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建构

摘要：“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为中国女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契机。其中，以苏青的《结婚十年》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文学采用女性话语及独特的叙事策略，以真实细腻的笔触展现女性在父权文化中的“他者”身份及生存困境。小说通过对男性形象的“残缺化 ”描写和一系列可怜可恨的女性众生相的刻画， 解构男性神话，直陈男权社会中女性自身的缺陷和劣根性，改写了代代相传的男性“君子史话”，并警醒蒙昧中的传统妇女。女性只有培养起在思维方式和话语行为中的性别独立性，才能最终摆脱“他者”身份，实现从“自体存在”到“自觉存在”的转变。

关键词：女性意识;菲勒斯;他者;叙事策略

“五四”时期， 民主主义、新文化运动兴起 ， 为中国女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契机。作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基本理论概念，“Feminism”最早被译为“女子主义”，在此之后，这一概念依次被译为“妇女主义”、“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和“妇女运动”等，掀起了当时中国妇女追求自由平等的社会思潮。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鲁迅、沈雁冰等都积极倡导妇女解放运动，推动国民女性意识的觉醒。五四女性纷纷冲出家庭，争取个性自由，意志自由及婚姻自由。五四时期的女性运动是从文化心理角度争取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19世纪三十年代末，上海沦陷，日军长驱直入，民生凋敝，国难日深。然而，以张爱玲、苏青以为代表的沦陷区女作家们却进入了一个“无性别之神”的时代，她们不再顾及传统及大众的主导意识形态对女性的规范及要求，在失去观念上的压力与禁忌后，传统性别角色的约束力减弱，她们得以从女性立场细微刻

画女性经验，赤裸裸地揭示两性关系，自由书写女人。1943年，苏青《结婚十年》结集出版。这部小说以平实的笔触真切描写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时期以怀青为代表的新旧结合的女子对旧礼教的反叛与妥协。小说中女主人公苏怀青经人介绍与未婚夫徐崇贤订婚，婚后生活并未如她所盼，她与丈夫若即若离，婆媳间的生分，姑嫂间的磕碰，母女间的隔膜都使她倍感孤独和失落。在经历了婚姻中的各种龃龉后，怀青终于忍受不了自身价值和尊严被压抑损害的痛苦而提出离婚。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女子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着实令人咂舌。做为上世纪 40年代女性叙事的先锋，苏青的创作关注女性内心的感受，从女性视角出发，采用女性话语及独特的叙事策略展现女性在父权文化中的“他者”身份及生存困境，暴露了几千年来男权中心思想的腐朽， 揭露了男性对女性的野蛮统治， 毅然地改写了世代相传的男性 “英雄神话 ”和“君子史话”。

一.反“菲勒斯中心”的男性神话解构

在皇权、族权、父权合一的中国古代社会，两性关系成为压迫性的等级关系的范例：女性被剥夺了完整的人所应有的权利，男性是社会的主体 ， 女人一生的命运都牵系在男子身上， 依靠他们获得财富、地位、稳定的生活， 也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爱、温柔与体贴。与男性相比 ，女性是卑贱的 “附属物”，所有的礼、法、价值伦理体系均针对女性而设，妇女理所当然地承受男权社会对她们的经济、身体和心理的虐待，成为可怜麻木的男权社会中沉默的“他者”，一个空洞的能指及永远的“第二性”。长久以来，中国女性没有经济权、话语权，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保持缄默。1诚然，父系社会的产生有两性生理差异的必然性，但父系社会政治文化体系中那种剑拔弩张的性别敌对和性别统治犹如一场“性别之战”或“性别文明之战。”2

