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通宝纪天干钱新探

张彦刚

崇祯通宝钱是明思宗朱由检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至明朝末年（公元1644年）铸行的货币，也是我国货币史上制钱种类最为复杂的钱币之一。

在位的17年间，整个社会危机与矛盾高涨，这让试图中兴又存在心理缺陷的崇祯皇帝难以招架应对。明万历年间开始至崇禎中后期，一边是国家屡次遭受山海关外后金袭扰，又有内乱、农民起义以及水、旱、虫、瘟疫等灾害频发;与之同时是官员之间的党相之争与贪腐成性，导致朝廷至此“内帑大竭”。为补充军费产生的亏空，据《明史》记载，崇祯帝曾“命各镇有兵马处皆开炉鼓铸，以资军饷”，形成了京、省、州、府、边镇、军卫、仓、院等“铸厂并开”的局面。今天我们从出土及实物遗存来看，崇祯通宝这一在当时社稷危机背景下铸行的货币，不仅铸造区域广，品种繁多，版别也十分复杂。

关于天干钱

崇祯通宝分小平、折二、当五、当十钱四大类。仅小平钱，从背文看主要有光背、纪事（含官、太平、奉制、制、行、清忠、忠等）、纪局（含户、工、新、旧、户臼、兵、局、京等）、纪地（有宁、应、重、加、嘉、榆、泸、贵、广、府、共、青、江等）、纪重（背八、一钱、捌等）、纪折值、纪天干（含甲、乙、丙、丁、戊、己、庚等）和背符号及图案（星、圈、月、月孕星、日晕星及背“跑马”图案）等多种。由于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缺失，一些背文的确切含义目前还无法准确解读。

本文中笔者要和读者探讨的是名声显赫的崇祯背纪天干钱。天干钱多出土铸行于四川地区，因明代甘肃地区在陕西布政司管辖范围内，四川又靠近陕西，崇祯年间曾至少四次历经农民起义，故在川陕甘地区有较多出土。翻阅历史可以看出，从崇祯七年开始到崇祯十四年间，四川一直是明军与农民起义军交战的重要区域。这一时期，发源西北地区特别是陕北的农民起义军经历了从与明军游击作战，到步人战事局势低谷，再到高潮的历程。如崇祯七年张献忠、李自成等部起义军在濒临四川的陕南安康地区一度被困，后来采取伪降手段摆脱困境，这便是“车箱峡战役”，诸多历史专家认为其相关信息及细节有待进一步考证。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的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总督陈奇瑜，因此被崇祯帝革职拿问。

崇祯十年，在汉中受挫的李自成等起义军首领率部南下四川。这年十月，通过四川“咽喉”地区宁羌（今陕西宁强县）后，起义军趁势占领广元等四川数十县。明四川总兵侯良柱中了起义军的埋伏计，被击毙于梓潼县百顷坝，起义军士气大振。次年正月，由于明军的围剿，起义军北上经甘肃等地返回陕西。从崇祯十一年到十三年，李自成义军往来湖北、四川、陕西，经历了处境艰难、战事频繁的斗争。崇祯十三年二月初，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在向四川转战过程中，被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军的明军包围于太平（今四川万源）的玛瑙山。明军采取里应外合的方式攻击，使起义军兵败。

图1 崇祯通宝天干钱背甲

图2 崇祯通宝天干钱背乙

图3 崇祯通宝天干钱背丙

图4 崇祯通宝天干钱背丁

图5 崇祯通宝天干钱背戊

图6 崇祯通宝天干钱背己（盖内示版）

图7 崇祯通宝天干钱背庚

目前，多数钱币收藏爱好者及研究者认为，存世的崇祯通宝天干钱仅有背甲（图1）、乙（图2）、丙（图3）、丁（图4）、戊（图5）、己（图6）、庚（图7）七种。有泉友为便于记忆，称其为天干“七宿”钱。这些钱币直径多数通常在23.2毫米至24.9毫米左右，面文以崇祯特有天干面文和四川版平头通为多，通常钱体较厚，铸造也不是十分精整。这七种钱币存世量多寡不一、差别很大，钱币收藏爱好者总结其从多到少的顺序依次是戊、己、甲、乙、丙、庚、丁，其中丁、庚二字钱极为难得，丙亦少见，甲、乙也并不多见，戌和己却较容易得到。笔者认为这些铸钱的主要用途是军费和抚恤民政之需。

