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回归”视角下的高教文化策略研究

张毅华 祁保华 魏源

摘要：中国的高教文化建立在人的自律自强基础上，“四个回归”作为高教文化策略，既遵循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又遵循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更提出了高教文化的融合机制。高教文化赋予人本价值、唤醒社会意识、奉献聪明才智、激励文化传承，这就是高教思想的常识、本分、初心、梦想。“四个回归”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教文化选择的政策性纲要，在中国高教的理论范式上是一个重大突破。

关键词：“四个回归”;人本归属;文化机制;高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9-00-04

1 问题的提出

高教策略，顾名思义，一般是指在高等教育的制度设计、体制命题、体系性治理层面提出的理念和措施。2018年底，为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紧紧围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加快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大学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新时代高教40条”）。陈宝生部长于2018年6月21日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的讲话，提出了“四个回归”的高教思想。简言之，高等教育要“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

“四个回归”着眼于高教内涵，即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路径选择，突出人才培养的内外机制，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四个回归”探讨的是学风、教风、研风的高教常识，学以致用、学以创新的高教本分，推进社会与国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初心，以及实现伟大复兴的文化梦想[1]。因此，我们提出“四个回归”之高教文化选择研究，既是高教文化传统价值观的延伸，又是社会主义高教人才核心观的体现。

“四个回归”高教文化内涵有四个关键之处：一是立足于自律自强的勤奋学习，二是传承时代精神的文化本分，三是学习目标、过程评价、结果考核等实操环节，四是形成具有文化影响力的教育成果或产品输出。“四个回归”不仅是人才培养的指導性文件，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教文化选择的政策性纲要。“四个回归”总体上提出了一种战略思想，即将人才培养投放到时代的需求上来确认选择机制，从而使未来高教达到新高度。因此，新时代高教40条旨在发出时代的号召，进一步激活高教自身文化优势，在新的文化选择上，展现中华民族凝心聚力的文化智慧。

“四个回归”不仅仅是知识体系的兼容性基础，更是应用型高教制度的升级。从最早的圣贤之学、君王之学，再到春秋时期的私学，直到现代学术组织、科技体系的出现，可以得到一条清晰的高教文化发展路径。高教文化作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为、主动行为、认知行为，在高考制度上强化选择与分化，然而这种分化如果没有具体的“回归”路径，势必导致考试定终身的“教育断层”。这个断层在学生教学层面、教育形态层面、传统文化层面甚至微观到学业管理层面，都会导致教育制度的“塌陷”。总之，“四个回归”作为新时代高教所提出的文化路径是符合当前教育发展规律的，将人才分类分层与教育文化选择机制相结合，深挖内涵，无远弗届。

2 理论依据

高教文化选择，首先基于以人为本的文化思想。人为社会之本，也是教育之本。与此同时，教育是建立在人的自律行为上的，没有自律就没有自知，没有自知，教育的“本”就缺乏推动力、建构力、传承力。“三力”缺失，教育的现代化就只是一个外壳。其次，本科教育是一个国家高教的基础，基础性的“回归”不仅仅是知识体系的兼容性基础，更是制度性的升级。高教现代化或者高教制度升级，是寄寓在国家整体发展的架构中的。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大国，并逐渐步入工业强国队列，现代化与小康社会融合，产生了大量的高质量教育需求，这是一条高教常识的理论思考路径[2]。从常识和本分看，中国高教的中国特色显示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律与文化自觉，但目前我国高教还没有为高质量教育需求建设好一整套完备的体系。

古代国家专设机构和朝廷学府制度一体，形成了社会政治文化在自我、他我、自然的文化建构，历代统治阶层通过思想强化，为中国社会创设了政治与教化、法律与道德、国家与礼制和谐一体的文明形态。高教文化中既有体现历史文化的方面，又有关注现实、展望未来、胸怀天下的主体价值。这源于中国文化中蕴藏的“务实自律、关怀社会”等人生信条，其长期作为维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纽带，铸就了中国高教文化特有的思维方式。因此，在任何历史背景下，尽管旧的国家体系会“礼崩乐坏”，但并不影响新的道德责任体系和新的国家科教、教育文化体系的融合。