依照男性大师拉康的理论，女性在父权社会中将永远蒙受着菲勒斯（phallus，男性生殖器之符号，是父亲、父权的隐喻和象征）缺失的焦虑和耻辱，她只能通过从男人处获取一个儿子，从而获得一个想象中的菲勒斯，最终获得归属感。父权社会里不存在对于“ 他者”的尊重， 这种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观点， 使得男性在文学作品中常常被“神化”，被赋予了非“君子”即“英雄”的形象。《结婚十年》的女主人公怀青也曾经幻想未曾谋面的未婚夫是 “粉面朱唇”，“白缎盔甲”，“眉毛又粗又黑 ”的赵云，以至于按捺不住对未婚夫的喜爱之情， 禁不住喊道 ： “他是我的英雄呀！”3苏青在小说中对于男性形象的“残缺化 ”描写 ， 毫不留情地扯掉女性心中“英雄”的神秘面纱 ， 还原 “世俗 ”中一部分男人的本来面目，其虚伪、自私、绝情的本相逐渐呈现在读者面前。怀青的丈夫徐崇贤出身乡宦世家，满脑父权社会“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他愿意妻子故作孩子脾气，只好玩，爱打扮，好向他撒娇，而不喜欢妻子有大志，也不愿她向上好学。她无尽的闲暇与无聊可以用来虚掷，却不可以用来看报、读书。在得知怀青向杂志社投稿后，贤勃然大怒，并用坚决的口气要求道：“请你以后别再提写文章了吧，要钱我供给你就是。”他的道理是“女人读书原也不是坏事情，只是不该一味想写文章赚钱想与丈夫争短长，我相信有志气的男人都是宁可辛辛苦苦设法弄钱来给太太花，没有一个愿意让太太爬在自己头上显本领的。”但在妻子讨要生活费用时却现出猥琐、计较的本相，“你嫌我穷就给我滚蛋！我是人，你也是人，你问我要钱？！”“就是向我讨钱也该给我付好嘴脸看......， 這些钱要是给了舞女向导，她们可不知要怎样地奉承我呢！” 甚至公然将夫妻关系视为一种卖淫式的交换：“从此你可休想问我讨一文钱，因你不尽妻子的义务，我又何必尽丈夫的义务呢？”3怀青对女性尊严的最低维护屡屡因为她对丈夫的经济依附而失败，这种依附在家道中落，国难日深之际尤为艰难。崇贤将家庭责任一概推给妻子，完全不闻不问妻子儿女的死活，并在与妻子闺蜜胡丽英发生婚外情导致其怀孕后，以舍不得离开妻子儿女为借口将之抛弃，其虚伪、绝情，不负责任的残缺人格在小说中暴露无遗。 即便是才子余白，纵使才思敏捷，对女性同样缺乏足够的尊重，在生计困顿时亦是日夜声色犬马，妻子同他吵，他便拿茶杯摔过去，还用脚把她乱踢成伤。苏青在小说中以辛辣的口吻感慨道：“极少有男子能静心细赏自己太太的明媚娇艳，终有一天，他会厌恶她，恨她，觉得她累赘。” 3

二.“无意识杀人团”中的女性群像

波伏娃在《第二性 》中说， “一个人之为女人 ， 与其说是`‘天生'的 ， 不如说是‘形成 ' 的。没有任何生理上 、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 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 ，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 ， 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 `‘女性' 。”4可以说，女性“第二性”的产生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结婚十年》的独特之处在于除了批判男性的统治与压迫， 小说能直面女性的缺点， 一针见血地击中要害， 毫不留情。苏青笔下的女性群像恰如一群“丑陋的女人”，她们自轻自贱，自相虐待，自相残杀。

1.新旧参半的年轻女性

除女主人公怀青外，《结婚十年》中主要刻画了三位年轻女性，分别是风流寡妇瑞仙，小姑杏英和闺蜜胡丽英。瑞仙是崇贤表嫂，丈夫早逝，在怀青婚前即与崇贤关系暧昧，婚后更是对怀青处处针对，百般挖苦。杏英尖酸刻薄，相貌丑陋，因为哥哥被他人占有而对怀青充满嫉妒与敌视。胡丽英是怀青的闺中密友，婚姻不幸，内心孤寂，因为向往爱情和稳定富足的生活而不惜与好友争夺丈夫。这些将“旧思想 ”和 “新行为 ”結合在一起的“爱的侵略者”习惯于将男性视为“主体”， 经济上希望依附男人生存 ， 行为上却对“三从四德 ”的礼教束缚嗤之以鼻。 同样做为新旧参半的女性，怀青在怀孕后断了与何其民之间“两个樱桃”的五四之梦。在丈夫另谋新欢时，怀青却试图以弱者的姿态博得封建公婆的支持，并不惜凭借封建道德律条去中伤昔日好友，以维护自己岌岌可危的身份与地位，先说“先奸后娶的婚姻都靠不住”，又说“凡是离婚的女人再嫁后便不能拿出真实来爱丈夫。”尽管她知道“贞操与女人真个有什么相干？”怀青对守寡的瑞仙、被丈夫虐待遗弃的胡丽英的鄙夷，对貌丑的杏英的讥笑，所针对的不是不公的男权社会，不是性别歧视，而是为了生存，为了自己与孩子的温饱，这就使得怀青也多了几分猥琐的市民气。

