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音如许

杨姗姗

一

2020 年1 月16 日，那天的合肥天气预报是这样的：雨夹雪转大雪，全天温度2℃，最低气温-3℃。风力：西风二级。清晨五点的时候，天空中飘扬的雪花越来越密集，寒风飕飕迎面吹来，让人的体感温度会比-3℃更低更冷。不过，此时此刻绝大多数人是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整个合肥市还沉静在睡梦中，天气预报的数据对于暖榻上的人暂时还没有任何意义。

史永林抬头看看夜色，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走进了合肥高铁南站。

史永林，男，1978 年出生，安徽当涂县人，皖南医学院医学系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安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微生物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副主任技师，中共党员，现任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检验室副主任、疾控中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实验室检测组副组长、安徽省支援湖北仙桃检验队队长兼临时党支部书记。他还是最早一批投入到安徽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人员之一。

此时他已经和同事会合，他们将搭乘今天合肥南站的第一班始发高铁，赶往安徽北部最大的城市阜阳——去该市第二人民医院采集安徽省首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临床标本。

蜂鸣器传出两声蜂鸣后，高速列车准时缓缓驶出合肥南站，一路向北疾驶而去。

列车风驰电掣，史永林的思绪一如万马奔腾。

昨天，也就是2020 年1 月15 日，星期三的晚上。

自从儿子大宝降生，史永林妈妈就来合肥跟他们一起住了。

客厅里，二宝正跟奶奶玩得开心。妻子则在一旁辅导大宝写作业，端坐于桌前的大宝表情很严肃，像是又遇到了难解之题。史永林继续埋头整理实验资料，一旁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手机是静音模式，所以来电显得不是太突兀，但它依然打破了客厅里的宁静，大家齐刷刷地朝这边看过来。史永林习惯性地看了屏幕，时间正好是八点半。

电话是省疾控中心副主任苏斌打来的，对方语气急促，让他晚上九点赶到省卫健委参加紧急会议。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疾控人，史永林立即敏感地联想到，会议内容肯定是与目前的不明肺炎疫情相关。

史永林意识到，此时此刻苏副主任这个电话的含义非同一般，实际上是预示着安徽省新冠肺炎疫情的警报正式拉响了！

正如史永林在赶往开会的路上猜测的那样，会议内容主要涉及流冠病例（当时在第一版的防控方案上叫“流冠病例”）——其时人们对这个病毒几乎一无所知，它犹如一道幽暗的来历不明的魅影，还没有被命名为“新冠病毒”。会议由安徽省卫健委党组书记单向前主持，参加会议的人员级别很高，他们都是省内流行病学著名专家和学者。会议时间不长，所有的议题都在两个多小时内当场拍定。

这次会议有两项重要内容与史永林有关：第一，让他连夜筹备检测试剂，确保翌日实验室具备新冠肺炎检测能力;第二，还是翌日，要他赶最早的火车去阜阳，处置阜阳上报的安徽省第一例流冠病例。

事后看来，这个会议不仅开得非常及时、高效、当机立断，而且极具前瞻性的战略意义。原因有二：

其一，当时安徽疫情还不明朗，也没有确定首个病例，国家第一版的方案刚出来，还没有正式公布。纵观整个安徽省内没有检测试剂，本次会议决定提前购买用于新冠肺炎检测试剂。先行订购了检测试剂，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前瞻性决定，为日后安徽全境打好新冠肺炎攻坚战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二，与会人员达成了应对共识，并且提出必须尽快派流行病学调查和检验专家以及临床处置专家在第一时间奔赴阜阳，处置安徽省第一例流冠病例。