近年来，西方理论秉承的中心论在教育建构、场域主张、文化移植上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一部分学者甚至试图用西方理论解释我们的文化选择。我们的教育决策层提出了令人振奋的战略规划，但如何从高教实践阐释我们自己的高教文化还有待探讨，而“四个回归”则提出了具有挑战性的理论尝试[3]。从具体分析来看，“四个回归”最早是国家总体教育方针部署的工作思路，最终上升为国家教育策略和文化理论，即新时代高教40条，这一理论从根本上体现了我国高教理论特色，同时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特色。新时代高教40条将人的自律自知通过社会应用的外部挑战，将人当作教育的载体，建构外部世界对人类文明的支撑，从而在文化信念层面引导劳动人民创造美好世界，这便是本科教育的初心。从研究基础上看，高教的梦想模式是一个整体建构的历史模型。传统高教思想的圣贤文化是古代高教的方法论，也是古代高教的文化论、机制论。马克思指出，“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因此，高教的梦想是寻求“最优的人本模式”“最佳的认识系统”“最契合真实命题的高教界定模式”“最能接近人格建构的方法体系”[4]。今天的我们不能用古代的高教思想否定现代的高教思想，也不能用现代的高教理论否定古代的高教理论。和谐务实，唯物创新，中国高教思想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创新和突破的过程，从而形成在制度环境、经济能力和社会信念系统中不断发展的“古今共谈”。

3 策略意义

3.1 传承高教革命精神，建立高教文化新高度

汇聚百川，高山仰止;千年风范，万世之德。高教文化自近现代以来实现了从古代君王体系、经史体系、师传体系、教育体系向现代文化复兴、学校教育、师德传承、科技文化的转型，对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及学校育人基地、师德建设、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和谐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应用价值，这也是百年高教在人文科学上有重大贡献与突破的体现。

与此同时，长期以来我国高教前辈树立了红色信念与民族自强的典范，高教系统每年度都会评选出“教书育人楷模”，目的是传承这种自信自强的高教精神。站在新时代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期，我们应回归常识，力求从自己的高教文化中寻求文明振兴。我国高教体系一级学科有一百多门，无论按照工科、理科还是按照文理分类，高教文化组织囊括的基本人文观、社会观、自然观都与我们的文化典范传承有关，每一个育人体系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代代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劳动和聪明才智，“四个回归”最终凸显了我国高教文化的鮮明特色。

高教文化是一个国家最鲜明的镜像。我国自高等教育建立以来，经历过高教文化多种形态的更迭，逐渐突出高教社会经济的“应用型”文化机制。高教与产业体系如果要深层次建构文化镜像，打破其教育形态的差异，就要从应用的知识概念、范畴之中重新寻求其应用文化内涵。借助高教文化界面的多方面呈现，通过课堂、网络、实践体系，很多先进的专业领域进入青年人的视野，在这种“混合学习”的整体改革中，通过学习模拟进一步介入新时代的创新。

高教文化也是一种现代制度体系。不管是考试制度、学科制度、管理制度，还是产业制度，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而言，高教文化都需要寻求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形式来描述抽象的社会形式，这有利于建构其与教育体系的参照。“双一流”与“应用型”都是高教文化，二者都致力于解决评估内容中需要有所突破的问题，从而进一步突出高教文化的影响力。显然，过去提倡“一心只读圣贤书”，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礼仪之邦，宗族之制，农耕之本，形成了类物比德的主体以及唯物共存的朴素生态哲学体系。现在，高教文化来自新的科技生产与文化产业，自律自强的文化价值更加凸显，更需要符合文明形态的自觉与教化。“四个回归”清晰表达了这个庞大的文化体系，从而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矣”的境界（《孟子·尽心上》）。潜心治学、工匠治艺，高教文化要随时反映人类进步，耦合到天下之大同的制度文化，承担天下兴亡的文化命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高教文化是建立在不断自我教育、自我革新、自我革命的基础上的，这是“四个回归”的强有力支撑。

