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倭山”前，唠唠倭寇那些事儿

雷夫

福建漳州海澄镇远眺，海澄镇就是明隆庆元年开海通商的月港。

梁淑怡　❘　制图

★严格说来，明朝嘉靖年间的抗倭是两种生产方式（农与商）的剧烈冲突。面对抗倭胜利，明隆庆一朝的态度审慎而明智，敢于在得胜之后反思倭患的起因，改变海禁祖制，妥协让步，从制度上预防祸患再生。

三百年后的“鸦片战争”，可以看作倭患的延伸与扩大，但这一次的来犯之敌过于强悍，不仅无法剿灭，还最终葬送了“天朝上国”。

姚家荡

本以为“埋倭山”是一个大土丘，不想导航把我带进了这片平展展的农田里。看地图，这里是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顺河镇丁姚村五组，在淮河入海水道与苏北灌溉总渠北侧。《明史》记载，嘉靖三十八年，江北那股倭寇在庙湾（今属江苏盐城阜宁）覆灭，姚家荡之战是它的前奏。

“埋倭山”，据淮安地方志，是掩埋姚家荡八百具倭寇尸体的坟墓，原先真是个大土墩。而姚家荡，应该就是今天的丁姚村、姚庄一带了。现在正是农闲，田里的冬小麦绿油油的，田埂上稀稀拉拉种着蚕豆，成群的喜鹊飞起飞落，东南风也吹来了。凭感觉，实在没有办法把这里和四百多年前的那场抗倭战斗联系起来。

但历史终究是历史，明史《李遂传》《唐顺之传》都记载了这一场战斗。从此江北几无倭患。根据日本史家田中健夫《倭寇——海上历史》提供的《倭寇在明朝的行动地域与行动次数表》，从嘉靖三十年至三十八年，倭寇共袭扰南直隶（大致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204次，而嘉靖三十八年之后的八十余年，仅嘉靖四十四年入寇一次，说明这一地域的倭患已基本荡平。

此后的几年，倭寇集中犯浙江、福建、广东。也是嘉靖三十八年，明朝廷诱杀了倭寇首领王直，这件背信弃义的事，把倭寇逼成了困兽，更加疯狂，不惜孤注一掷了。

还是这一年，戚继光在浙江招募、训练新兵三千人，组建后来赫赫有名的“戚家军”。

这几件事，都发生在明嘉靖三十八年，即公元1559年。这是抗倭形势转折的一年。

对马岛，倭寇的发源地

对马岛今属日本九州的长崎县，位于日本与韩国之间的朝鲜海峡中部，是一座群岛，由五个岛屿组成，距朝鲜半岛仅50公里。

早在十一世纪，就有日本船以对马岛等靠近朝鲜的地方为基地，用朝贡的形式和高丽做贸易。名义上，日本奉献货物，高丽等价、高价回赐。

两百多年后，蒙古兴起，高丽受到的压迫很大，国力疲敝，已无力接纳日本的进奉，应劫而生的，是日本海盗大规模抢掠高丽，对马岛是其主要基地。

朝鲜《高丽史》记有1223年日本海盗劫掠金州，1225年袭扰庆尚道沿海州郡的事；但“倭寇”一词，直到十五世初成书的《明太祖实录》中才第一次出现，洪武二年四月，有“倭寇出没海岛中”之说。从这个时候，“倭寇”一词像一个怪物，也在官书稗史中出没了。

1350年起，倭寇开始频繁活动。他们主要掠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攻击漕船、粮库，不仅骚扰沿海地区，还深入内地，动辄人员数千、船只数百的规模。其人员，虽然后来有高丽贱民加入，但大部分是日本人。

元末明初，倭寇也袭扰中国沿海，但不如朝鲜半岛那么激烈。受患较重的是北方的山东、辽东一带。倭寇的活动规律，是朝鲜倭患严重的时候，中国就缓和，中国倭患严重的时候，朝鲜就缓和，说明这帮倭寇是对马岛的同一批日本人。

这批倭寇活跃了四十年就衰落了。十四世纪末，李氏朝鲜建立，明灭元，日本的南北朝战乱也结束了，这三个新生王朝对倭寇都不客气，倭寇很难生存。1419年6月，明军在辽东望海埚歼灭大股倭寇；同年同月，朝鲜大将李从茂率军渡海，捣毁了对马岛，倭患便大体平息了。

