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爱与沉迷（一）

张炜

诗意地栖居

“人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引述古典诗人荷尔德林时说过的一句名言，通常被认为是至理至境，但真要做到却很难。我们想想诗人苏东坡的一生，会觉得他在一些时候似乎做到了，更多的时候却是求而不得。这里不仅是指他的顺境之期，也还有逆境下的考验与鉴定。“诗意”是一种发现，更是庄子说的“应物”，是书写绚烂之诗的过程，是通感，是畅达，是一体之悟，是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与本性。这里面需要精神的境界和力量，需要远远超脱于物质主义之上的那种心灵的飞翔。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於潜僧绿筠轩》）这里的“竹”蕴藏着无限的诗意，而“肉”代表了世俗的所有物质享受。苏东坡春风得意的时候，可谓被诗意所簇拥，这时候丰盈的物质没有将他剥损和腐蚀，而是让其在尽情享用的同时，沉浸到另一个境界里。那当然不仅仅是花红柳绿，笙歌曼舞，不仅仅是青春的依偎和欢唱。那一切虽然也有诗意，只因为它们过于艳丽和茂盛而显得有点虚浮矫饰。它们远远比不上荒野，或者是冰凌之下一株寂寞开放的雪梅，其背后是无边的荒凉和等待苏醒的大地。这样一种开阔的视野中应有尽有，那才是一场大观照和大拥有：近在眼前的这枝幽香，却是代表整个世界的一次探望和问候，一个专注者将看得热泪盈眶，情不能禁。这种情形是诗人最能够领会、最能够被感动的一个瞬间，他曾记录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场景。当然，与此相反的那种喧嚣和热闹、那种带着浓浓醉意的惆怅，也被他纵横涂抹过。

诗人似乎度过了太多风高月黑的时刻，他在窗棂上看着狂舞的“寒枝”，然后偎进自己的角落。他似乎不忍让任何一个明媚的月夜白白地流逝，一个人出门，在婆娑的树影下徘徊游走，或进入一座小小的寺庙，在林间竹下印证这种特异的美。人生是斑驳的，在这一刻的幽静，在这不可思议的洒满了银粉的大地上，他仿佛可以掬起浅浅的水流，看到水流下的卵石，恍若走入童年记忆。人生就在这恍惚中流失了几十年，它带走的一切、送来的一切，有时候让人应接不暇，有时候又让人恍如旧梦。挚友，情爱，血缘的浓稠，奇怪的遭逢，都将人紧紧地簇拥。这些秘密和神奇掺和在一起，是无法分开的。

我们常常惊异于李白的爱月，他的独酌，在皎洁月光下的剑舞、醉饮与畅想，听到那个悲凉而渺远的心声，“相期邈云汉”的企盼让人念念不忘。第二个与月亮发生这种密切关系的可能就是苏东坡了。在古人那里，好像不可以将诗意与月光隔离，尽管诗意储藏于世界万物，可以用无数的方式、在无限的空间和时间里释放和生长。日月交错辉映，生命应该领受这显赫而神奇的启示，不再忽略。在日复一日的漫流之间，我们从少年到青年，再到苍健和衰老，慢慢地归于最后的平静。我们的心情不再激越，甚至不再清澈，两眼积满了时光的黄沙。从此它要沉甸甸地向下，看得更多的是世态炎凉，是土地。

在月光中，在幽微的思绪中，一个生命变得弱不禁風，柔善无比，他顾怜和疼惜身边的一切：从一株小草到一只飞虫;从“抱花寒蝶”到“窥船野鹤”;从“竹坞松窗”到“千仞嵯峨”。一位历尽沧桑的步履蹒跚的老人，带着一顶短沿高帽出门而去。他追逐月光流水，寻找逝去的踪迹，抚摸纵横交织的履痕。他属于自己，属于陌生者，属于过去和未来。一切都被诗意包裹和簇拥。在这个时刻，他真的需要安静独处，总结一生，在离去之前结清账目：他看到了自己的背影缓缓向前，走向一个高阔之地;一条浓重的或浅浅的线横在远方，它就是人生的地平线。