含义众说纷纭

201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张林杰先生编著的《崇祯通宝钱谱》，是目前国内唯一一本系统科学研究崇祯通宝钱的专著。对于崇祯通宝背纪天干钱版别，这本著作图文并茂地展示并明确了崇祯通宝背“甲”字钱只使用了川版天干钱独特的天干面文;背“乙”字钱除了使用天干面文，还有使用横点崇（即崇字的“宗”首笔为横）或平头通面文的;背“丙”字和背“丁”字钱仅使用了天干面文;背“戌”字钱使用了天干和平头通两种面文：背“己”则使用了天干、盖内示（即崇字内“示”两笔均短于“宗”字宝盖）、横点崇、平头通多种面文。川版崇祯通宝版式变化极为丰富，具体的版别变化泉友可参阅此书，这里不再赘述。笔者认为，这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崇祯通宝背纪天干钱当时在四川的铸造，很可能不是一地，而是多地铸行。

众所周知，我国古老的历法中很早就有用天干和地支组合纪年，即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与十二生肖对应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依次相配，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天干与地支按固定的顺序相互配合，组成了干支紀元法，每六十年为一个轮回，通俗称“一甲子”。而回顾中国古代钱币史，背纪天干或地支的钱币不是崇祯钱独有，例如金代的大定通宝背“申”、背“酉”分别铸造于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农历戊申年）与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农历己酉年）;元代的至正通宝钱也有背八思巴文纪年的，是自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农历庚寅年）到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农历甲午年）的铸币，背文分别是寅、卯、辰、巳、午。由此可见，中国铜钱背面铸有干支来记录铸造年份的情况早已出现，其本质是纪年。

对于存世的崇祯通宝天干钱这七个背字的含义，众多钱币收藏爱好者和研究者有多种不同的认识。早年，中国台湾学者王纪耕先生所撰《崇祯泉谱》中认为，崇祯钱背纪天干钱的含义有两种可能：一日纪年，二日内务府某字库。比如背“甲”者即为内务府甲字库。但内务府为清代所独有，始设于顺治初年，崇祯年间并无内务府;况且内务府的职能是管理宫禁事务，并无铸钱的职能，故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早在1992年，在陕西钱币学会出版的《陕西金融·明代钱币研究专辑》中，有学者提出崇祯背纪天干钱可能为明代南北两京仓库“特铸”，可能与这些库房有关。从目前对明钱的研究成果看，大量的出土证明崇祯通宝背纪天干钱是四川布政司铸币无疑，同时存在与之使用相同面文崇祯通宝背泸（泸州）钱与背重（重庆）钱，对此钱为川炉所铸给予了重要的实物印证，可以肯定，崇祯通宝背纪天干钱与南京及北京并无关系。

另外，明代内府库旁以天干编号的只有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戊字库共5库，而没有已字和庚字库。《明史·食货志》中详细记载了这5库的库藏职能，它们或贮布匹、颜料，或存军衣、战鞋，或藏棉花、丝纩，而都与钱钞无关;贮钱钞、金银的是太仓库、司钥库和天财库。依照记载，甲乙丙丁戊这5库根本不存在贮放货币的职能，综上看“府库说”恐难以成立。

