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大型企业驱动的创业创新实践问题研究

2021-03-11 08:48张玉利史宇飞薛刘洋
理论与现代化 2021年1期
关键词:大型企业数字经济

张玉利 史宇飞 薛刘洋

摘要:工业社会大型企业内部创业者在组织内开展的创业活动更多的是被动行为,公司创业活动包括含创新、新事业开发、战略更新等,以促进大型企业克服组织惰性为主要研究议题。近年来随着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大型企业支持和推动的创业活动更加多样化,大型企业在推动创业的探索方面更加主动且效果显著。数字经济时代公司创业在形态和行为上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也成为创业研究发展的新方向。提炼数字经济时代以大型企业为主体推动创业的实践,凝练与数字经济时代相契合的公司创业逻辑,可以为大型企业领导者在VUCA时代创新管理模式,推動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借鉴。

关键词:数字经济;大型企业;公司创业;创业创新实践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1)01-0014-07

引   言

创业通常被视为个人行为,近些年公司创业在不同领域得到快速发展[1]。公司创业的概念脱胎于大型企业,被定义为发生在既有组织层面的创业活动,包含创新、公司新事业开发、战略更新[2]等。大型企业为保持竞争力,需要为创新提供必要的资源以及在组织中将创新活动制度化等形式来推动公司创业活动。公司创业研究一开始便与组织惯性相联系,这之中牵涉到新旧业务的平衡、创新与继承的融合、高中低各管理层级的参与和互动[3]。正是由于公司创业是在独立于个人创业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3],学者们注意到公司创业所包含的复杂的组织过程,环境(行业和市场)以及公司(组织、资源和权力)等都会对这一活动产生复杂的影响。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中小企业创新活动。此外,数字技术应用的迅猛发展也将许多传统产业带入快速变化的环境中,资源流动日益频繁,行业发展速度日益加快,市场竞争程度与日俱增[4],传统行业的商业模式被颠覆。很多大型企业依靠自身的资源禀赋、技术优势等在组织边界内外推动各种形式的公司创业活动,积极探索新的业务及管理模式,寻找新的机会并培育新的能力。因此,无论是从国家战略布局还是大型企业驱动的创业实践发展来看,探讨数字经济时代因实践诱发的公司创业的新情境和新行为,提出值得探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将有利于贡献数字经济背景下的管理理论研究。

一、数字经济时代公司创业的新情境和新行为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创业研究开始从个体层面向个体与公司的多层面研究转变,从个体创业到突出战略更新、防止大企业病为主要目的的公司创业,再到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发展脉络变得清晰[5]。公司创业实践变化在给理论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产生理论贡献的机会。

(一)公司创业研究的发展

Peterson和Berger的流行音乐产业环境动荡性对企业创业影响的研究被誉为公司创业领域的奠基之作[6]。Miller突破了以个人特征为分析视角的传统思路,认为创业精神不仅会发生在创业者个人身上,也会形成于有机组织的各个层面[7]。不少研究开始关注大型企业中的新旧业务冲突、组织惯性、官僚化以及其他战略决策相关问题。此外,学者开始尝试依据公司性质与形态差异辨认哪些组织更富有创业精神,哪些组织更为保守[8]。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注意到公司创业活动对于提升组织创新能力和公司活力进而塑造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意义,创新获取活动、组织更新流程、新事业开发和战略创业等多种定义与内涵阐释激起了新的学术探讨[9],包含创新、战略更新和新业务开发等多维含义的综合性定义获得了多数研究者的认同[2]。公司创业成为外部环境、内部组织行为与绩效共同作用的结果[10],帮助人们理解为何需要在不同范围和层次上实施创业管理和研究 [5]。此后,公司整体创业现象的构念研究如公司创业、公司技术创业、战略创业、创业战略姿态、内创业以及基于公司创业维度或某些特定要素的研究如持续再造、战略更新、公司新事业开发、组织再生等方面的研究呈现较快增长[2] [10]。随着内涵不断丰富,学者研究发现组织内外部诸多因素都会对公司创业产生影响,在分类基础上开展研究的做法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其核心原因在于自公司创业这一概念被提出之后,研究基本上遵循其与个体创业相比较的思路展开,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组织和管理层面。事实上,公司创业可能在不嵌入大型企业组织情境下开展但又与大型企业保持关联。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促使公司创业实践发生突变,融合了公司创业与其他形式的组织研究不断深化。公司风险投资、公司衍生创业、大型企业作为孵化器或加速器的关联创业等得到了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