会议正在进行中，省卫建委党组书记单向前、办公室主任崔礼军（现任省卫健委副主任）、应急办主任韩永忠、医政医管处处长杨旭兵、省疾控中心副主任苏斌以及中心急传科科长吴家兵开始紧急磋商。专家们务必要在第一时间赶到阜阳，容不得半点差池。开车去虽然快捷方便，但经咨询天气专家，合肥今夜将有暴风雪，恶劣天气开车上高速公路很不安全，而且道路极有可能会被封闭。领导者们当即选出高鐵方案，就赶明晨最早的一班高铁去阜阳。时间只剩那么几小时了，气氛异常紧张，这边话音刚落，那边一张张身份证便已放到了省疾控中心急传科副科长龚磊面前。

可是，去阜阳的高铁票只有几张了！

本来就已经紧张的气氛顿时绷得快要爆炸了，会议室里寂静无声，不夸张地说，假如有一银针落地，仿佛也会产生回响，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生怕干扰龚磊的抢票速度。时间当然还是那么不快不慢地往下走，不过在人们的感觉中，宛若被无限地拉长了，或者停止了。

好像过了很长时间，蓦然龚磊长长地舒了口气，说：“车票……搞定了！”

领导和专家们如释重负，表情立马放松了些许，继续开会。

二

史永林走出省卫健委办公大楼的时候，时间已经将近子夜，天空中翻飞着鹅毛大雪。回到家里，家里静悄悄的，间或可以听到一两声重重的呼吸声从两侧卧室中传出来。换了拖鞋，史永林踮起脚走到卫生间，轻轻打开水龙头，一小股冷水跑了出来。

他蹑手蹑脚地洗了一把脸。冰凉的水一激灵，史永林混沌的大脑一下子清醒了许多。

史永林沉思了一会儿，打开电脑准备起草安徽省流行病毒检测方法，一边致电药械科科长王俊。电话只响了一声，听筒里就传来王俊的声音，看来到现在他还没有休息。疫情当前，药械科的同事们也是24 小时待命中。在得到王俊确定已经落实了购买两百人份检测试剂后，史永林紧张的神经才略略放松一些。这样，第二天从阜阳回来检测时的必要条件已经满足！疫情如战场，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检测试剂就如打仗没有粮草一样，想想都是后怕的事情。按照省卫健委领导的要求，尽快建立检测方法，使省疾控中心在1月16 号就完备开展新冠疫情检测工作的能力和条件。整个过程密不透风又有条不紊地进行到半夜，至此才算告一段落。

不过史永林今晚的事情还没有结束，他的最后一项内容是收拾行李。

整理行李不费工夫，因为工作性质他和同事会经常出差，行李箱常备不懈，就放在家里进门处，现在只要把电脑放进箱里就可以了。他设置了四点多的闹钟，尚能到床上躺两个小时。

现在，史永林坐在车厢里倚着椅背，一阵阵困意袭来，眼皮就像抹了油膏一样睁不开。他调了座椅角度，做几个深呼吸，静静地闭目养神尽量放松自己。他必须抓紧时间眯一会儿，保持体力，养养精力，还将有一场硬战等着呢。他拿出手机仔细地设置了闹铃反复叫醒功能，确保不会在阜阳误站。但却因为心里有事，他只打了一个盹便警醒过来。

事先已经跟阜阳市疾控中心对接过具体的工作要求，到达采样点后，他很顺利进入隔离病房进行采样。

采样只是工作程序之一，如何确保样品安全转运到合肥，又是一个丝丝入扣的环节。按照生物安全的要求，标本需要进行专门的包装、分类以及采样登记。打印专门的送样表，专门的运输箱、安排专车送往位于合肥的省疾控中心。史永林反复、仔细地核对送样表的每一项，不敢有一丁点造次。天气不好，天上一直下着雪，路况原因也要考虑，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一路上史永林不厌其烦地叮嘱司机师傅注意安全。当专车在中午一点多钟将标本安全运达省疾控中心，史永林心里一直绷紧着的那根弦才终于松弛下来。

虽然检验结果出来将这一例排除了，但是史永林心里明白，后续的检测和病例的确诊工作已经拉开序幕，这份标本的检测仅仅算是疫情前的热身，更严峻的考验即将到来。

三

疾控工作要求思维缜密，一丝不苟，沉稳冷静，遇大事而不慌张，有时这些特征也不知不觉就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每当听到有人说自己少年老成时，史永林大多不会辩解，只是会心一笑：哪有什么老成持重，只不过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罢了。