印象中的苏东坡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不愿独处，不愿孤寂。实际上在许多时候，这也是诗人的一种逃避方式。他最终还要离去，要走得更远，要一个人收拾天籁，要在遗忘中追寻和记忆。这让我们想起谈论“诗意地栖居”的那个西方诗人，还有那个沉迷其中的哲人。后者在晚年独自住到了法国南部一个荒凉的山坡上，筑起了一个小而又小的石屋，在里面长时间地坐守。哲人最后引起了邻居的注意，有几个老太婆担心这个日久不见的老人已经死去，她们蹑手蹑脚地走近那座小屋，惊讶地发现老人还坐在窗前。

他在思索什么？等待什么？寻找什么？他想怎样再次拥有或告别阔大的人生？这是他自己的人生，还是许多人的人生？

我们相信，在喧闹和奔波中度过了一生的苏东坡也想拥有类似的一座小屋。可惜光阴飘逝，没有那样的机缘了，他已经没有时间和力气修筑这样一处小小的人生掩体了。他的许多计划和打算都不得不暂时耽搁下来，一切还要留待来生。他的来生大概也是盛大和宽阔的。

遥望陶渊明

苏东坡的一生，特别是生命的后半期，一直在努力做一件事情，就是将陶渊明所有的诗从头唱和一遍。可见他对那个人的生活和文字是怎样地心向往之。“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可见他对陶诗喜爱到了何种程度。每次只取一篇，读很少一点，害怕以后再没有这么好的文字陪伴自己。这样的阅读体验谁能拥有？让我们回忆自己和文字相处的经历吧。某一个人、某一颗心灵，真的会有如此深邃悠长的吸引力，深深地打动我们，有过这种情形吗？答案可能为“是”，也可能为“否”。但这样的感受和记忆不至于太陌生，我们能够稍稍深入地体味一下诗人的心情：两人相隔遥远，一个望着另一个，跟住那个前行的背影。苏东坡越是到后来，越是频繁地抬起头，追慕的心念时时泛起。

苏东坡来自山野，来自边远的蜀地眉山，从小嬉戏厮磨于绿色之中，天性中永远有一个田园梦，伴随这个梦想的，是一颗自然舒放之心。“烟火动村落，晨光尚熹微。田园处处好，渊明胡不归。”（《出都来陈，所乘船上有题小诗八首，不知何人，有感于余心者，聊为和之·三》）这又是一首题目长长的小诗。这不是感叹那个古代的诗友为何不弃官回返，而是说这片打理得如此美好的一片田园，为什么不见诗人的身影？他去了何方？或者说在陶渊明还没有寻到这个至美的角落之前，所能够想象的一切。实际上诗人正在设想自己的归处，表达自己的焦渴和急切。庸庸官场，匆匆旅途，为何奔忙？他在最初为政的日子里，也曾经对弟弟发过类似的感慨。恍惚间诗人真不知为何身至此地、为何要急遽追赶、为何要有这样的人生、人生目的又是为何？

家族的理想，耕读的目的，诗人正在以身践行，还是跌入一个奇怪的圈套，这令他一再追问和省悟。可是许多时候想明白容易，放下就难了。“平生自是个中人，欲向渔舟便写真。诗句对君难出手，云泉劝我早抽身。”（《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献画者的丹青笔墨，思清字秀，画出了心底的渴望，描出了注目的境界。心中有那么多话难以表述，所以才有“难出手”三个字。画幅间的悠云和流泉，似乎都在向他发出规劝，让他醒悟并及早抽身。那将是一次“归去来”，是陶渊明式的选择。他何尝不知道陶令的困窘和艰难，那不是一般的选择，那是说说容易做到难，而后还要有无尽的愧疚和矛盾在等待。那将是一团乱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繁琐和纠缠。

尽管如此，苏东坡仍然向往那样的一种生活。那是一次义无反顾的突围，是非要如此不可的坚毅，是背向那个庞大“蜂巢”的奋起一搏。强大的自我有时就系于一根纤细的牵拉，它不能断掉，一旦断掉就会跌下万丈深渊，不复生还。

