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晓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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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妈妈不是医生,我就不会那么早见到生命的脆弱;假如不是被语文老师当众表扬作文,我就不会那么早体会到虚荣心带来的快乐;假如我不是小学就躺在手术室里等待开腹手术、十五岁就面部烫伤……假如不是这些必然或偶然的因素,我未必成为今天的写作者。
我爸爸是军人,我妈妈是医生。我小时候住在部队大院,每天见到小战士。他们处于最健康、体能最饱满旺盛的年纪,让人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强悍。妈妈所在的医院全国有名,所以我频繁见到从各地前来求助的病人。他们焦虑,哀告的脸上备受折磨,我看到太多衰弱到绝望的生命。我的童年,经常面对这两种反差极端的对比形象。
爸爸的军人职业和妈妈的医生职业看似冲突,但他们共同看管我,并且我也落到两者的融合体……军医手里。我多病,住过各种编号的军队医院,也不是那种生理上多重、文学上多抒情的病,其实就是各种零零碎碎的毛病。比如九岁竟然住了妇科,全麻手术摘取从母体带来的畸胎瘤。这个没有发育成的胚胎,一直寄存在我体内。它是天生的毛病,不是我个人的罪过。妈妈叮嘱我:“不要跟别人乱说,说你肚子里有个小孩。”她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但那个被我视为警告的瞬间,让我的耻辱感过早发育,伴随像畸胎瘤那样因受伤而不正常发育的自尊。
小时候妈妈特别忙,很多医生都顾不上自己的孩子。现在回忆,简直像是虐待儿童了。很小的孩子,腰系绳子拴在床头,这样就能不摔到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