史永林七八岁的时候，每天父母早出晚归的下地干农活，在生活上无暇顾及两个孩子，哥哥比弟弟大两岁，淘米煮饭的事情就由哥哥去做。身为哥哥的史永林，无形中便养成了独立的生活能力。尤其是后来父母双双去外地打工，作为留守少年，哥哥带着弟弟独自生活，每天买菜煮饭，准备中午的饭菜带到学校，放学回来做作业，洗衣服搞卫生安排得井井有条。当然，他毕竟还是个未成年人，有时也会偷个懒，结果偷懒的代价要么饿着肚子上学，要么饿着肚子睡觉，左右都不舒服。成长的代价累积起来就是人生的经验，这个少年郎渐渐地学会了计划，学会了安排，大事小事家里家外一肩挑——活成了别人眼里的邻居家儿子。

史永林出生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护河镇，青山行政村史家村民组，大青山脚下一户普通的农民家庭。用一句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从大青山走向更广阔天地的乡村孩子。史永林没有见过爷爷，爷爷早在爸爸很小的时候就逝去了。在史永林的记忆中，他家的状况只用一个字即可以说清楚：穷！穷到连耕田必备的牛也养不起，后来还是跟邻居合养一头才解决了犁田的难题。他们家早先住在草屋里，史永林长到七岁的时候，才盖了砖瓦房，也是在那一年，操劳了一辈子的奶奶去世了，对史永林来说这是一个伤感的记忆。从此，家里只有爸爸妈妈和他兄弟俩，亲情的变故往往能让孩子一下子懂事很多，过多的苦难让史永林小小年纪就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史永林和弟弟学会了洗衣服做饭扫地，周末放牛放小鸭子，下地拔秧、插秧、割稻、打稻、种菜、割小麦等农活，到十来岁的时候，他基本上能算得上是庄稼活的半个小行家了。

那时大队的小学在一个小山坡上，离家有三四里路的路程。平时还好，如果遇到刮风下雨，泥巴路泥泞打滑，一不留神就摔跤，如果跌落池塘、掉进河沟会有生命危险，所以遇上恶劣天气，中午回家吃饭都成了问题。然而他就是饿着肚子也要认真上课，绝不逃学。有时也想放弃，可每每想起父母亲每天下地干活劳作的辛苦，他宁愿饿肚子也不愿父母失望。

身为农民的父亲有农民的质朴，他对孩子的最大愿望就是希望他们善良，懂规矩，有骨气，做事踏实，好好读书，将来走出大青山。从少年时代，史永林就牢牢记住了父亲的教诲，每当遇到困难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父亲殷殷期待的眼神就是他再振余勇的精神动力。

他的初中是在石橋镇中学上的，离家更远了。不少同学都是骑自行车往来，可是史永林家里经济状况实在拮据，压根买不起自行车，他每天早晨都要起得很早，走四五公里的路到学校，刮风下雨天天如此，从来不迟到。一个十来岁的留守少年，既要上学读书，又要安排每天的柴米油盐和照顾好弟弟，病了痛了都要一个人咬牙挺过来，不到万不得已不去麻烦别人，其中的苦辣酸涩没有切身体验过的人是很难想象的。也许正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所以史永林比一般孩子更能体谅父母的不容易，更感激父母辛苦劳作砸锅卖铁也要供自己读书。他从不跟父母叫苦叫累，把这看成一种意志磨练，只有克服一切困难，认真读书本分做人，才能对得起含辛茹苦的父母，不负他们的一片苦心。

在史永林成长的记忆里，那些曾经吃过的苦，都转化为他乐观看待生活的态度，过去的苦难经历都是伴他一生的宝贵财富。

当他考上大学，走出大青山的时候，那些从小养成做事认真、做人踏实的品质也伴随他走向了后来的岁月。

史永林曾经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如果今天我做了一点对社会有用的事，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亲从小对我的培养。

