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山夜鸣，隐隐如雷

育邦 黄梵 傅元峰 何同彬

主持人：

育邦：《雨花》杂志副主编

嘉宾：

黄梵：南京理工大学教授

傅元峰：南京大学教授

何同彬：《钟山》杂志副主编

时间：2021年1月7日

地点：江苏南京

1.异质的诗歌美学：“云层是一张恍若隔世的唱片”

育邦：2020年12月27日，我们的朋友黄孝阳永远地离开这个他认为“人间值得”的世界。黄孝阳作为一名具有独特精神气质和创造意识的小说家已为世人所识，但他作为优秀诗人的面影是模糊的，甚至不为众人所知。黄孝阳身前只公开发表过少量诗歌，但他留下了大量的优秀诗作。今天，我们再来读他的诗歌，不免让人唏嘘感伤。先请大家谈一谈对黄孝阳诗歌的阅读感受，包括其主要特点等。

黄梵：第一次读孝阳诗作是在三四年前，他用微信发给我，我读罢非常惊诧，没想到一个小说家也能把诗歌语言操持到这般境地。一般来说，小说家，哪怕是国内的顶级小说家，只要一写新诗就露陷，暴露出对新诗语感的陌生，对现代诗意理解的隔膜。但孝阳是个例外，我当时就十分肯定他的诗作，认定他能成为一位好诗人。他诗作成熟的那一部分，让我意识到他可能习诗已久，与他的小说一直共生，只是他慑于诗歌的语言威名、自卑的天性（他的自傲只是自卑的镜像而已），令他从不敢以诗人自居。这样就可以理解，他作为先锋小说家，庞杂多样语言探索的来源，也可以理解他为何特别关注现代性，这恰恰是中国小说家出于种种原因，已经放弃关心的问题，毕竟新诗与现代性结成的婚姻，已牢不可破。我认为新诗写作，给了他小说最抓人的那部分品质和气度，必须读他的诗，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小说。我这几天是第一次系统读他的诗，发现他有些诗，已写到了完美。比如《云层》就令我拍案叫绝，“咽喉”尤其是“咽喉炎”，居然能与单相思巧妙对应与吻合，与夏宇发现可以用“拔牙”写分手之痛，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首诗还写道：“云层是一张恍若隔世的唱片。”孝阳天生有狂放的想象力，我读他诗作的整体感觉是，一旦他的想象能在生活中平稳着陆，那就是好诗诞生的时刻，像《云层》《玫瑰》《星光》等，就是用想象和思辨发现，再神奇的意象也可以居于日常景观之中。这样他的诗就是经验的，他甚至把科学和哲学概念，完全当作经验对象来处理。

傅元峰：孝阳是一个言语滔滔的人，他的话很多，有点缠绕，但是不啰嗦。我一直想该找个时间好好读读他的作品。他的这些诗，大多都没能在他生前阅读，这太遗憾了。读一位骤然去世的朋友的作品，会失去客观性。现在读孝阳的诗，像是在读遗言，无法分离他的死。比如，他的《那时》中写道：“活着的人啊。这一天永不会到来。/我和她的故事早已埋藏在2047年的那个夏天。”孝阳描述一个世界并否决和擦除它。尤其是他的擦除，让人意识到他对世界的实质的认知，是纯粹的语言认知。在语言之外，没有存在，甚至也没有有效的行动。孝阳不乏县城青年的投机思维，用以应对生计，但作为作家，他一直在“想”中活着。他的想法太多、太奇妙了，也十分勤奋。在发呆时，人们也胡思乱想，但大多不会像他那样记录下来。他的语言并不精致，铺排、纠缠，但都附着于他的想的维度。有独立的语法，形象很好。如今孝阳不在人世了，这种丧失了分别心的超然而繁复的所想，很多就因为主人的离去变成了遗言和警世的谶语。孝阳所想十分涣散，他的逻辑混沌不明，但就他写下的诗来看，它们又都万有归一地回归于一个面目模糊的女子的形象——这个女子是一个虚拟的诉告对象，在现世，孝阳几乎没有什么经营爱情的能力，除非有人非常爱他，但这个人很有可能只能给他造成爱的错觉。这是一种有宿命感的悲剧。孝阳身边汇聚了各色男女，经常一起打牌、吃吃喝喝，但他实际上非常孤立。他携带着他孤悬一线的想，独自走了很久。我们这些人，都不是他的呼告对象。他的作品的受话端，全部是他虚拟的。