以对马岛为基地的倭寇，活跃于十四、十五世纪，一般称“前期倭寇”，以区别于十六世纪活跃在明朝嘉靖年间的“后期倭寇”。田中健夫以为，很难看到这两个时期倭寇之间的关联，虽说都是“倭寇”，“他们发生的原因、构成人员、活动地区、性质都完全不同，仅仅是字面上相同而已”。

“前期倭寇”“后期倭寇”，是两台戏。下面谈谈后一台戏，嘉靖年间的倭寇。

“宁波之乱”与紫禁城之怒

宁波唐、宋以来就是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是浙东运河的入海处。明朝在宁波设市舶司，管理出入港口的船只、外商，征收商税，并收购政府专卖品。明朝宁波之外，在泉州、广州也设有市舶司。

元明以前，中国的海洋贸易大体上是开放的。以南宋为例，每年有一千余艘大型商船出入于六十多个国家、地区，远洋贸易十分发达；高宗绍兴末，单是市舶的税收，每年就有二百万贯之多，国富民殷，帮助这南方的赵家半壁支撑了一百五十年。

海洋贸易依靠海商海民，也造就了更多以海为衣食的人，比如自古就有“闽人以海为田”之说。这是沿海经济的自然状态。

而元初两次东征日本失败，为防日本反扑，加强了海洋管制，只许可在市舶司监管下做限定数额的贸易，私人贸易遭禁止。

明朝建立不久，方国珍、张士诚的残部盘踞沿海岛屿继续活动，朱元璋担心“奸民”与他们勾搭，下了很严的禁海令；当然禁海令也有防范倭寇的目的。严厉的海禁成了明朝的祖制。对外贸易，明初沿用了元朝的限额制度，由市舶司管理，本意并不在互利，不过是装点门面，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垂怜一下周围的“不足征之国”而已。尽管明朝的市舶贸易作用有限，总算是铁桶上开的一个小孔，聊胜于无。

一百多年后的1522年，嘉靖皇帝即位。第二年，日本两个大名的贸易使团为了争夺贸易优先权，在宁波城里火拼，很快演变为放火劫掠，殃及军民很多。嘉靖帝一怒之下，废除了市舶司。铁桶上唯一的小孔也堵死了。而这个时候，中国沿海的走私贸易早就蓬勃发展起来了。

这里有一个巧合，嘉靖皇帝即位的那一年，1522年，葡萄牙人达·伽马首次环地球航行成功，开创了大航海和全球贸易时代。而明朝全面禁海是第二年，1523年。

双屿岛的贸易

海禁，受害最大的是海商海民，祖祖辈辈捧着的海洋饭吃不成了。而天下有的是为吃饭而不怕犯禁的人。从明初起，沿海的走私贸易就没有停止过，而嘉靖一朝最烈。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琉球人，菲律宾人，暹罗人，马来人，都参与了。而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加入，更是给它增添了全新的气象。

十五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征服东罗马帝国，控制地中海，西欧被迫开辟新航道，一路殖民，贸易。东南亚的马六甲就是葡萄牙人最早建立的海外贸易基地。

本来，葡萄牙人也想走朝贡贸易的路，可是吃了明朝正德皇帝的闭门羮，倒是受到沿海商人的欢迎，邀他们加入走私。他们跟着许栋兄弟进入双屿岛。这一来不要紧，葡萄牙人不仅是商业的好手，还在岛上搞起了基建。到嘉靖十九年，岛上建有约一千幢房屋，两所医院，一所慈善会所，有居民三千，包括一千二百名葡萄牙人，甚至还建立了警察机构、法院、议会，几乎是个五脏俱全的国外之国了。

双屿岛是佛渡岛、六横岛的统称，今属浙江舟山普陀区。之间的水道是叫做双屿门的港湾，正是五百年前走私船的停泊处，对岸是贸易巨镇宁波。把走私贸易基地设在这里，真是好眼光。

双屿岛把原来零散的走私力量整合起来，贸易有序，高效。这是个名副其实的远东国际贸易中心，中外冒险家的天堂。贸易过程大体是平和的。沿海的乡绅、富豪利用在当地、朝廷的影响，竭力化解官方的阻挠。而沿海官员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比远在紫禁城的皇帝务实，不少人还入了股。