四

检验小分队出征前的那几日情景，史永林用日记记录了下来。

1 月21 日，史永林一大早赶到单位办理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标本运输手续，协助同事将全省首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标本紧急送往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进行复核。能为首例疑似病例尽早得到确诊赢得宝贵时间，每个人的心里都感到欣慰。

1 月22 日，经过中国疾控中心的检测复核，安徽省首例新冠肺炎病例被确诊。

首例病例的确诊，也意味着全省新冠肺炎防控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 月24 日，全省启动一级响应。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全体人员进入临战状态，在刘志荣主任和中心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全天候昼夜坚守在抗疫工作最前沿。史永林也像其他同事一样在办公室搭起折叠床，二十四小时驻守在岗位上，作为科室副主任冲在一线，在最危险的新冠病毒核酸提取实验操作阵地总能看到他的身影。

那天恰巧是大年三十——留在单位值班的人員，在忙碌的工作中度过了这个不同寻常的大年之夜。

从大年初一的1 月25 日到年初四的1 月29 日，史永林和他的同事们每天都要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频繁地进入实验室核心区提取病毒核酸，为全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病例的确诊而奔忙。

在那些繁忙的日子里，史永林表面看上去风平浪静的，其实内心翻腾得非常厉害。新冠疫情来势汹涌，他们每天的时间被疫情或者跟疫情相关的工作占满。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共卫生的使命，就是疾控中心的使命，所以每一位疾控人都应是身负使命感的人。随着湖北武汉的疫情越来越严重，大多数人员都不可避免地想到了援鄂抗疫的问题。包括史永林在内，很多人不止一次考虑过去武汉援助的事情，早已做好了随时拉起行李就出发的思想准备。

这里套用托尔斯泰一句话：幸福的家庭是相同的，困难多重的家庭各有各的实际困难。比如史永林，父亲去世以后，他将母亲接来，两个宝宝、他夫妻俩加上老人五口人同住。不用说，他绝对是五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支撑点。现实的情况是小宝还小，大宝刚上小学，从苦日子里走出来的母亲倒是忙惯了，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做饭，手脚闲不下来，可问题是毕竟快七十岁的人，各种毛病都出来了，身体不好，患有高血压、冠心病，最近就到医院去了好几次。还有一件更为挠心的事情，妻子原定今年1 月31 日的机票去美国进修，眼看着日期就要到了，他格外地理解妻子，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碰到，落到哪个头上都是幸运者。在这个节骨眼上，不管是作为孩子的父亲、母亲的儿子，还是妻子的丈夫，无论如何哪个身份他也不应该离开这个家。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当时的情况下，各种实际困难重重叠叠摆在包括史永林在内的疾控专业人员面前，绕不过去，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可是恰恰正因为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作为国家培养多年的疾控专业人员，又都肩负公共卫生事业的重托，眼看着湖北疫情严重，医护卫生人员极端不足，国家最需要他们的关键时刻，缩在个人的小天地里过日子，恐怕首先就过不了自己的职业道德这一关。

不过现实就是现实，不以你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妨换位思考一下，你能忍心劝说妻子放弃去美国进修吗？假如你再去湖北，家里的两个宝宝和老人怎么办，生活如何安排妥当，怎么解决后顾之忧？所有的大道理在这时其实都是苍白无力，难以说服别人的。

大年初四，史永林回了一趟家，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来了。

跨入家门史永林便一头扎进厨房忙活起来，今天他特地做了西红柿炒鸡蛋，这是母亲的最爱。他又做了糖醋排骨和韭菜炒千张，这是妻子的最爱。一道菜一道菜端上桌，春节以来全家人还没有这样团圆过，一时间满屋子里充盈起了热乎乎的浓郁的年味。一家人围坐在桌前，史永林用近乎夸张的口气表扬自己的烹饪手艺，招呼大家多吃菜。