何同彬：我曾经说过，“严肃而恰當地谈论黄孝阳及其作品，是艰难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只要愿意，孝阳可以写“好”任何一种文体。这是一种罕见的、可怕的能力，背后是孝阳得天独厚的写作天赋，以及这种天赋导致的强悍又失去控制的力量。而在这所有的文体中，孝阳虽然在具体的文学实践和苦心经营的文学形象中专注于小说/小说家，但他内心最激烈的审美渴求或者内在的美学人格是诗歌/诗人。或者更加坦率地说（我私底下跟他讲过，他不是很同意），孝阳更“应该”成为一个诗人，而不是小说家。孝阳的小说中有浓烈的“诗性”，有着一条醒目地努力成为一个诗人而不得的“失败的”轨迹;而他的诗歌创作显而易见地具有了某种代偿性，充盈着他在小说创作中无法安顿的激情和幻想。所以我从来不独立地对待孝阳的诗歌，始终认为应该在他的写作整体中、在某种写作学的意义上理解他写作诗歌这一行为。“写作是一个生成事件，永远没有结束，永远正在进行中，超越任何可能经历或已经经历的内容。这是一个行程，也就是说，一个穿越未来与过去的生命片段。”（德勒兹）在他的诗歌创作构成的“生命片段”中，“写作”以一种不断生成风暴、又不断留下废墟的形式，构成了某种独特的“事件性”，如何思考其中的自我戏剧化、巨大的饥饿感、包罗万象的吞噬性以及写作策略背后的深层“语法”，其实是比简单地分析他的诗歌文本更有价值的事。

育邦：孝阳的诗歌是炽热的，是燃烧的星辰;他的诗歌是忧伤的，是夜幕下低吟的夜莺。孝阳的诗歌有恣肆汪洋的自由联想，充满了知识的废墟和未来世界的脑洞;也有爱与悲悯，一颗孤寂灵魂的深情叩问;更有生命勃发的激情，对于语言充盈着“拜物教”般情感的疯狂崇拜。譬如《云层》，这是一首关于爱（毋宁说是一种单相思）的杰作。无论从修辞探险与情感控制的层面，还是从准确表达与诗意呈现的层面，此诗均臻于完美。从“咽喉”到“咽喉炎”的巧妙延宕，通过词语想象力的扩张，凸显了孝阳异质的诗歌美学。从生活场景到精神领域，“你”覆盖了“我”，并成为不可触及的“云层”，而“我”只能把“云层”视作生命的“唱片”，“翻来覆去地听”，凄绝哀婉，动人心魄。我从孝阳的诗歌中看到他笑眯眯地走出来，化作一棵绿色的树，从水浪深处站起来，“沿着河边通往彼岸”。他与尘世的争辩或和解已无关紧要，佛系的微笑已化为烟霞，他那植物性的沉默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2.诗歌“分身术”：“我来到人马合一的瞬间”

育邦：诗歌与其作者有着天然而幽深的联系。诗歌里包含着诗人的生活，菲利浦·拉金（Philip Larkin）在一首诗的结尾处这样写道：“在我们即将消亡的那个薄暮时光，/ 仅仅掌握那盲目的印记难以令人满意，/ 因为它仅仅一次性地适用于一个人，而且这人已经奄奄一息。”每一首诗，就是每一个曾经凝滞的时刻，就是每一次我们凝思握笔的时刻，“它仅仅一次性地适用于一个人”。一首诗，就是一个形象，一个场景，一种图形或线条，是我们生命中某一刻必然需要的符箓……我们相信，我们在写诗的那一刻，我们所写的所言的都是最后的诗，都是我们生命中意味着终结的诗。但是现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明白那仅仅都是一次性的符箓，只能是为那逝去的时刻担保，为那些成为影子的时刻作证。诗歌给我们的生命留下暧昧的印迹，但有时候又非常清晰而醒目。我想，孝阳的诗歌里同样也展现这种密切的联系，这是他与世界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连接点。通过诗歌，孝阳又如何彰显他独特的“分身术”的呢？