3.2 形成中国高教文化话语体系，汇聚凝心聚力的高教文化

我国的高教文化具有扎实而深厚的传承体系，也具有优秀的人才培养机制，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相互衔接和转换是我国高教文化面临的新课题。我们的高教楷模范式是在国家民族重大历史选择中涌现出来的，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精神旗帜。我们要将这种文化传承与教育传承融汇起来，回归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从而全面建构高教文化话语权，进一步转化为成才机制。榜样的力量是可以复制、转化的，这才是高教的文化。这样的“自”，才是本分的“自”，这样的“强”，才是本分的“强”。在实施路径上，我们的大学要汇聚“知识群体”，强化高教文化生态，回归教授文化本分。教授群体的育人生态是高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当代大学生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对百年高教发展缺乏系统了解，对百年奋斗到百年梦想的代代传承认知不够深入，这导致其对高教核心价值与民族文化生命力认识不清[5]。传统文化思想蕴含的方法论，突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导向，但现代高教文化恰恰是建立在科技探索的问题意识之下的，因此，高教文化的本分尽管对“985”“211”“双一流”十分渴望，但因缺乏强有力的转化机制，不能把高教文化的硬件转化为文化的生态，盛名之下难副其实。更何况现代高教是基于制度体系培养人才的，通过平等的机制实现文化上的回归，因此，更需要把优质资源转化为制度文化、管理文化、师生文化、课程文化，以达到高教文化镜像学与教的融合。

回归本分就是融入文化镜像。高教国家制度体系的界定涉及复杂的教育理论。现代高教公共体系关注的是教育激励、振兴理想，注重完善高教公共体系内在机制，探索高教公共体系的规范训练。随着条件改善，高教公共体系设施逐渐完善，为师生提供优质高效的高教公共体系与公共服务，是高教文化本分基本理念的应有之义，也是高教文化的基本职能，这是本分在“文化体系”中的属性概念。回归文化才能回归本分，回归本分才能建构文化。

回归本分建构文化是高教发展的特有规律。从高教创新的视角来看，高教体现的是“最优的价值解释评价”[3]。我国从礼教文明过渡到现代工业化基地模式，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几十年间就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历程，这就进一步对高教提出了“解放思想”的要求，即“高教回归知识融汇与建构”是客观存在于学习活动中的组织教学，这是“混合学习”的逻辑起点。反之，如果我们接受的仅仅是教学，我们的眼光就停滞在知识体系本身，最终仅将学习开发作为认识的终极目的，显然，这既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也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定义。

3.3 打造高教知、情、意、行的文化特色

高教文化是建立在学校整体风貌，或者某专业、学科影响力的基础上的，因此，高教文化具备一定的传承特点，传承缺失或中间断层都是高教文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需要集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要形成高教文化传承，合力作战是重要举措。从高教教育体制上来看，形成文化混合式环境下的“最佳的认知系统”“最契合真实命题的学用对应模式”“最优的文化价值选择以及归属”，这是我们从进入一所学校到完成阶段教育的完整体验[6]。炎黄以来，三代经史、汉唐立制，我们的文化归属于共同的教育路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教秉承新的文化理念，开始探索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高教文化，高教整体战略思维一直沿用到今天，我们所持的观念、原则、方法、范畴开始逐步进入自己的人才文化层面，从人才战略回归到人才培养的高教文化生态。教学也力求突破混合式环境下课堂、网络、实践教学的固有模式，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深厚底蕴。“回归初心”就是回归“知、情、意、行”，而研究“知、情、意、行”，则维系了国家民族文化传承与认同。在不断变化的历史形态中，形成共同的社会观、教化观，这种学术取向是中国知、情、意、行文化策略的源头。

一个国家要强盛，要变危为机，要突破百年变局的困扰，人才是根基。国民要有信仰，民族一定需要一种奋发激昂的思想体系。处于历史交汇期的高教发展最需要的就是形成人才思想队伍的快速反应机制，建构一支思想敏锐、道德美好、勇于创新的人才队伍，寻求我们认为值得去做、能够去做并且有意义的事去做，从而为建设现代高教奠定坚实的文化根基。

3.4 中国特色的高教文化展示与应用

高教文化被赋予现代教育内涵，向学校教育延伸，形成中国高教的文化风格。中国高教道德风格结合学者的沉淀，实现知识分子对自我认知的角色转变，即从“小我”向“利他”学术道德的提升，让学生在文化传承中重视高教文化生活的技能与涵养。中国人历来习惯将天时、地利、人和纳入同一个结构范式之中，致力于建立其感应相当的整体联系，寻求其同步运行的共同规律。中国高教本身具有自身文化理想，并把这种文化的整体联系和共同规律看得比个体更重要，同时认为个别事物只有置于这种整体联系之中才是合理的、完美的。为此，我们的专家队伍、学科队伍、高教资源都建立在传承高教楷模的育人机制上，把高教文化作为今天的育人原则，内修道德，外研科技，培养出一大批当代文化精英。可以说，几乎每一所高校背后都有自己的大师传承。因此，回归梦想才是高教文化的本质。