(二)公司创业的新情境和新行为

在数字化经济的情境下,公司创业在形态上和行为上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大型企业驱动的创业创新实践已不再满足于战略更新与组织年轻化,领军企业不断尝试在组织边界内外推动各种形式的公司创业活动。中国2019年独角兽企业中,有一半左右的独角兽企业与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有关联,其中估值前十的企业均有大型企业的风险投资(《中国独角兽报告:2019》)。海尔的海创汇平台为创业者提供产业资源加速、投融资、创业培训、创客空间等一站式加速服务(海创汇官网,2020)。小米网络社区平台上的粉丝为小米产品的创意产生、口碑营销做出了极大贡献。占据核心地位的大型企业能够在关联的创业活动中发挥关键引领作用,同时体现出企业的技术/市场平台作用[11]。此外,大型企业在动荡的外部环境中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表现得更为突出,大型企业不仅捐款捐物,也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如中石化利用上下游产业链关系,寻找具有口罩生产能力的下游企业,合作筹建了11条医用口罩生产线。从这些大型企业关联或推动的公司创业实践案例可以看到,大型企业正在凭借独特的资源优势、技术积累与合法化优势,填补自身灵活性不足的缺陷,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多主体参与的共建、共创和共享中发挥核心作用,大型企业正在突破体制和机制的限制,成为创新创业的主要力量。这些现象与传统的公司内部创业具有本质不同,无疑对传统的基于工业化时代的公司创业理论提出了挑战。

大型企业主动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开放共享资源,由大型企业搭建的平台产生的网络效应、多边性以及锁定效应会促使企业进一步构建基于平台的创业生态系统,系统中各种要素及其要素组合在系统中具有相应的功能,为新创企业成长提供支持[12],平台化逐渐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采取的必要创新实践。公司风险投资、公司裂变和公司加速器的内涵,近年来也因大型企业参与创业活动的新实践而发生明显的变化,就公司裂变来说,裂变企业与母体企业之间的冲突相对变弱,有的大型企业鼓励员工创业,保持合作,企业裂变与融合变得更加自然。大型企业关联或推动的公司创业也催生出新兴的组织形态,组织扁平化、项目制、弹性等已经不足以刻画组织内及组织间的结构特征。王凤彬等[13]基于海尔向平台组织转型的案例研究发现,海尔是在各模块再集成中促进各阶子平台间的中等强度联结,以及各类功能各异子平台在“同一目标、同一薪酬”原则以及“资源接口人”“行业引领平台”和“三自驱动平台”连接下的跨界面“人工响应”,由此纵、横结合而形成独特的超模块化平台组织结构。数字经济时代大型企业跨越组织边界的公司关联或推动的创业实践越来越多样,所带来的组织集合体的组织形态有何特点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探讨。大型企业关联或推动的公司创业也出现了新的组织员工关系,大型企业通过向员工赋能开展创业活动,组织与员工形成了目标一致、荣辱与共的利害关系,即成为利益共同体,甚至事业共同体[14]。在价值创造和分享方面,大型企业的创业行为和过程已跨越企业边界,企业的价值创造与分享逻辑发生根本性变化。大型企业创业平台多维度、多触点优势可以将用户创新与企业创新紧密结合,形成以大型企业为核心的价值共创网络[15],如顾客和企业的关系先前是享受服务和提供服务的双方,距离可能很远,现在被各种网络连接起来,价值链变成了价值环和价值网。

大型企业推动的公司创业活动把诸多外部因素内部化,在公司组织的资源环境下展开,但大型企业主导的创业行为绝不局限于公司组织边界内,公司嵌入程度在提升,但组织情境的嵌入程度在弱化,在嵌入大型企业程度较低甚至脱离的组织情境下开展与大型企业有关联的创业活动,产生大量在理论上介于“独立新创企业”与“公司新事业开发”之间的中间体,可以发现公司创业的形式已不再局限于既有研究关注的战略更新、组织再生等领域,还表现在公司风险投资、公司衍生创业、大型企业作为孵化器或加速器的关联创业以及由焦点企业构建平台网络乃至搭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等由大型企业推动的公司创业模式。大型企业支持和推动的创业活动更加多样化,公司创业在形态和行为上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大型企业更加主动。针对这些新情境下的公司创业实践的探索性研究扩展了传统公司创业实践的研究范畴,挑战了基于个体创业的理论研究并将其成果应用于既有组织乃至大型企业,进而促进大型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基本逻辑,建构以公司创业新实践为主体的公司创业理论成为未来研究开展的重要契机,也成为创业研究发展的新方向。