2.“可怜可恨”的旧式妇女

中国社会中的家庭自出现那一刻起，便是以男性为为本位的。子承父业，子承父志等表达方式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家庭秩序。“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这种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价值观使女性伦为附属于男性的 “他者”，成为社会的“客体”，女性在心理上逐渐丧失了自我意识，一言一行都约束于男性社会为其设计的规范里，更为可悲的是 ，失去自我意识的女性又将这一套封建礼教用于约束同性， 复制了一批又一批父权制的牺牲品。男权社会中，女人唯一的“职业”与唯一的“荣耀”是做母亲。生育，而不是婚姻本身才是女人的成人礼，只有养了孩子，才能使女人摆脱缺失的焦虑。这个孩子，这个想象中的菲勒斯应该是一个男性，一个儿子，只有父亲、丈夫、儿子的出现才能结束女人无尽而虚无的循环。怀青“生了一个女儿”几乎成了一场灾难，女婴似乎算不得一个婴孩，至少算不得一个“完整”的婴儿，只是一场空欢喜，一个“哑爆竹”。甚至于曾经做为受害者的母亲和婆婆也成为帮凶——“好吧，先开花，后结子！”女婴，在这个女人世界里只是天生的“赔钱货”，产房也随即成了充满不祥禁忌的“红房”。如此种种， 激起了怀青的愤慨，“心想你们这批不自尊重的女人呀， 少了个卵， 便自轻视自己到如此地步了 ！”3这是一个“女人对女人的苛求，女人对女人的虐待，女人对女人的轻蔑”组成的世界。女性被漠视、被否定，又自轻自贱，继而去漠视、去否定其它女性，缺少对其自身生存状况的自省。苏青借怀青之口揭露了这批妇人的丑恶面目，试图通过审视女性自身的缺陷和劣根性以唤醒睡梦之中的传统妇女，唤醒她们的自觉意识，努力改写女性的“他者”客体地位。5

三.结语

苏青小说以独特的女性话语和叙事手法， 通过女性视角为读者展现现实世界中女性的本相及其在父权制之下的生存困境， 并且解构男性神话 ， 打破男权文化下男性的 “英雄”形象 ， 让其笔下的新女性发出了独立的呼声。由于时代的局限， 即便是具有独立意识、喊着“我要替普天下的女孩子们出口气呀”的怀青，也常常因经济困顿而陷入投降的窘境， 在痛苦、反抗、拒绝与绝望中徘徊，这是苏青的困惑， 也是那个时代的困惑。生态女权主义者认为，真正的女权主义不应该是基于统治原则而是基于互惠和负责原则的生态道德伦理观，现代女性应坦然面对自我，摆脱压在头顶上的意识形态观念，不向社会性别角色及主导意识形态臣服，不以弱者身份向男性社会讨公正。只有获得坚实的性别自我认识，培养起在思维方式和话语行为中的性别独立性，走出弱者阶段，成长为没有任何软弱、牺牲，及需要拯救和等待施舍等附带意味的纯粹的女人，女性才能最终得以解脱于历史的重轭之下。

参考文献

[1].戴锦华， 孟悦.浮出历史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赵英晖.克里斯蒂娃学术精粹选译[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3].方铭.苏青文集[M].上海：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

[4].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5].杨怡.苏青小说创作与女性主义 [J].当代文坛，2010，（06）

作者简介：丁世华 （1977- ），女，副教授，吉林省通化市人，研究方向：语用翻译学。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英语语言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