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社会学视角下清代碑学盛行现象探析

摘要：本文通过艺术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对清代碑学的发展和盛行现象进行梳理。先从清代的社会背景入手探索碑学的兴起，分自然方面和文化因素两个模块来分析;再将碑学的发展视角和清代文人比较论述;最后总结清代碑学的盛行离不开一个时代的美学追求和社会影响，是一个时代各个方面的综合体现。

关键词：艺术社会学 碑学 清代 书法 文人

一、清代社会与碑学兴起

清代在“康雍乾”三朝发展到最盛，国家统一、经济发达，在文化方面，清朝为了加强封建统制，对汉族人民实行了文化专制，对不利于清代统治的各种思想和言行，进行阻止和限制，故而在“康雍乾”三朝，文字狱大兴。

学者开始放弃了经世致用的政治手段，躲避在和政治没有关系的纸堆中开始了对古代文献的考证，从此考证之风大兴。“考据学的兴盛，带动了文字学、金石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碑学的研究和写碑版文字的书法家开始活跃起来。

著名艺术社会学家阿诺德·豪泽尔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过程，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许多不同的因素：自然和文化、地理和人种、时间和地点、生物学和心理学、经济和社会阶层，没有哪种因素是一成不变的。”碑学艺术作为清代社会文化艺术的产物，它的兴起归因于各方面因素。

（一）自然方面

清代出土了大量的石碑，石碑的出土让很多文人将目光投向对石碑的考证方面，除此之外，已有的金石仍然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包括摩崖上的文字，它们经过千年的风蚀和自然的异化，流传下来后已经不是当初的原貌了。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书法家不远万里地寻碑、访碑，散落在民间的金石拓片和一些铭刻都得到收集和整理。客观存在的可供当时研究的资料主要有石刻和钟鼎彝器以及瓦当、玺印、钱币、玉器等，因为它们的大量出现和存在加之整理和搜集，才有了清代碑学的皇皇巨著。

（二）文化因素

清代的科举制度要求考生的书写极为规范，这种字体被称作“馆阁体”，严重影响了书法的艺术性。

清代士人在帖学日渐衰落的情况下，将碑学的审美范畴通过文字学和金石学的文化相互融合，相互掺杂，所以有很多考据学者也是书法家，他们开始追踪碑版的出处，或者议论碑帖的源流，其中代表性人物有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阮元自称“书法变迁，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反于古？”这两篇书论的出现使得碑学有了更进一步的推广，尊碑开始有了提倡，紧接着是包世臣《艺舟双楫》对书法的论述，开北碑盛行之风气。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是在包世臣的基础上完善的，故谓“广之”。通观《广艺舟双楫》全文，更加提倡碑学，贬低帖学，尊碑抑唐，后人观之，不免有偏激之处，但正是由于他们的大力提倡，才有了碑学的盛行。

二、清代碑学的发展与清代文人的关系

艺术社会学家阿诺德·豪泽尔在《艺术社会学》中写道：“个人和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社会由个人组成，个人也只能存在于社会中。”碑学的发展离不开清代的每个士人，清代士人的努力推动了碑学的发展，他们彼此不可分割。

（一）隶书的发展

早期师法汉碑的代表作字体大都属于隶书，起初有一部分人的创作都取法唐人，通过王时敏、戴易等人的作品可知，但随着考据学的推动，就出现了朱彝尊、金农等人回归汉碑，以古为师，朱彝尊和郑簋取法《曹全碑》，所以早期的创作风格以秀润为主，同时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金石学家。

早期代表朱彝尊，他是著名的学者，也喜搜集碑版金石，他的书法也取法《曹全碑》，用笔灵动，结构端庄，格调高雅平和，在碑学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在审美领域起到很大的引领作用，在风格和取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受他们影响的主要书法家有“扬州八怪”中的高凤翰、汪士慎、金农、高翔、郑燮等人。其中金農的书法影响最为深远，后人称其书为“漆书”。

清代早期碑学的发展受到当时文人的影响，整体上表现在前期士人对汉碑的理解和认识上，受《曹全碑》的影响较大，也许是发展早期，所以书风都比较平和敦厚，秀美端庄，同时也为后来的书学者留下发展的余地。