二、值得关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大型企业关联或推动的创业行为研究

先前对公司创业的研究基本遵循其与个体创业的比较思路展开,普遍认为公司创业离不开公司组织情境。但数字经济时代公司创业涌现出在不嵌入大型企业组织情境下开展但又与大型企业有关联的创业活动,新创企业与大型企业在利益上相关联但在组织上相分离,这类企业既不同于个体创业,也不同于公司新事业开发。公司创业的形式表现在公司风险投资、公司衍生创业、大型企业作为孵化器或加速器的关联创业及由焦点企业建构平台网络乃至搭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等形式。大型企业具有丰富的资源,较完善的管理体制和优秀的企业文化,如小米谷仓学院为小米生态链创业企业提供资金、渠道、品牌、设计、供应链等创业资源并在小米生态链体系内外传播分享小米的价值观,以小米生态链的经典经验和做法为本,在实践中摸索出了独特而有效的小米生态链创业孵化方法论[16]。新创企业成长脆弱性也增强了新创企业对大型企业的依赖,依赖大型企业建立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是新创企业重要的发展路径。以大型企业为核心的组织间关系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有必要探讨大型企业以及新创企业创业的行为规律,大型企业及与其关联新创企业间的治理机制和模式创新,由核心大型企业为基础衍生出的关联创业的形成、演化和管理等相关问题。应当注意的是,虽然依赖大型企业的创业有很多优势,但过于依赖大型企业也会给新创企业带来风险。一方面,依赖大型企业存在寄生问题,针对此问题海尔和小米等大型企业鼓励新创企业创建自主品牌;另一方面,克里斯藤森认为大型成熟企业为了提高利润率和收入,倾向于开发产品以满足最成熟客户的需求,尽管这种战略能获得成功,但这些公司往往会忽视不成熟客户的需求,新创企业可以借此机会推出价格低廉产品,完成对已有成熟企业的颠覆[17]。大型企业更多的是渐进式创新,小企业相比于大型企业在渐进式创新方面罕有优势,依赖大型企业是否有利于新创企业颠覆行业大型企业进而成长为关键领域或行业中有竞争力的企业?因此,大型企业关联或推动的创业行为如何避免过于依赖大型企业而带来的风险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此外,大型企业如何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通过公司创业形式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应对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突发事件,大型企业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否为其他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转型提供借鉴,如何通过与数字经济相契合的公司创业逻辑来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等是值得思考的实践问题。

(二)新技术驱动的公司创业行为研究

中央和地方的创新创业政策鼓励大型互联网企业和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充分进行资源整合,向个体创业者、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开放平台入口、数据信息、计算能力等资源以支撑数字创业[18]。数字技术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主要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平台以及数字组件等[19][20],正不断渗透和改变着创业行为和结果。领军企业利用自身数据、技术优势积极开发和扩展新技术领域,数字技术的应用盘活了资源,更有可能彻底改变现有企业的底层逻辑,多主体之间持续的交互与协同促使新机会不断产生[21]。而且,大型企业在新技术的驱动下更加主动,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主动关联或推动创新创业活动,与新企业和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小企业成为创新合作者,充分利用新技术的独特属性推动公司创业活动,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增值。此外,数字技术影响创业资源的获取、利用与开发,如学者们认为数字技术的应用增加创业者与潜在客户、投资者接触的机会,可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各种资源[22]。数字技术也使得创业主体变得更动态化,创业团队不再是相对固定的个体或团队,而可能成为动态集合体[23]。以往破坏性创新相关研究主要探讨在位企业如何应对来自低端、新创企业的挑戰等问题,而数字经济背景下大型企业如何通过公司创业机制来应对新进入者威胁及响应环境变化。大型企业如何构建云计算和大数据计算能力平台、众筹和创客等创新创业平台提升创业主体核心能力。开放式的创业要素、创业市场和创业群体等为核心的创业平台是数字创业生态的主要支撑结构[18],大型企业如何整合资源营造数字创业环境,培育数字创业生态系统,构建开放、共生和动态的数字创业生态,这些都是大型企业在数字化时代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

