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消费要关注政策偏好的社会结构效应

尹忠海

（江西财经大学，南昌330013）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全面促进消费。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与市场风险相伴而行的局面，社会政策的托底功能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托底功能对于夯实双循环大格局的国内消费基础具有重大意义。正如布莱克莫尔等（2019）所论，社会政策应该关注社会变迁加速背景下的消费性质不断改变的事实。政策无疑是“人类涉及的秩序”的一部分（黄国信，2018），它并非总是能够反映社会事实的演化规律，而是常常受到一定偏好的影响。如从消费政策史来看，制定者、受益者、观察者等群体的认知非常复杂，对个体、家庭乃至社会结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通过访谈调查等方法可以发现，不同空间背景下的受益群体对政策的判断也会基于不同动机而展现偏好取向的多样性。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为此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推断不同的偏好对产出、价格的影响，进而评价组织经济的不同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能满足复杂而动态的个体和家庭偏好。因此，提振消费带有一定的社会政策属性，但并非单一事件的政策序列的简单排列组合。它牵涉到一定的社会结构背景下的情境评估、决策主体与受益对象定位、社会政策选择及其风险预防等一系列逻辑链的互动与影响。换言之，提振消费政策若要达到社会结构良性运行的效应，必须要突破其面临的结构性约束。

一、抽水、放水与接水：三种值得注意的叙事及其核心问题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国的发展，进一步激发消费，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成为一个焦点性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