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乡土文学创作值得注意的几种倾向

2021-03-15 07:05杨剑龙
安徽文学 2021年3期
关键词:城市化乡土鲁迅

杨剑龙

乡土文学是作家以其故乡农村或小城镇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乡土文学的创作往往融汇着作家浓郁的乡情与炽热的乡心。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发展轨迹看,20 世纪20 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创作,开创并引领了乡土文学创作的热潮,汇聚了许钦文、王鲁彦、黎锦明、蹇先艾、许杰、王任叔、馮文炳、沈从文等的创作,逐渐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写实和以废名为代表的乡土抒情的两种倾向。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过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们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鲁迅《现代小说导论二》,见蔡元培等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书店1982 年影印,第133 页。)延续到40 年代,山药蛋派的写实倾向和荷花淀派的抒情倾向,到文学新时期,高晓声的写实倾向与汪曾祺的抒情倾向,可以说延续了20 世纪20 年代的乡土文学创作追求。

进入21 世纪后,乡土文学创作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中,大多为乡土文学创作。在近些年的乡土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几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必须引起文学创作界的注意和警惕。

一、简单化地描写乡村城市的对立,甚至简单化地否定城市化进程

中国乡村的发展与变化,始终与城市化联系在一起。据统计,到2011 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已达到51.27%,比2002 年上升了12.18 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 万人,比2002 年增加了18867 万人; 乡村人口65656 万人,减少了12585 万人。城镇化是中国社会繁荣发展的明证,成为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的重要成果。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乡村受到了现代化的濡染,农民进城打工成为城市发展劳动力的资源。在乡土文学的创作中,有的作家过于简单化地描写乡村与城市的对立,他们似乎希望传统的停滞的乡村社会,将城市化视为中国乡村发展的洪水猛兽,甚至简单化地否定城市化进程。阎连科的长篇小说《炸裂志》就以这样的眼光与叙事,描述中国乡村的城市化。小说主观化、简单化地将乡村走向城市化,描述成为一种“男盗女娼”的过程,小说中的男人以做“铁道游击队”,偷盗铁路货车的物资发财;小说中的女人以到城市卖淫为业,从而达到发家致富。作家以决然而然对于乡村城市化批判的心态、城市化否定的视角,进行乡土世界的描写,成为乡土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偏向。在长篇小说《炸裂志》中,大多数人物的性格在开篇就定型了,在整部长篇小说中,几乎没有发展没有变化,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大忌。

二、戏谑化地描写乡村欲望的张扬,甚至将欲望视为小说主要张力

欲望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欲望的描写成为乡土文学描写的主要内容。鲁迅的小说《阿Q 正传》描写了阿Q,在摸了小尼姑后性意识萌动,以至于在赵太爷的厨房向吴妈求欢,而导致了“恋爱悲剧”后的“生计问题”。鲁迅意在写出国民的魂灵来,写出精神胜利法的悲剧。在当代乡土文学的创作中,在市场经济的左右下,有的作家将欲望写作视为文学作品畅销的唯一法则,将欲望的涌动、欲望的宣泄当作小说创作的主要张力。刘晓刚的系列长篇小说《那条割裂生命的河》,执意描述社会发展进程中排山倒海翻天覆地的欲望,以金钱的攫取与欲望的宣泄形成小说主要内容。欲望成为该四卷长篇小说的叙事动力,第一卷开篇王民妻子李小花与日商安田修三的偷情,王民雇人对于偷情场景的录像,包括回述安田修三年轻时被艺妓的破处、与厨娘的交媾、在娱乐城的嫖妓等,都使小说中对于欲望的描写洋溢着某些挑逗和宣泄的意味。第二卷描写美国人吉米十五岁摘掉处男的帽子、吉米与老婆的疯狂做爱、吉米的爹与女秘书偷情、吉米在中国习惯了嫖妓,描写贾文武与傻儿子的媳妇薛宝莲扒灰、薛宝莲十七岁时被小裁缝破处,描写旗长贾石头与收留的女人九儿交媾……在小说中,作家描绘了诸多欲望宣泄的场景,移情别恋,狎邪偷情,嫖妓交媾,甚至强奸纵欲,等等。作家对于床笫之事作了十分深入的研究,他常常以细腻的笔触将男女之间欲望的张扬、兽性的发泄都写得生动而细致,欲望成为小说基本的叙事张力,让作品具有了某种通俗小说的意味。