他在独自一人的时刻，在熙熙攘攘的大路上，常常自问的一句话有可能是：我为什么不能成为陶渊明？“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和陶饮酒二十首·三》）在这里，他将自己和那个高不可攀的人物做了对比。当然，他在此刻不由得把对方过于理想化了，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表达心中的痛彻。不可逾越的事实是，今天的自己与昔日的陶渊明作比，主客观环境是这样地不同。他不得不用一生来解答自己的提问，也感叹了一生、遥望了一生。在黄州，更有惠州和儋州时期，那时的困境让他渐渐迫近那个身影，好像真的能够伴其左右，不必再像过去那样远望和呼叹了。他的一生与陶渊明离得最近、仿佛比邻而居的时段，就是开垦那块荒芜的坡地、拥有“东坡居士”雅号的这几年。那时他头戴斗笠，腰系浇灌用的大瓢，锄草拓荒，植树种稻，莳枣栽茶，何等酣畅。在当地人的眼里他像一个真正的耕者，脸色黝黑，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这也得益于他自造的芦根牙刷：就这一点来看可能和当地土著仍有不同。这个人走起路来大瓢碰臀，大步流星，常常在月夜荷锄而归。

相信在他人生的大跌荡之后，这样的一场经历真正显出了超拔和宿命。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感到了“挺住”和“胜利”的那種感受到底是怎样的。这是一种粗粝的甜味，是紧握双拳、满把胀痛的那种充实感。“阴阳有时雨有数，民是天民天自恤。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可似丧家狗，未肯聑耳争投骨。倒冠落帻谢朋友，独与蚊雷共圭荜。”（《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一》）

两足有泥，脚踏芒鞋，斗笠遮面，心怀欣喜。人们对他好奇，是因为这曾经是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仍有无法消除的神秘。他们愿意帮助他同情他，也多少出自这种好奇。好奇加剧了怜惜，怜惜增加了友爱，而在当地土著们相互之间，可能是缺少这种友爱的。一个异人带来的兴味，足够当地人长久品咂。他的盛名再次帮助了他，他曾经的地位也强化了他，这是许多从高处跌落者常常受到的一些优待和庇护。当然，这种人之常情也需要在一个适宜的环境里才会发生，落井下石的卑鄙、墙倒众人推的险恶，我们也同样熟悉。那是一个更为沦丧无望的世道里才会发生的，那种场景里已经没有了任何人性的温暖，没有情趣，没有幽默，没有起码的怜悯。操劳的欣慰和粮食的香味一块儿丧失了，剩下的只有绝望和倾轧、丧心病狂的掠夺和抢劫。好在我们的诗人没有遇到这样的苦境，所以在整个黄州期间才有那样美好的劳作和歌唱。可以说没有黄州时期，也就没有历史上那个旷阔辽远的苏东坡。

在这个时期，诗人可能更多地想到了少年的经历，再往前追索，就是仕途上的矛盾、纠结和酷烈了。这时候东晋的陶渊明作为一个逝去的诗人，也就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那个人作为知与行的统一，就尤其让人感动。他当然明白：作陶诗易，做陶一样的人难。如果说在以往远远地关注那个归耕田园的诗人，心中泛起的是欣羡、痛苦和犹豫，那么现在只有深刻的认同感，更有和解与体谅。当他读到陶渊明在临终前对后代的交代，说自己小时候非常贫苦，因此不得不东西游走;自己性格刚倔、才能不达，与外界很难相处，这个性格使自己在世俗里难以容身;眼看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最不安的是让孩子们从小受苦忍饥挨饿。这些话一定会深深地打动苏东坡，他大概觉得自己的一生也可以这样概括。他痛惜的是自己知道得太晚、觉悟得太晚。他说道：“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他同样把自己难以解开的困局归结于处世，认为仕途毁掉了一切。

陶渊明虽然早有醒悟，可还是不能改变“使汝等幼而饥寒”的结果。诗人不能不反复设问：自己如果像陶渊明那样早日改弦易张，又将如何？他时常觉得自己有一种人格的分裂感、有人生的大遗憾。也就在这些矛盾中徘徊不安，乃至陷入郁愤。失意的时候有寄托，得意的时候有追怀，幸亏有一个陶渊明在。