（二）篆书的发展

清代篆书的发展主要受当时文人的影响较大，但同时也出现了专门研究篆书和从事书写篆书作品而换取利润的专职书法家，最有代表性的当推一代篆书大家——邓石如。邓石如一生未仕，布衣终生，受家学影响深远，从小学习书法，同时做着和书法相近的篆刻，后主动外出学习，开始正统地进行学习，前后篆刻了《石鼓文》《峄山碑》《泰山石刻》《开母石阙》《天发神谶碑》以及唐人《城隍庙碑》《三坟记》等碑。碑学经过他的这一推动和实践，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影响，刘恒总结道：“邓石如是清代碑学兴起后第一位全面实践和体现碑学主张的书法家，在确立和完善碑派书法的技法和审美追求方面具有开宗立派的意义。”

清代篆书的早期代表人物有钱坫、王澍、洪亮吉、孙星衍等，他们对篆书的实践和研究，共同构成了碑学兴盛的结果。钱坫除了在书法上有成就外，在学术上也有造诣，同时对金石之学也有研究，著有《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又和洪亮吉、孙星衍等人合著《说文解字斠诠》等书。

洪亮吉和孙星衍一直是毕沅的幕僚，在学术上都有某种相似之处，在书法上，他们都是以写小篆为主，取法唐篆李阳冰一脉。又在金石学术方面涉猎深远，对清代早期碑派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王澍，人称王虚舟，篆法也是取唐人李阳冰风格，写小篆，属于早期接受篆书实践的书家，尊重传统的同时，却缺少自家面目，但王澍同样也对早期碑学的发展有很多的贡献，正是清代这一批早期的文人将目光转移到金石和碑版的原因，才使得在这之后的碑学兴盛。

三、清后期碑学的昌盛

乾嘉学派之后，碑学的发展愈演愈烈，这得益于乾嘉时期大师们的传播和他们教育传授的结果，他们的弟子和学生继续传承，在道光之后碑学有了很大的突破，后期在碑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有钱泳的《书学》、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刘熙载的《艺概》、周星莲的《临池管见》、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等，他们共同促进了碑学理论的完善，这一时期，碑学自身的理论体系已逐渐完备，不再跻身于朴学和其他学科的门下，而自立门户。

除了理论方面的提倡和论述，还出现了一批实践代表，有何绍基、杨沂孙、莫友芝、徐三庚、张裕钊、赵之谦、翁同龢、吴大澂等。

何绍基的学书历程大致是由帖到碑，对汉碑的临习都是中年以后，但何在早年就开始搜集碑版金石的拓片和与之有关的一切资料，再加上他的家学和从小接受的教育，都对他碑派书法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杨沂孙的书法受前辈邓石如的影响很大，这一点在他的自述中可知，他曾在邓石如的儿子手中见到过邓的真迹，从此开始大量地收集有关邓的墨迹。杨沂孙的篆书整体特点不长不方，又在二者之间，在清代碑学书家林立的环境下其成就非常大，影响亦是深远。

莫友芝首先是一个学问家，对金石训诂都有研究，同时热衷著述，在当时碑学的影响下，对篆书隶书楷书都有一定的研究，他的书作充满着金石气。

徐三庚的篆隶都有很高的成就，篆书的面貌独特，受益于《天发神谶碑》，笔画的轻重对比强烈，横画粗的字竖画细，竖画粗的字横画细。结体舒朗，富有流动性。

张裕钊曾是曾国藩的幕僚，社会活动丰富，对碑学的实践主要体现在楷书上，他的书法有金石味，体现在他用毛笔写出了刀刻的效果。

赵之谦是杰出的碑学家，理论方面有著作专门研究碑学，创作实践方面形成了他独特的面貌，创造了以魏碑笔法写篆书的方式。

翁同龢位居高官，能力出众，在书法上也是如此，碑学和帖学他都有涉猎，书作高古厚重，端庄稳健。

吴大澂的大篆金文在当时就很出众，再加上他同时在文物考古方面都很有研究，所以对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四、结语

清代碑学是书法史上重要的一页，它的出现，不仅丰富了书法史的内容，而且也为后来的书家提供了很多帮助，比如在创作上碑学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体系，在理论研究上，后人也在受其影響。

从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清代碑学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书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演变的自然规律，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从来都不是一步到位的，“黑格尔认为，艺术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当然黑格尔表述的是西方艺术，但作为书法艺术，在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清代碑学的发展大致是从乾嘉学派的兴起到道光再到咸丰、同治这样一个过程。随着一个王朝的衰落，碑学却愈发兴盛，艺术的发展有它的独立性。因为碑学并没有因为清王朝的灭亡而退出历史，反而在之后的历史长河中依旧辉煌。

参考文献：

[1][5]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6：86，175.

[2][4][6][匈]阿诺德·豪泽尔.艺术社会学[M].居延安，编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8，156，92.

[3]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629.

（作者简介：张维，男，硕士研究生在读，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研究方向：书法）

（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