傅元峰：孝阳在一个更大的时空体中描绘了当世。在很多人尝试拉伸并积压生活，让它扁平化为历史和道德的时候，他瞬时化了他的经验，让现世成为一个真正的立方。我承认孝阳是一个诗人，是因为他处理写作与生活关系的方式比较特殊。他是缺乏界限感的，认为人际关系中存在一种自由转让：“把我给他。/把他给蝴蝶吧。”（《偶尔》）对比其他当代作家，孝阳是被基于物理玄思解放了的一个，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他的思维体操形象化了很多哲学世界的东西。这样，现实反倒被他遗弃了。你很难想象，他在《鼻息》中和一位陌生老妇人之间发生的那些交换。他是爱的实现，是以抹除边界为前提的。在一首叫《许小姐》的诗中，他借爱情的否定式描绘的那个依存于情感条件的个体，非常动人。爱情在孝阳那里是一种十足的偶然，他的献身方式是承认这种偶然，并依然存在于这种偶然。在现实生活中，有谁不妄想坚固的情感基础和并不存在的肉身永恒呢？黄晓阳对此在的旁叙能力很强大：“活着的人啊，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了吧。/我如今喜欢的/已经与“我”毫无关系——/“我，一个伤感的回忆与片断/或者说不太愉快的事实。”（《如今》）这节诗句可以说明孝阳的在世状态，就是他一直“不在”，所以，他喜欢用和“活着的人”说话。他的分身术导致他获取了立足点。他的死亡，如今成为另一种分身术——他的在，他的“活着”也将逐渐被证实。

黄梵：欧文·斯通用整本传记揭示梵高渴望生活，孝阳几乎用全部诗篇揭示自己多么渴望爱，渴望的深度映照出他孤独的深度。这本诗集我读了两遍，每读一遍都忍不住落泪，后来实在不敢再读。我们在设想他的生活时，诗歌揭示的精神境遇不可忽视。他的诗歌里总是回响着祈祷的声音，诗中最令他诚服的两个字是“你”和“主”，这两个字在诗中扮演着“主格”“主人”，他自己扮演着“宾格”“侍从”，揭示了“爱”“信仰”与他的关系。诗中的“你”有时可以是具体的人，更多时候却是“爱”的理想化身，这理想中藏着他的全部挫败，或者说他的无数挫败，反倒强化了他对女性的颂扬，比如，“你的喉咙里有一个灿烂的国度”，“能够爱你，即拥有了明亮的眼睛”，“你是我最好的光阴”，等等。诗中对爱的神化，有时也令他鼓起稍纵即逝的自信，“她肤若凝脂，我英俊潇洒”，他靠这理想之爱来撑腰，抵挡深不可测的孤独，但有时仍会崩溃，“酒洗干净了肠胃，还有独自的爱情”。所以，他常把自己视为“主”统辖世界的见证者，同时又为不明其意而痛苦，毕竟生活的重压，常让他面临自我的丧失，这对诗人是不可饶恕的。

育邦：我在孝阳的诗歌中发现这样一首诗，《深夜》：“深夜，是读诗/的时候。一匹马/在脑子里，跑。/汉字，犹如马蹄下的草。/我是多么/热爱这时刻！……当书页上满是：呼吸，难以觉察的指痕。/我来到人马合一的瞬间。”我能想象得到孝阳在深夜奋筆疾书的形象，我看到他在急速燃烧，像彗星一样，燃烧自己，让我们看到耀眼的光芒。这又多么令人伤怀啊！然而，他对自己的“燃烧”的宿命也作出极端虚无的描述，他在《燃烧》一诗的结尾写道：“亲爱的，当我的一切努力/以及关于我的一切（包括你），/化作乌有，/火还在这里燃烧。”这种“分身术”的应用，最终使他更为炽烈，对于“人马合一的瞬间”到来，他抱有强烈的渴望。甚至，他抵达了这样神秘的写作时刻。