陶诗注我

陶渊明在世时没有文名，大约过了一二百年才渐渐被诗界所知。他的崇高地位有许多还要因为一个后来人，是这个杰出的人帮助了他;与陶渊明完全不同的是，这个人活着时已经声名远播。两下对照，他们的文运可以说处于两极状态;但后者偏偏极为崇拜前者，他以自己强大的传播力，使这个至唐代才渐有影响的田园诗人进一步凸显。他无以复加的赞赏、无数的隔空呼唤与唱和，使越来越多的人向着那个方向遥望。于是人们都看到了东晋的那道篱笆下有盛开的黄菊，看到了园内有一个瘦削的老人提着米酒摇晃在田垄上，还有他最后坐下来畅饮、醉倒的情景。

远在晋代的酒香弥漫过来，一路芬芳唤起了许多人的注目。苏东坡爱陶渊明人所共知，但这不是对另一个诗人的简单跟随，也不是刻意模仿，而是对自我的一种认知和警策，是一种“陶诗注我”的过程。可以说对陶渊明最为知晓的是苏东坡，有很大误解的人也是他。他对陶渊明的道路与心绪意志都有自己的解释、发挥和取舍;他曾经亲自体验过对方的生活，但并没有一步步沿袭。他留下的唱和文字中，将深刻的感悟、深情的向往和迷恋掺在了一起。有时候他似乎要看个透明，有时候又故意双眼迷茫，只用唱和的方式来疗救自己，用以提醒和安慰。他在想象中，通过这些文字的逐一展开，来与晋代的田园诗人对话。交流心得，共饮一坛米酒，越来越成为苏东坡的一项功课。他自认为与那个人的相似处太多，都如此地爱田园、爱酒、爱诗、爱幻想，都那么厌恶世俗的官场，也都是受害者。不同的是那个人仅仅做过七品县令，从没踏入权力的中心，既没有品咂过那种甜味，也没有饮过那杯更苦、更浊，甚至是有毒的酒。由于那个人初踏仕途就抽身而退，仕途之毒还没有透过腠理，所以最终才有力量握紧锄头。

“吾谪海南，尽卖酒器，以供衣食。独有一荷叶杯，工制美妙，留以自娱，乃和渊明《连雨独饮》。平生我与尔，举意辄相然。岂止磁石针，虽合犹有间。”（《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并引·一》）我们就此得知这个爱饮者拥有一个做工精妙的“荷叶杯”，而且时常把玩。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把玩酒杯的人，不过他们与苏东坡心绪有别。现代人是一场物质和娱乐的陶醉，而当年的陶渊明和苏东坡却寄寓了更多。在与逝去的诗人的交流中，苏东坡时而忘我，时而发现自己与那个人的距离非常遥远，两人之间不只是隔开了一道篱笆。

他终究还是一个仕人，一个被朝廷紧紧攫住的人。他不能自我决断，不可随意舒展。“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一朝传两翅，乃得黏网悲。”（《和陶饮酒二十首·四》）这是他最沮丧、也是最清醒的叹息。实际上，一张无所不在的官场的罗网已经将他包裹，令他插翅难逃。

东坡唱和陶诗大多在知扬州之后，这时经历了太后恩宠，连阅三官，侍立迩英、知杭、知颍，进入了更深的人生体悟。他一直仰望陶渊明，越来越多地在诗中提到，可见即便离开了田园也还是念念不忘。自黄州至登州再至朝廷，这时候的诗人再度发达，却并没有把陶渊明扔到脑后。而后有了更大磨难，思悟也就更深。他在从海南北归途中写道：“平生多难非天意，此去残年尽主恩。误辱使君相抆拭，宁闻老鹤更乘轩。”（《次韵王郁林》）这样的自吟，我们不可视为简单的应酬，而是真实地流露出一片心迹。他的弟弟子由在《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中写道：“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是的，人们只愿把苏东坡的“和陶诗”解读为不得已的疗救，是自我缓解之方，岂知他得意之时仍常常思念和深入察省。这写不尽的“和陶诗”，绝非无可奈何的呻吟。