妻子有些疑惑：今天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没，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他敷衍。

没什么？那干嘛烧了这么多硬菜？

多吗？他一本正经，这大过年的，不多啊。

不多，桌子都快放不下了！

他明显是讨好地笑了：你们在家辛苦带娃，我烧几个你们喜欢吃的菜表示一下，算是慰问。

那好，我们带娃辛苦，以后你天天都给我们烧喜欢吃的吧！

是，是这样……他居然有些磕巴了。

她放下了筷子：你说你这个人，就直说了吧，你到底想干嘛？

史永林略显尴尬地把自己关于疫情的一些想法，竹筒倒豆子一样倒了出来。等他刚刚委婉地说完下一步的打算，母亲便放下手中的碗筷，抢先表态说：你身为公家人就应该为国家做事！国家有需要的时候，让你去哪里就要服从安排，听从指挥，妈妈支持你！

母亲总是这样生怕儿子为难，史永林心里充满了感激，他知道母亲这句话主要也是说给儿媳妇听的。

妻子揶揄：你一进门我就看出来你心里有事，还跟我装，你再装啊！她收起故作愠怼神态，笑了说，放心吧，我会和母亲一起相互协调和配合，一定将家里的生活安排稳当的，你就安心工作吧。

妻子越是云淡风轻，史永林越是难于开口，绕来绕去尽说些不着天地的话，妻子便故意逗他说，过几天我就要去美国了，家里请您多关照！她调皮地起身向史永林作揖。看来激将法很是管用，史永林终于坐不住了：对对对，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情。

我已经做好了到湖北武汉去的准备，那么，那么你大概就去不了美国了（当时美国的疫情还没有大面积暴发）。你看，现在主要是国内的疫情很严重，可家里，你明白……

我俩总得有一个在家。从科里的情况来说，我必须去，那样，我很可能没有时间顾及家里面。你看能不能……能不能退了机票和酒店，暂时不去美国。说完这些，史永林如释重负，他像一个等待家长肯定的孩子那样充满期待地凝视着自己的妻子。

妻子的回答简单又干净利索：那我就退票吧。

史永林还算流畅的叙述到这里不时卡顿，他仰头望着天花板紧咬着下嘴唇，下巴那里的皮肤厚厚的皱在一起像一个脱了水的橘子皮，这个内敛不善于直抒胸臆表达情感的人，最终还是没有控制住流下了眼泪。

五

1 月29 日下午三点，接到通知，史永林带队支援湖北仙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病例标本检测和确诊工作。疫情就是命令，刻不容缓，史永林立即与科室负责人以及单位新冠疫情处置检测组的同事商量、交接自己负责的事情。他随后召集其他三名赴鄂队员一起讨论准备开展实验室检测的关键物资耗材，细化物资耗材种类、型号和数量。从个人防护关键装备正压呼吸系统、N95 口罩、防护服到加长乳胶手套、移液器枪头等近三十个种类的物资耗材，涵盖到了实验室检测的所有环节，打包装箱五十多件，仅仅用了三小时就装车完毕，待命出发。

1 月31 日上午十点半，安徽省支援湖北仙桃检验队及其支援物资由单位专车准时出发，下午五点半到达仙桃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他们卸载完物资，用泡面打发一下肚子，急急忙忙赶到实验室查看现场情况、调试装备和仪器，为第二天的标本检测做好准备。忙完实验室现场的工作，史永林赶回驻地立即召开首次团队会议，讨论2月1日的工作方案，并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明确了具体分工和援鄂期间的工作和组织纪律。

上述新闻报道，即是他们四人团队在湖北仙桃市工作的六十个日日夜夜工作量的呈现，如此高的工作效率除了令人敬佩，也值得大家去探究。面对众多媒体采访安徽省疾控检验小分队在仙桃市工作时的具体细节，他只是轻描淡写说了一句：没什么，那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在仙桃市艰苦奋战的六十个日日夜夜，被他言简意赅一句话带了过去。