逐渐，双屿的海商中混进了越来越多的海盗，时有杀伤事件发生。这让明朝的官府将走私者也一概视为海贼、倭寇，欲除之而后快；又发现走私日本的货物有铁炮等军器，朝廷更焦虑了。于是捣毁双屿岛势在必行。

捣毁双屿岛的是浙江巡抚朱纨。他大肆烧杀，把岛屿夷平，捕杀了许栋、李光头等人，又用木石堵塞港口。双屿的走私贸易结束了。

朱纨动了乡绅、豪富、官员的命根子，他们弹劾他拥兵自重，擅杀无度，以至民怨沸腾，这一下要了朱纨的命。朝廷将他去职，召回北京受讯，他不从，自杀了。他说了一句无奈的话：“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尤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

朱纨的结局，从反面显示了海洋贸易大趋势的力量。

捣毁双屿这一年，是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

沥港，五岛，与平户

失去了双屿岛，许栋的部下王直在沥港重建了贸易基地。

沥港，位于今浙江舟山定海区金塘岛西北，有金塘跨海大桥与宁波相连。沥港离双屿不远，在其北，王直把基地移到这里，表现了海商的倔强。

吸取双屿的惨痛教训，海商们加强了武装，变得更凶暴，越来越接近一般人想象中的倭寇了。

但是从《倭寇在明朝的行动地域与行动次数表》看，双屿捣毁后，四年间倭寇袭扰并没有增加。这一方面因为有沥港做替代，一方面因为朱纨的教训，没人敢再议海禁，海禁有所松弛。看来只要还能贸易，劫掠并不是首先的选择。

但只要朝廷不开禁，沥港迟早会变成第二个双屿。

王直懂得未雨绸缪。嘉靖二十七年，就是双屿捣毁那一年，他凭借与日本的良好关系，在五岛设立了根据地。嘉靖二十二年，第一次把葡萄牙的火枪走私到日本的，就是王直，当时日本处于战国时代，正需要先进的武器。日本人把这件事记在有名的《铁炮记》里，记中称王直为名叫五峰的大明国儒生。

王直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富有智谋，疏财任侠，讲信用，在海商中声望很高。这片法外之地要平稳运作，必须由有声望有实力的人把持，仲裁、调停各种纠纷，王直担任了这个角色，做了这群人的头目。

每次去日本，王直都把更多的日本海商带到双屿，也留意结交日本的权贵，和日本建立了密切关系。除了以五岛列岛为中心的贸易根据地，他在平户还建有豪华寓所，港里泊着可乘三百余人的大船，拥部众两千，俨然一个王者。

王直一面经营五岛基地，一面向朝廷示好，捕献了卢七、陈思盻等海盗，希望朝廷开关互市。未果。嘉靖三十二年，预料的事情发生，俞大猷率官兵扫荡沥港，王直逃到平户。

失去沿海基地，等于失去了中国的沿海贸易，那么只能有劫掠一途了。

如今沥港所在的金塘岛留有不少那次战役的遗迹，比如有平倭村、平倭路、平倭古渡，沥港曾一度改称平倭港，沥港的下街立有平倭碑。

五岛，日本九州西海岸外的群岛，由福江等五个岛屿组成，今属长崎县。而平户位于长崎县西北，在五岛列岛东，当时是日本主要的对外贸易港。有一点值得一说，平户是郑成功的出生地。

王直的杭州

嘉靖三十二年，王直率倭寇大举侵袭中国沿海，“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他们大张旗鼓，深入内陆，攻城略地，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规模之大，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才有的。也正是此后的几年，倭患最严重。

从《倭寇在明朝的行动地域与行动次数表》可知，嘉靖三十二年之前十年间，倭寇共来犯20次，而三十三年至三十八年六年间，竟达437次之多。

跟随王直的徒众，中国人不论，日本方面充当盗寇的武士，多来自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博多湾、对马、五岛，也就是王直在日本的基地一带。时值日本战乱，大批失所的武士为其雇佣、驱使。据《明史》，倭寇中这部分“真倭”约占十之二三，大多数还是中国人。

王直一改儒商面目，大肆侵袭明朝，目的有三个：一是报复；二是手下数以十万计的人失其生计，要吃饭；三是仍没有丢掉互市的幻想，炫耀力量，是想用破坏力做谈判的筹码。第三点是主要的，毕竟谁愿意整天过这种刀尖上的生活？