清人纪晓岚说过，苏轼的行为不过是“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实际上，诗人许多时候仍然是处于“无解”。比如说他盛赞陶渊明的时候，以为对方是完全自主的，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官就弃官而去。真实的情况是陶渊明也曾经历了无数尝试，不是不想做官，而是沒有那样的机缘;最后的弃官看起来主动，实际上仍为官场所迫。这样的一个现实苏东坡怎么会视而不见，以他的洞悉力，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误会的。他只愿在自己眼前树立起一个更完美更理想的形象，让其作为有力的人生参照，以在对比中产生更严厉的自叮。

他的喃喃絮语也从未停止，直到后来流放惠州儋州，才把陶诗全部和完。

生活不是艺术

苏东坡作为一个浪漫的诗人，一生都想将生活艺术化。生活对他来说何止是不完美，而更多是缺憾和悲伤，是黑颜色。诗人却要顽韧地追求理想之境。这种秉性即注定了常怀忧伤，一生跌宕。问题在于他一生未悔，自始至终，不甘屈服。虽然现实一次次教训了他，却未能使其改弦易辙，一如既往。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努力将生活艺术化。他是这样一种天性：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生活”与“艺术”混同起来。这就使他不得不付出许多，时不时地跌入悲惨之境。他的一生看过了不知多少生活的悲剧，却仍然要亲自出演这当中的一个角色。关于他的主要情节，还是纯洁与污浊的两不相容，是求真与放逐，是灵魂自救的过程。最激烈的戏剧冲突大都因此而起。

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那些所谓的“现世主义者”太多了，他们不会理解苏东坡的热情与倔拙，又何苦这般执拗。一般人步入中年就会习惯于生活的荒诞，不再为日常的荒谬而痛心疾首。稚童期一旦度过，就再也不会回返。可是这个世界上有一部分奇怪的人，这些人最终是长不大、当然也不会苍老的。他们将为自己生长不止的漫长的青春期付出惨重的代价。他们不会记取生活中痛的教训，而只会怀念和向往美的显现，哪怕只是一瞬也决不再忘。这些人将真与美视为理所当然。苏东坡在很大程度上就属于这一类人，他对黯然的生活既不认同也不屈就，只要给他一点机会，他就会尝试着去纠正和改造。

他认为“生活”既是滋生“艺术”之源，那么它本身就应该趋向艺术，并且一定具有这种可能。“生活”既是生长一切之土壤，那么它就应该有更好的生发和创造。一旦“生活的艺术”消失了，他就一定设法使之重现;看到蜕化，他就使之恢复;看到枯萎，他就要着手浇灌;如此下去，没有终了。比如说他在酷冷萧索的密州任职时，那个坍废的超然台在他手里得到重修：他需要这样的高度，需要超然于庸碌之上，做辽阔的观望。在杭州，他治理西湖，将它的一切不完美都如数修葺：除去污藻，开挖淤泥，澄清水流，筑起长堤，从此得以泛舟月下，亭中独坐，饮酒歌唱。他创作了大量的画与诗，总是将自然环境化而为画、为诗，这些作品不过是转化的印证。

他将生活艺术化，又将艺术生活化。“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楚颂帖》）那个浪漫的诗人屈原少年时关于橘子的一首小诗，竟引起了他的实践冲动。他要种柑橘三百株，而且橘园落成的那一天，还要在里边修筑一个亭子。“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为奇耳。”（《题醉草》）他凝视着自己的书法作品，大有不解：酒醉中的那种狂舞疾写醒后却难以做到。他在沉醉中还能写出工整的小楷，这时的冷静和细致让他自己感到惊奇。如此审视自己的“醉与醒”，这期间的不同创造，正是一个艺术家对于生命的神秘探究。因为“生活”不是“艺术”，他才要顽强地抵抗;因为“生活”培植了“艺术”，他才会一生抱有那么大的热忱。他曾经深深地遗憾自己的官场人生，正是这种冷酷的加害与剥夺让他痛不欲生;可是在别人的视野中，他也在用自己的生命谱写悲剧之美。