三、琐碎化地营构乡村叙事的情节,甚至将日常叙事视为小说创新

小说应该讲述有意思的故事,既要有故事,也要有意思,倘若小说没有了故事,小说就会等同于散文。小说应该是一种虚构的文本,以“纪实小说”命名的作品,将“纪实”与“小说”归为一处,就有些不伦不类。在当下的乡土长篇小说创作中,出现了忽视故事的营构、注重日常琐碎生活叙写的倾向,从长篇小说本体上说,是对于小说文本特性的戕害。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古炉》《老生》《山本》,那种叙事的随意化、对琐碎事物的关注、对整体情节的忽视,就构成贾平凹小说情节弱、细节强的特征。《山本》写的近乎是一个柏拉图式的恋爱,作家精心构想的是人物之间的精神恋爱和对传统革命的颠覆,整个作品情节的张力就弱化了。所以从小说文体角度上讲,《山本》相较于贾平凹之前的小说并没有进步。虽然作家在情节结构上有自己的思考和斟酌,但大多是一些弱化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丰富细节的构想,比如《老生》中每章前面都有一段《山海经》引文,却没有和小说文本交融起来,给我感觉就是几部中篇小说的合并,这也影响了长篇小说的整体架构。

四、堆砌式地描述乡村社会的苦难,甚至将苦难看作乡土叙事根本

在乡土社会的发展中,人们经历了诸多的苦难和不幸,鲁迅的乡土小说就描写了祥林嫂、单四嫂子、孔乙己、陈士成等人的不幸人生,鲁迅意在写出“国人的灵魂”。但是在当下的乡土小说创作中,呈现出将乡村社会的苦难堆砌到某个人物身上的倾向,甚至将苦难叙事看作乡土文学创作的根本。莫言的小说集《晚熟的人》中,小说《火把与口哨》的结构有点乱,先写以教堂作为小学教室起火,宋魁老师和他的儿子宋元一起被烧死了,村党支部书记郭大发指挥救火,公社二秘杨结巴(杨连升)来悼念宋老师,写教堂里一幅母狼喂孩子的画,杨结巴写的通讯,让宋老师成为烈士。“我”跟三叔用牛车去城里拖嫁妆,三婶是光明蜡烛店的美女,三叔在1960 年救了判刑十年出狱的顾传胪,他在旧政府当过文员,秘书科长,三叔送顾传胪回家,后来就结了这门亲事。在拖嫁妆时,一个楸木柜子沉,三叔叫三个骑自行车的青年帮忙,三叔会吹口哨,他们送牛车返程,在路上破了车胎,三叔找他们帮忙。二叔迎亲,找杨结巴借自行车,三个青年用自行车送新娘。婚礼时,他们五个名字里都含耳朵的结拜兄弟,自诩为“沙窝五耳”。“文革”时,顾传胪又被揪斗,他们夫妻点燃了蜡烛店,三婶去哀悼。三叔在煤矿瓦斯爆炸中去世,设了衣冠冢。三婶独自抚养清灵、清泉一双儿女,三婶与队员去缴纳公粮,回来后儿子清泉被狼拖走了。三婶一直认为清泉是被人贩子拐走的,一直执拗地审问清灵,清灵说被大黄狗拖走的。三婶决定去杀狼复仇,准备了火把、斧头、电筒,与“我”一起杀进狼窟,杀死了公狼、母狼和小狼,三婶躺在炕上七天后平静地去世。小说写了一个祥林嫂式的人物,将一切苦难都集中在她身上,尤其三婶复仇杀狼的情节,有些荒诞,三婶绝食自尽的情节,也有些不合逻辑。小说将诸多苦难堆砌在当代祥林嫂三婶的身上,呈现出不可理喻的荒谬。

中国是一个从农业大国走向现代化的国度,农村、农民、农业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虽然我们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但是农村仍然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乡土文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然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篇章,如何克服和摆脱乡土文学创作中的偏向,让乡土文学创作继续走向繁荣,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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