历史不会忘记：那些日子里检验小分队队员们都处在非常疲惫的状态中，他们每天穿着厚厚的不透气的防护服，呼吸吃力，经常恶心头疼，行动不便，一动一身汗，因为一次性的防护服一旦脱下就成了医疗废物，为了节省医疗物资大家不敢喝水，上厕所去卫生间都要合理安排时间。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打气，一定要咬牙坚持到底，绝不言退。

史永林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从到达仙桃市的第一天晚上开始，史永林不管多晚多累，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坚持记录工作中点点滴滴的感想。其中第一天的日记是这样记录的：

2020 年1 月31 日。今天是我们来到仙桃的第一天，这里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觉是物资缺乏。就拿我们实验室平时最常用的75% 的酒精来说吧，那里库存就很少很少，完全不够实验室的正常使用。虽然我们自己带了一些来，但依然不能弥补缺口。现在这些基本物资供应异常紧张，有钱也买不到。毕竟一个县级实验室，跟我们省级实验室在做检测工作规范上的要求是有差距的，比如消毒有专人记录，废弃物的处置有专人登记和专人监督。这些工作不但有人收样、分样，还要有专人为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的工作人员提供实验所需的必备耗材等。而这些在我们看来的常规要求，对于仙桃实验室则显得勉为其难了。

他们参加实验室工作的人只有三位，加上我们安徽去的四位，一共七人。七个人要面对与日俱增的检测量，面临的困难很多。

所以，我打算将工作重点首先就放在捋顺工作规范的流程方面，对所有的七个工作人员进行分工分组。

事实上，史永林他们采取的工作方法是行之有效的。面对仙桃市疾控中心仪器配备落后，检测设备通量少以及一次性处置标本的量也非常少，因而影响工作效率。

可是每天要出的标本量又非常多，这二者之间造成巨大的矛盾体摩擦出来的巨大困难和阻力。以史永林为领队的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小分队，将人体机能和工作效率发挥到了极致。驻地距离仙桃疾控中心步行需要十五分钟，他们每天早晨七点半起床，吃过早饭便步行去仙桃疾控中心，到达后立即投入到紧张忙碌的实验室工作中去。每天的第一项任务是要对前一天的工作进行梳理。譬如，先把在仙桃实验室检测中遇到的工作情况进行沟通和交流，然后再把检测结果和数据向安徽省疾控中心做一个汇报，他们还要据此再进行监测。从这个角度上，支援湖北仙桃检验工作的并不只有队员四人，还包括他们身后的安徽省疾控中心的那些领导和同事们。

史永林支援仙桃检验小分队工作强度看了让人头皮发麻。他们每天上午九点钟，全副武装进入实验室，开展新的一天检测工作。一组人员在实验室里的操作时间三个多小时，十二点多才能出实验室，两人一组，四个人分成两组进入实验室处理标本。

提取核酸是离病毒最近的时刻，也是最危险的一道工序，在实验室专门的核心区——生物安全柜里进行操作。而实验室外面两个人的辅助工作，也是在不能出任何差错的严密环节中进行——将实验室里递出来的核酸提取物立即放到模板里，进行加样处理，再将整个实验的试剂和我们的体系配好，转移到核心区的外面，放置于PCR 检测的一个仪器上面，进行大约两个小时左右扩展秩序。他们赶快抓紧时间解决一下午饭的问题，这就又该进入实验室了。虽然早晨的实验结果还没有出来，可由于标本量太多，时间不等人，等结果出来再做第二批检测根本来不及。直到五点钟左右他要走出实验室，再把第二轮的体系放入上午已经跑完的PCR 仪器上。仪器24 小时一直不停地运转，工作人员采取接力换人的方式让仪器的工作量达到峰值，七个人的工作效率也发挥到极限。晚饭以后，再换一组人进入实验室做第三轮实验，仍然需要工作三到四个小时才能出来，每天如此。遇到标本特别多的时候，就要在实验室里熬夜。通常在晚上八九点钟，在仙桃的其他同事还要进入实验室做另外的实验，把当天在实验室做的一些可以待定的实验再次重新做一遍，力求做到零差错是史永林们对自己的要求。虽然这样一来，大家到夜里三四点休息就成了家常便饭的事情。