“生活”不是“艺术”，但它是无比冷漠或热烈的、生生不息的生命表达。

多情应笑我

情多处处留，这是才子的特征。不单是在重要的历史关节中，即便是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他们与一般人的表达也大有不同。如苏东坡，诸多牵挂大大小小浑为一体，用情太重，所以才有“早生华发”之叹。他“乐天派”的形象不是忘我忘情之故，而是多情之故。“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是苏东坡著名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中写到的。这样的记叙和情态，在苏东坡的词中非常多，仍旧与柳永等人没有多大区别。

在词的历史上，人们习惯于把“苏辛”并列，视这二人为词的改革者，是让这种文体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的关键人物。苏东坡能够享此殊荣，主要是因为他为数不多的“大江东去”这类词作。谈到他的豪放，迥然不同的质地和风格，也并非得到了一致肯定。有人认为唱这些词不应该用丝竹弦乐来陪衬，而要手持铁板敲打嚎唱，是这样一场铿锵有力的大演奏。这样讲尽管有些调侃的意味，但也的确说出了实情。大江漫流樯橹灰飞烟灭，历史消逝在一缕尘烟之中，引出千年浩叹。从此苏东坡有了一种“豪放”之谓，仿佛足以掩去他无数的绮辞丽句、无边的青春抒发，更有他的少年情怀和宴饮的醉意。他曾经在宴席上随手取过歌妓的披巾，挥毫写下一首妙诗;他曾经为太守携到酒宴上的三位美丽女子逐一写下赞词。诗人笔下的这些场景和情愫是客观存在，它们被即时记录下来。

当人们吟唱“大江东去”时，看到的是灰飞烟灭的惨烈和转瞬即息的火炬，那一场历史活剧中的羽扇纶巾早已荡然无存。在苏东坡这里，世俗之情和家国之情混合一起，悲怀之间仍然还是一副“乐天派”的神气。这里的“天”是天道自然，是它赋予的一切。“多情”一句其实始终潜伏了“女性”二字，原来这是一切“情”之基础，都是它的外化和转移。所以在唱“大江东去”的豪迈中，他还不忘提到“小乔初嫁了”。苏东坡对于两性之情从来都是敏感的，这一切就写在他无数的诗词之中。死而复生的黄州之期，正值壮年的苏东坡已显得苍老颓衰，那个风流倜傥的形象已经全然不见。可即便在这时候，他看到友人艳丽的侍女，仍然还是写出了这样一首词：“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这是大难不死之后的安慰，这些人间尤物也是自然尤物，实际上早已化为诗人心中的永恒。他于深深沉浸中时而超越，于超越中再次沉浸。她们在诗人这里与美丽的自然是同为一体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和那些俗艳而狭隘的甜腻当有不同。最懂得这种美、欣赏这种美、爱护这种美的，仍然是他这样的情怀。

后人如果探究蘇东坡的女性观，同样可以留下一堆推敲的文墨。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这极其复杂的蕴藏很难简化和梳理，这里面既有一个生命的丰饶、柔情和特异，有一种自然属性，也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宿命潜在其中。好像一个强悍的极端化的生命特别需要另一种帮助和综合，舍此将失去生命的平衡：世界有可能因为这种倾斜而发生颠覆，堕入黑暗和苦难。一个人好比一个世界，它的开阔和狭窄就由这两极凸显出来。

有人不知道瑰丽山色与明眸皓齿有多少区别，也不知道柔甜绝妙的歌声与月下流水和小鸟婉鸣有何不同。对于互动互融的两性情分，在他这里是最容易沉浸和表达的，并且能够推及于草木山水，甚至是远古长慨。他是这样一个生命：多情义多牵挂，多好奇，而情感又缘此变得更多更浓。因多情而费下的周折，许多时候是费解的。苏东坡在历尽坎坷之后，深知其故，所以才发出了“应笑我”之慨叹。

（责任编辑：马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