(三)大型企业体制机制创新驱动的公司创业行为研究

体制机制创新作为引领企业发展动力的作用更加凸显,大型企业完善的管理和治理机制是驱动大型企业关联或推动创业的保障。在大型企业组织管理创新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了组织内部与组织间关系管理对公司创业行为的影响,对员工的重视和激励起到了激发员工创业行为的作用。此外,公司关联或推动的创业行为形成的组织间关系是基于价值创造的相关者的契约,利益相关者以公司创业网络为平台,依靠各利益相关者所承载的知识,互补性地创造出新知识,具备较高的利益相关者管理能力有助于提升公司创业的整体水平[24]。由于公司创业模式的多样化,探讨体制机制创新对不同公司创业模式的影响作用机理也尤为必要。

在大型企业治理机制创新方面,在治理有效的前提下,激励型治理与监督型治理都有助于改善经济意义上的组织后果[25]。大型企业公司治理机制选择会影响大型企业与新创企业间共同价值主张的形成以及在共同价值主张下开展的跨组织合作及最终衍生出的跨组织治理模式,组织内部及组织间关系的治理模式创新将促进公司创业实践的发展。大型企业关联或推动的创业组织形成的创业网络包括所有在公司创业价值创造活动中做出贡献的利益相关者,公司创业能否持续的关键则在于,治理的制度安排能否使公司创业活动持续获得由不同利益相关者投入的用途不可逆转且回报不确定的资源,并能够对各类资源进行有效整合[26]。因此,可探讨数字经济时代大型企业与关联企业如何设计管理及治理机制。

大型企业及其关联创业企业间的管理制度和关系治理模式创新如何有利于催生多种形式、嵌入组织情境或强或弱的公司创业行为,大型科层组织尤其是传统的工业型企业如何在数字經济时代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实现转型,针对这些方面内容的研究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四)公司创业多主体价值共创与分享机制研究

大型企业在品牌、技术、资源、供应链管理等方面具有小企业和个体创业者无可比拟的优势。国家出台的《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等系列政策文件批准成立海尔、阿里巴巴、腾讯等大型企业类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这些大型企业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开放资源共享,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形成由众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开放式创业生态系统。数字经济时代大型企业在创业活动中承担起重要角色,各主体在数字技术驱动下、在多元化的企业生态和平台化的环境下共生共存、实现创业价值共创。大型企业创业行为和过程已经跨越企业边界,创业的价值创造与分享逻辑发生了根本变化。

周文辉等认为小米创业平台不只是资金的提供方,更是优质产品的价值共创者,小米构建了一套领先用户的机制,广泛邀请用户参与,创造高性价比产品[15]。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探讨在数字化赋能基础上,大型企业、新创企业、创业服务组织等参与主体如何在创业机会识别、开发、利用等环节进行互动与资源整合,实现大型企业、新创企业与创业服务组织等参与主体的价值共创和价值共享。此外,创业活动是由个体、企业和企业间的互动形成的,仅从单一层面不能揭示创业活动的本质,因此需要从多种层次、多种理论视角研究数字技术对创业活动的影响。而且,作为创业生态系统核心的大型企业,其创业模式并非固定不变,随着创业系统内外部环境与创业系统主体间的持续互动,创业系统主体相互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构会不断演化,促进价值共创机制发展演化,因此多主体间关系演化和价值共创共享机制也是未来可探讨的话题。多主体价值共创与共享机制为大型企业构建创业生态系统提供模式决策依据,也为大型企业价值共创共享机制设计提供实践指导,更好地指导和服务于大型企业的战略决策与商业模式创新实践,促进大型企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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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Driven by Large Firms and Its Theoretical Value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ZHANG Yuli,SHI Yufei,XUE Liuyang

Abstract: 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large firms in industrial society are mostly passive behaviors. The main research topics focus on the promotion of large firms to overcome organizational inertia, such as new business development, strategic renewal, and intrapreneurship.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to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supported and promoted by large firms have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and large firms have become more active and effective in promoting the explor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has undergone changes in form and behavior, and has also become a new direction fo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The papers refines the practice of promoting entrepreneurship with large firms as the main bod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nd the path of promoting 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large firms, refines the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logic consistent with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leaders of large firms to innovate management mode and promote firm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 the VUCA era.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large firms;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責任编辑:邓   喆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型企业创新驱动的创业研究”,项目编号:72091311。

作者简介:张玉利(1965—),男,南开大学商学院、南开大学创业研究中心教授。

史宇飞(1984—),男,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薛刘洋(1991—),男,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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