还有泉友认为这七个背字是“炉记”，即某钱局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七个钱炉，每个钱炉都会有专人负责。为了防止偷工减料，则在钱背上作上记号，若哪个钱炉铸造的铜钱不符合标准，便于追究责任。对此，西安泉友马肖先生曾撰文称：同一地点铸钱，才会用“炉记”来区别，而每一炉的配额大体相当，不同“炉记”的钱币数量的差别应该不会这么大。另外，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此七种天干钱是在同一地点铸造的。

目前比较被泉界较为认可的还是纪年说。钱币大家唐石父先生在其《中国古钱币》一书中认为，这些钱币是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农历甲戌年）至十三年（公元1640年，农历庚辰年）四川地区铸造的铜钱，即用背文“甲”来表示农历甲戌年铸造，然后依次铸造背字示年，陆续铸造了其他天干纪年的钱币到崇祯十三年。多数泉友结合明代历史发展状况猜测，直到农历庚辰年铸崇祯背“庚”钱之后，由于张献忠占领了四川，此类崇祯钱停铸，便留下了现在能看到的“甲、乙、丙、丁、戊、己、庚”七个不同背字的纪天干钱。然而铸行这类钱的起因，由于文献的缺乏，目前没有人能说清楚。

新的课题出现

正当上述疑惑还没有破解时，2020年，有关崇祯通宝背纪天干钱又有了新发现。去年10月16日在北京中贸圣佳25周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一枚直径24.5毫米的崇祯通宝背“辛”钱（图8）精彩上拍，拍品展示网页上说明“目前发现只此一枚，美品”，立刻受到了明钱收藏研究者的关注，最终以5.7万余元的价格被国内明钱实力藏家拍得。

预展中笔者上手观看此钱币实物，发现该钱整体呈现红褐色与白色石灰锈交织，锈色非常具有层次感，钱币面文系四川版崇祯通宝钱平头通面文，背“辛”字较同类的崇祯通宝背纪天干钱略窄，是开门见山的真品，笔者认为应是蜀地出土的钱币无疑。后经笔者多方了解，此钱原系上海两位著名钱币收藏鉴赏家多年前从一堆四川出土的钱币中挑出，并收藏多年，此次通过拍卖面世，自然让各位方家为之一振。

图8 崇祯通宝背辛钱中贸圣佳25周年春季艺术品拍卖会拍品

图9 崇祯通宝背辛钱泉友在甘肃定西地区交流中发现。

有泉友则认为，这枚钱币的出现还不能完全证明崇祯通宝背纪天干钱存在“第8宿”，谓之“孤例不证”。就在2020年12月中旬的一天，资深明钱收藏研究者在甘肃省定西地区与泉友交流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另一枚崇祯通宝背“辛”钱（图9），该钱直径23.56毫米，整体状态好，字口清晰，甘坑薄锈，背广郭，是开门的真品。观察此钱币面文于前者有别，是川版崇祯通宝背纪天干钱独有的天干面文，背文“辛”字比前者背“辛”钱钱文更窄小，这枚钱币的出现让资深明钱收藏研究者欣喜若狂。

两枚不同面文崇祯通宝背“辛”钱的相继出现，首先是从实物角度再次印证了明钱研究者多年来认知的崇祯通宝背纪天干钱，相关品种存在天干面文及平头通两种不同面文的版式认识;也印证了崇祯通宝背“辛”钱的真实存在，丰富了崇祯通宝钱币品种和研究领域。

有泉友大胆猜测，背“辛”钱的存世极少，很可能是因为农民起义军将领张献忠于崇祯十三年六月（公元1640年，农历庚辰年）率军占领四川，又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农历辛巳年）正月因战事出川，导致明朝四川府地短时内为应付对农民起义军的战事而无暇铸币，铸币量减少，导致了崇祯通宝背“辛”钱存世极少。由此，为何四川从崇祯七年到崇祯十四年铸行了这八种奇特的“天干”钱，这是给钱币收藏研究者提出了新课题，需要深挖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出土信息，进行深入发现和研究，才能最终找到令人信服和科学严谨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