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扬
(贵州大学 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2016 年12 月,沪昆高铁贵阳至昆明段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沪昆高速铁路全线正式通车,以“四纵四横”为骨架的中国高速铁路网全部投入运营。同年,我国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2030)》正式提出将中国高速铁路网由“四横四纵”升级为“八横八纵”;到2030年,基本实现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铁联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规划表明,高速铁路仍是未来我国铁路网发展的重点方向[1]。
相对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而言,高速铁路大幅度提升了区域之间的地理通达性,对中国区域经济分布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高铁网络的不断完善,各类生产要素流动速度不断加快,较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聚集效应或经济扩散效应不断显现。然而以往的研究关注高速铁路通过影响区域的可通达性[2]、区位条件[3]、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4]等途径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对于生产要素流动的研究也以区域要素丰裕程度的变化为主[5],较少同时考虑高铁开通对区域要素禀赋数量和质量的双重作用,以及该作用对区域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2008-2018 年贵州省9 个地级市和自治州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贵州省区域要素禀赋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为贵州省高铁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经济聚集促进经济增长,而运输成本则是影响经济集聚最为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