据说在仙桃时，有一天史永林在实验室外，穿着厚厚的操作服居然睡着了。一个人能够在呼吸不畅的操作服里睡着，那得多么疲惫困倦啊。

后来史永林解释此事时有些腼腆：是的，那天实在是太困了，没忍住。记得是2 月27 号，那次已经连续工作了三十五六个小时没有休息，一共846 份标本的实验，靠人员接力的方式大家撑到将最后一份标本做完。所谓人员接力也只是说从最紧张的实验室出来，继续在实验室外面做辅助工作，只是工作强度小了一些，并不能脱了工作服休息的。

那种极度疲劳濒临体能临界点的感觉，意志不坚定的人会随时随地放任自流打退堂鼓，这个应该不是生活在安逸环境中的人们可以简单想象的。要知道，在去湖北仙桃之前，史永林这样的一群疾控人已经在没日没夜地连轴转了，到了仙桃之后，正常的情况下，也许晚上九点左右可以结束一天的实验室工作，但是回到酒店后，还有一系列后续工作要做。包括要准备当天的数据统计，把检测结果上报到湖北武汉的新冠肺炎指挥部等等。所以他们每天都要到夜里两三点了才能睡觉，连续几个星期下来，他们睡眠严重不足。

那段时间他整个人都感觉天昏地暗，身体疲惫不堪。提及此事史永林居然感到抱歉，说庆幸当时只迷糊了几分钟的时间，在高度紧张中整个人很快就醒了，没有耽误工作。

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离奇却又梦幻的睡眠事件。

紧张又疲惫的工作状态一直持续到了二月底，在仙桃已经没有新的确诊病例，史永林仙桃检验小分队的工作强度才终于降低了一些，而这也只是说大家在做实验的次数略略减少了一点。然而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另外一项重点任务又出来了——对重点人群隔离人群的筛查的相关标本也增多了，这些标本量一直维持在高位的水平。

当然，一个人的能力和智慧是有限的。

俗话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史永林在一次表彰发言中说道：如果没有我们仙桃检验小分队四人团队团结协作，咬牙坚持到底的工作决心和拼命三郎的工作态度，要完成每天四五百人份的核酸检测是难以企望的目标。

史永林对他们的四人团队感慨万千，任何时候都如数家珍。

吴建军，检测专家，工作起来经常废寝忘食。他常说自己身為一名老党员，面对疫情，驰援仙桃，无怨无悔。

柴瑜，共产党员，不怕苦不叫累，任劳任怨，口头禅是轻伤不下火线，让我们咬牙坚持到底！

秦义组，预备党员，小分队里进步最快的人，也是个拼命三郎，工作起来什么都忘了。

在史永林眼里，吴建军、柴瑜和秦义组他们三人不仅是一起奋战在疫情第一线的战友，也是朝夕相处息息相关的兄弟。

大家齐心协力拼命工作，把每天接到的所有标本应清尽清不留尾巴，坚持做到当天标本当天清零。不为名利，心无旁骛，只为尽可能多的检测标本，将自己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

到湖北去，到仙桃去，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史永林和他的检验小分队，交上了一份令自己满意的答卷。刚来仙桃的时候，他们这个小队有三名党员，组成了一个战斗堡垒。在仙桃工作了一段时候，队里唯一的非党队员秦义组同志，于火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如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作为仙桃检验队临时党支部书记，史永林很骄傲也很自豪。史永林不无骄傲地说：你看，当我们圆满完成驰援任务回来的时候，队里所有成员已经全部都是中共党员了。我们这支党员队伍，胜利完成了在仙桃的检测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