人类需要梦想，人类需要文化。制度的合理性取决于建构的思想性，而建构的思想性恰恰是文化发展的源头。高教文化不仅存在目的理性领域，在社会领域同样存在着一个认识体系，甚至在个人社会体制的领域中，在实践知识、交往行动和依照共识调解行为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文化的认识。高教文化反映在混合学习形式之中，即反映在新的学习关系中，而且，只有基于不同的个体，这些学习过程才可能使新的生产力被使用。合理性结构作为一种体系性存在，反映了文化的整体性，而整体的合理性则是高教思想的制度传统。所有这些理论的逻辑梳理，恰恰在于我们的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命题。回归梦想，则说明我们的文化是人类的福祉，反之，则不足以说明我们的高教文化可以回归人类的梦想，而只能说是一种权利或者能力。因此，回归梦想是高教文化的核心内涵。

4 结语

基于“四个回归”高教文化的四种路径。

首先，高教文化作为我国文化战略，是我国整体文化建构的重要一环，因此“四个回归”高教文化体现了“四个意识”与“四个自信”，预示着我国高教发展模式正在发生重要转变。“四个回归”作为新的高教文化“范本”，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们的观念和理念将随着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教育外部规律制约着教育内部规律，教育的外部规律只能通过内部规律来实现”。教育通过培养人才对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培养人的教育活动，要遵循教育自身的内部规律，又要受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所制约。因此，不顾社会的条件与需要，就教育谈教育，或者不顾教育自身的规律使教育商品化，都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四个回归”构想，既遵循教育外部关系规律，又遵循教育内部关系规律。

其次，“四个回归”突破了狭义的高教文化活动场及生态场。网络空间、文化同心圆、中国特色，正在形成越来越鲜明的文化体制。以往，研究者基于每一个学校都具有深厚的传承文化，从而确认每一个学校的文化传承体系，并将其确认为建构新时代高教文化的重要力量。新时代高教40条提出“四个回归”，研究历史交汇期的基础重构，体现了中国古代高教思想与现代文明特有的契合优势。“四个回归”充分利用历史交汇期的高教战略契机，既符合国家基础性建设的需要，更突破了高教文化示范引领的战略性重构，最终实现高教文化的伟大复兴。

再次，高教文化是深层次的制度建构，也是基于劳动属性的文化建构。新时代高教40条提出了“六卓越一拔尖”与回归民生、回归社会、回归制度、回归创新的理念。“四个回归”是我国科技、教育、文化体系走向独立建构的重要依据，开启了“四个回归”理论下高教文化的新纪元。随后在教育沟通、教师队伍、课程建设等各个领域都引发了对“四个回归”的思考。其关注“应用型”的学科或专业，造就了高教文化的“初心”模式。

最后，“四个回归”突破了狭义的高教育人的常识。高教文化价值归属的前提是人的自我价值归属，党的十五大为我们描绘了“两个一百年”的美好蓝图，党的十八大提出凝心聚力共圆“中国梦”，党的十九大提出“两个一百年”攻坚克难复兴梦、强国梦。很显然，任何教育都有其独特的传承模型，中国的文化传承是集中在人的归属上的，因而教育在承担传承的“道”，同时也在实现共同的文化归属。“四个回归”对高教文化归属的阐述，刷新了高教作为教育体系内置系统的说法。高教文化的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这些都说明了我国高教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旺盛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陈宝生.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J].時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18（5）：18-30.

[2] 郭立场.“四个回归”是本科教育的“定盘星”[N].中国教育报，2018-06-27（2）.

[3] 史静寰.“形”与“神”：兼谈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J].中国高教研究，2018（3）：11-12.

[4] 孙玉清.“四个回归”彰显大学之道的时代内涵[J].中国高等教育，2016（21）：1.

[5] 张继龙，陈廷柱.大学的学院学术治理现状及其改进：基于24所本科院校的调查[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38（4）：94-100.

[6] 袁占亭.高等教育“四个回归”的时代意义[J].中国高等教育，2016（23）：17-21.

作者简介：张毅华（1981—），女，福建南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祁保华（1978—），男，山东枣庄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教育管理、创新创业管理。

魏源（1989—），男，湖南湘潭人，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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