王直大闹了几年，还是开海互市的痴心把他送上了不归路。嘉靖三十六年，王直受邀从日本赴明谈判，遭逮捕，三十八年年末，被斩杀于杭州街头。回想嘉靖三十一年，王直向朝廷翻脸，扬言要用大炮轰开杭州城，蹂躏这座人间天堂；如今横尸于此，岂不是造化弄人！

据说是一乘小轿把他抬进了刑场。他刑前说了一句话：“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从仙游到月港

王直的预言应验了。

倭寇变成失巢的马蜂，到处螫刺。梦想化为泡影，那么再不用考虑其他，只管劫掠就是了。这就是一般人印象里典型的倭寇，他们半裸跣足，留月牙形发式，手持武士刀，杀人放火，狼奔豕突。这个形象，与那些所谓“海上男儿梦想与哀愁”的浪漫想象，已完全不相干。

这样的倭寇，虽然更穷凶极恶，但是失去了节制和政治理想，反而容易剿灭了，更何况遇到了铁一般的戚家军。从嘉靖四十年的台州，四十一年的横屿，到四十二年的平海卫，倭寇元气已伤。嘉靖四十二、四十三年之交，倭寇围攻福建仙游，戚家军驰援，在城外苦战两个月，大破倭寇。仙游之战是一场决战，从此倭寇一蹶不振。浙、闽不能立足，其残余转而骚扰广东潮州，嘉靖四十五年，又被俞大猷击退，逃入台湾岛的北港。还有一部分势力转向菲律宾、南洋方面。至此，大陆沿海的倭寇荡平了。

明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反思倭寇猖獗的原因，解除了明初以来实行了二百年之久的禁海令，在福建漳州的月港（今漳州海澄镇）开海通商。这个开海仍是有条件的，但基本满足了民间的贸易需求，加之日本渐趋统一，丰臣秀吉于1588年颁布海贼禁令，明朝此后的七十余年，再没有发生过嘉靖朝那样严重的倭患。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可惜后来的满清一朝也做着闭关独立的迷梦，哪怕二百年后的“英夷”用文明的野蛮从海上打开国门，再也无法关闭，还是千方百计续着这个残梦，不愿醒来。

淮安的沈坤

有明一代倭患，受害最重的是沿海近海的居民，他们要吃海禁、倭寇这两重的苦。无法下海谋生；倭寇来了，有性命、财产、妻离子散之忧；官军来了，要出差，要负担给养，还可能诬作“奸民”，遭冒功的官兵杀戮。

归有光的一段文字，写出了倭患中百姓的苦难：

“近日贼抢娄塘、严店等处，驱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与吾民私语，言是某府州县人，被贼胁从，未尝不思乡里，但以剃发，从其号衣，与贼无异。欲自逃去，反为州县所杀，从此只得依违苟延性命。”

倭寇凶残，官军腐败，于是很多沿海近海的乡民自己组织起来抗倭，战绩可观。据淮安地方志，嘉靖二十年一甲第一名进士（即状元）、淮安人沈坤在母忧回乡期间变卖家产，招募乡兵千余人，亲自操练，号称“状元兵”。同治《山阳县（今淮安市淮安区）志》卷二十一记载：

“（嘉靖三十六年），倭数千人自日照流劫至淮安，时邑人沈坤方家居，散赀募乡兵千余屯城外。倭纵火焚烧，官兵且却。坤率兵力战，身犯矢石，射中其酋，倭始退。”

沈坤是淮安河下人，与《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同乡，还是儿女亲家。嘉靖三十八年，倭寇大犯淮安，据说，他和吴承恩商议御倭之策，建议凤阳巡抚李遂在姚家荡设伏，才有了那次大捷。有吴承恩参与，当然更传奇，但正史没有记载，属实与否，还有待考证。

嘉靖三十九年，沈坤遭人构陷，以“私自团练乡勇，图谋背叛朝廷”的罪名被捕，死在狱中。

如今淮安的河下镇建有沈坤状元府，在吴承恩故居西隔壁，中有一块“平倭门”旧石碑，推想是后人为了纪念而铭刻的，也算是家乡人给他的哀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