何同彬：育邦兄所说的孝阳的极速燃烧的、令人伤怀的形象，元峰师兄所说的孝阳的“分身术”，以及黄梵兄所指出的孝阳诗歌中对爱的渴望和借此形成的孤独的深度，这三者其实是密切关联的。世俗之爱、家庭之爱、异性之爱的匮乏，在经营凡庸又温暖的日常生活以及营构节制、乏味但安全的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无能，这一切的合力，压迫、锤炼出孝阳写作姿态和文本气质的显豁的“分身术”，所以他的诗艺的分身术本身其实有很大的被动性。他在日常生活中应该开口说出的“爱”，应该为获取人之爱、生活之爱所付出的努力，全部转移给了诗歌和文字。这是一种幻想型的代偿机制。我在评论他的小说的时候引用过罗兰·巴特所说的“写作的幻想式”（fantasmes）：“此词具有欲望的力量，即相当于所谓的‘性幻想式的用法。一个性幻想式=包含一个主体（我）和一个典型客体（身体的一个部分，一次活动，一个情境），二者的联合产生一种快乐→写作幻想式=产生着一个‘文学对象的我;即写作此对象（在此，幻想式通常抹削了种种困难和性无能），或者几乎终止写作此对象的我。”写作的幻想式就是孝阳的伪装的“快乐”、他的令人伤怀的“极速燃烧”，这快乐和燃烧中到处都是他的渴望、孤独和疼痛，或者是他在诗歌中所说的“我”的“不太愉快的事实”：“我如今喜欢的/已经与‘我毫无关系——/‘我，一个伤感的回忆与片断/或者说不太愉快的事实。”（《如今》）从这个层面上讲，孝阳写作的幻想式是小说还是诗歌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此时”选择了何种代码。记得一年多前，在热闹的牌局现场，他看着周围的人群，看着朋友们出双入对的世俗幸福，无比凄怆地对我说：“给我你们这样的生活，老婆孩子热炕头，柴米油盐酱醋茶，我愿意放弃写作。”这种固然并不可信的“假定性”，的确无比真切地表达了孝阳无奈的“分身术”和“写作幻想式”。

3.文体的界限：“我的身体里有龙”

育邦：在孝阳的文学版图中，小说显然占据了一个极其醒目的核心位置。如今，我们来阅读他的诗歌，就自然涉及到他的诗歌创作与其整体的文学生涯的关系。在他的世界里，诗歌与小说到底有着怎样的分野与纠缠呢？换言之，在孝阳那里，文体真的存在某种界限吗？

傅元峰：真正的诗人（真正的作家必须是一位诗人）是没有文体界限的，这是一个前提。所有有文体界限的作家，都还没有建立自己的表达式，还必须依存于语言范式。我觉得《人间值得》《人间世》《众生：迷宫》《旅人书》等作品基本显示出黄孝阳对文体界限的突破。《旅人书》的出版吸引了我对孝阳的注意，因为这部书强烈传达出卡尔维诺借《看不见的城市》传达出的文体僭越冲动。但是，当代文学批评界的审美眼光十分老旧，对黄孝阳在若干作品中体现出的美学信号反应十分迟滞。他们至今停留在18世纪以前的文体思维中不能自拔，不懂得在故事之外的戏剧性。黄孝阳从不迷信界限与规则，他的想象的王国自力更生，实现令人赞叹的自由飞升。黄孝阳在文体间隙找到的财宝，很多批评者看不到。他们现在还沉迷在对故事的新闻视角和历史视角的追踪中，孝阳的作品中缺少故事情节和历史学的注意力，他对故事的戏剧性和其历史隐喻效能并不感兴趣——这种观念十分超前。孝阳的作品序列与现代文学的经典指认体系之间存在很多建议的关系。很多当代作家死于文学奖，死于传说和新闻，死于历史学。孝阳死于心跳骤停。孝阳的知名度不低，但他不是当代文学“名流”，他的文学值得美学意义上的尊重。

