然属于社会劳动，但因其不是资本性生产，且局限于私人家庭之内，加上中国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其价值常常被贬低。中产阶层的全职妈妈选择牺牲个人生活，从事重复性的家务劳动，容易导致社会能力退化、心理落差大和与配偶、孩子的情感冲突，最终不利于家庭教育。

在传统社会，家庭必须依赖家族或者村落生活，儿童教育依靠“亲缘喂养”和“村落共育”。现代核心家庭的女性失去了亲缘和村落支持，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容易陷入独木难支的困境。因此，女性重新寻求家族、社区、单位、网络等社会支持，显得尤为重要。X家族的部分女性正试图回归到大家庭和社区生活中，寻求亲属和社区成员的支持。子春开始放弃昂贵的、市场化的教育心理咨询，加入社区父母之家，在社区里寻求情感共同体，为社区提供公益服务，重新找到人生价值。子夏夫妇也意识到过度教育的危害，开始越来越多地带儿子回农村老家，让儿子参与到乡村的自然生活、生产劳动中，不仅让孩子获得了朴素的“劳动”观念和新的同伴关系，也重新与大家族成员建立了情感联结。子秋夫妇在孩子养育问题上，给予祖辈照顾者经济回报和更多的信任，实现了生计、养育与养老之间的平衡。

虽然个体化进程不可逆转，但个人可以在文化互动或参与“群体价值”时实现自己；另外，焦虑并不全然意味着负面价值，也具有创造潜能，驱动人重新整合人际关系和自我，创造新的关系组合的正面价值[38]。当父母把目光从孩子身上拿开，更多地关注个人和社会生活，教育反而如释重负。正如马卡连柯所说，教育工作的本质，“不在于与孩子的谈话多少，也不在于对孩子的直接影响，而在于组织你的家庭，你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把孩子的生活中的某种东西看作大事，并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样的事上，而把其他事弃之一旁，这将是一个可怕的错误”[35]。比起传统社会和集体化时期，现代父母和儿童有了更多自主权和参与文化创造的机会。越是风险社会，越需要从狭窄的家庭生活中走出，在制度性保障无法迅速建立的情况下，需要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中寻求和重建社会情感共同体，这也是中产阶层走出个体化教育焦虑的可能出路。

3.探险：珍视非规制化教育的价值

在原始社会，成人仪式就是帮助儿童经历社会性断乳的“非连续性教育”或者说“世俗外教育”。这些仪式常包括对身体极为痛苦的对待，父母的“心肝宝贝”从此之后要变成一个为部落的安全而驰骋疆场的战士；一个人要从一个世界踏入另一个世界[22]。这一连串的仪式活动，其目的就是要把年轻人引入神圣生活中。人最初在纯粹的凡俗世界里度过了自己的孩童时代以后，开始脱离这个世界，迈入神圣事物的世界[39]。然而，仪式和神话在常规教育中已难见踪影，帮助年轻人与陌生世界联结的非常规性教育难以被成人接纳，青少年只能去创造自己的神话、仪式和同辈群体，比如结成青少年帮派，在虚拟社会里扮演英雄角色，创造自己的入会仪式，举办自己的狂欢活动，以寻求一种神秘体验。

事实上，现代儿童之所以热衷于建立自己的秘密王国和游戏领地，恰恰是儿童要致力于寻求和体验的成长性需要，却往往被成人视为要抵御的风险和威胁。儿童有冒险和英雄情结，而且有“恶作剧”的潜质，生命力和破坏力需要寻找释放的渠道。现实世界充满着和平，但缺乏活力，乏味、僵化。但像绝对领地、暗黑世界和游戏王国这样的儿童游戏，隐藏着未知的事物，充满着活力。儿童闲暇时间创造秘密世界和自由王国，不完全是为了娱乐、休闲，而是探索、体悟善与恶的边界，拥有自己的秘密并从中成长的过程。伊利奇认为：“儿童只有在接触‘肮脏之物’、出现错误或遭到失败后，才会体验到带有诗意的意外惊奇，或者说，阴沟里的橘子皮、街头的水坑、秩序的紊乱、计划的搁浅或机械故障等，才能激发儿童的创造性想象。”[40]恰恰是游戏中非真实的暴力、秘密和邪恶之物，以儿童容易接受的方式，让儿童获得善恶的互动体验，又不会直接受到创伤，从而获得对暴力冲动的安全释放和理性控制。将成人世界的暴力、黑暗、非道德因素完全剔除，只会增长儿童的虚伪，引发儿童的秘密反叛。尊重、接纳儿童的游戏活动并参与其中，与孩子一起探索和冒险，才是维系亲子关系和减少亲子冲突的途径。

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而唯一可以真正消解恐惧的，就是与恐惧物相处。帮助中产家庭父母走出教育焦虑的第三个建议是，与孩子一起冒险。前提是成人要尊重儿童保留秘密、大胆冒险、寻找同伴的基本需要。现代意义上的家庭教育，除了常规性的教育之外，应该把孩子从家庭拉到社会中，其重要性不在于配合学校传授知识，而在于帮助青少年与同辈群体结成新的社会团体，并掌握一套不属于家庭内的知识和规则。只有成人内在地意识到这种非常规教育蕴含了“对于自身唯一性、独特性的关切，对于世界之现实性的关切与责任，对于创设现实空间、多元与差异空间的关切”[41]，才会真正接纳儿童的“异常”，帮助儿童获得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