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大学 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家庭医生服务制度不断健全。目前,全球50 余个国家正在施行家庭医生服务,该模式已被证实能够切实提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水平,改善全民健康状况。[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在社区医生和居民之间建立一种契约服务关系,促使我国分级诊疗模式更加完备。在契约关系中,家庭医生是主要角色和促推人群,理应符合契约中对“合意”、“平等”等价值的追求。[2]然而,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阻碍其发展,签约服务费存在筹资机制不稳、补偿机制不健全等问题,[3]影响医疗卫生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卫生费用[4],减少了家庭医生团队工作积极性。因此,有学者提倡借鉴发达国家和台湾地区的经验,发挥医保支撑作用。[5]本研究试图从契约理论的角度,为下一阶段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的改革提出政策建议,促进医保支付向基层倾斜。
1.国家政策梳理。在国家层面,2015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0 号),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的筹资渠道确定为医保基金、基本公共卫生经费和居民个人支付。2016 年,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生计生委等7 部委印发《关于印发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医改办发〔2016〕1 号),文件指出签约服务费的具体收费标准和各筹资渠道分担的比例要在综合考虑签约居民结构、医保基金承受能力等相关因素后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