黄梵：孝阳还有一些诗有“打结”的现象，如“在剧烈的疼痛所掀起的粒子风暴中，/你来到视界边缘”（《疼痛》），“与你有了交流。/美与丑是这种交流的反馈”“我们说光有波粒二象性。/人也有这种奇异的双重性”（《几句话（口语）》），等等。我把这样的诗句视为尚未化开的语言瘀块或结节，它们来自孝阳想要让诗更快地接近科学和哲学，他并不在乎彼此的融洽度。这里涉及中国人对于科学或哲学的惯常误解，以为科学和哲学是对真理的揭示，并不知它们只是对人类经验的人为分类。但我认为孝阳是懂的，正因为他能用经验之眼看待科学或哲学，他就有勇气把一些科学或哲学的概念，与诗人的体验搅拌，提供他眼里的跨界意象，哪怕水土不服。当他能把一切文化、文学体裁，都视为经验的共同体时，他的认识倒更接近真实：世界是彼此关联的整体。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书是对世界完整性的保存”（《几句话（口语）》）。这样就容易理解他的那些越界冲动，比如，小说的诗性、散文与小说的混淆、诗中说理与说事的那些“陌生”创举，同时还可以说他蔑视自己的单一身份，既愿意成为理论家，比如小说量子理论的发明人，又愿意追随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出版家等身份，只是所有这些越界的蛮力，都没能让他僭越生活給他划定的家之界限、孤独之界限，这才是悲剧所在，他被最最日常的经验束缚住了。这与他日常的感性交往方式十分吻合，作为内心有着酒神蛮力的作家，却无法用日神的秩序去整理生活，这种挫折感只会加强他在文学中的越界倾向，我认为，那是力比多必然要找到的一个出口。

育邦：孝阳一直认为他的身体里有一条龙，他在诗中写道：“我到了四十岁后，/才渐渐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痛苦。/我说我的身体里有龙，/便是这痛苦。”（《痛苦》）他的精神与肉体都有被那条强烈表达的“文学之龙”撕裂甚至摧毁的痛苦。甚至这条龙左右了他的日常生活、他的精神世界、他的想象疆域。这是他不可更改的文学宿命，也是他命运的神秘谶语。为此，他感到困惑与绝望、愉悦与亢奋。在他的世界里，这条龙同样也是缪斯的化身，他为它写下每一个字、每一行诗，它盘踞在书籍的每一页。“龙”在东方人的眼中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是“龙行天下”的强力存在，是“大道无形”的践行者，是充满神秘力量的创世者，这是孝阳的文学图腾。他身体藏着一条龙，也预言着他拥有通过写作赋予世间万物以生命力的魔力。他希望自己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在当代文学界如“飞龙在天”，具有一种超拔的王者气概。另一方面，“龙”在西方文化视野里又具有狂躁不安、恶作剧、强烈的破坏欲望的意味，我想，这一特征也交织在孝阳的写作生涯之中，他把自己的创造和热情都给予了一种对原有秩序的破坏过程，并通过提出“量子文学观”来统摄与构建自己的文学冒险行动。

何同彬：孝阳必须要时刻告诉自己和别人：我的身体里有一条龙，我的写作和燃烧就是这条龙腾飞并毁灭的行迹。这是他的“文学宿命”，是他用无数夜晚的快乐培育出的“痛苦”，而这宿命以及关乎他“命运的神秘谶语”，其实更事关我们对于当代文学处境和作家主体认知的理解。我们必须把他的诗歌写作放到他创作的整体视野中去，然后就会意识到，他写作的最重要的意义是其“反面”，也即他的写作的强大意志和卓越禀赋、彰显的巨大体量和能量、对于各种边界的逾越、向哲学和宗教等更高视点的极限倾斜……这所有的“正面”汇集出近二十年汉语文学的某种重要的集体性症候，醒目地在诸多或清晰或含糊的核心地带标识出文学的“无能为力”。孝阳以其“谵妄”，以其“燃烧”试图达成一种“创造”和“健康”（即德勒兹所说的“文学的最终目标”：“在谵妄中引出对健康的创建或民族的创造，也就是说，一种生命的可能性。”），但显然他“失败”了，他无意中与布朗肖达成了如下的共识：文学的本质目的是让人失望。孝阳走了，但是这“失望”还在延续，而且是以孝阳最“厌倦”和“不屑”的方式延续，这是孝阳最“深刻的不幸”：

这个世界不是应有尽有，

总有些事物是在它的边界之外，

比如最大的数字，比如你。

我想象你的脸容，比如玻尔兹曼大脑

比如飞走之禽。每想出一种，

即提笔绘于灿烂夜穹。

我已绘出恒河沙数，

但离你还隔着一个最大的数。

亲爱的，我是如此想念着你，

体内都有了数万亿颗星球。

诸山夜鸣，隐隐如雷。

—《独坐》（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