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5元旅店的女人们

肖薇薇

在吉林市，有一家开了24年的女子旅店。以前，花一元钱便能在这儿住一晚，现在房费涨到了五元。

2020年11月11日傍晚，郑秀娟背着鼓囊囊的行李包，推门走进旅店，挂断电话，手冻得通红。这是她来吉林市的第八天，还是没找到活儿，她瞒着家人住在这家五块钱一晚的旅店。

“来住宿吗？”烫着棕色短卷发，穿着牛仔马甲和黑色绒衣的小个子女人，趿拉着鞋从门口的小屋走出来。这是旅店的老板孙二娘，今年68岁了。在住客眼里，这个小个子女人性格泼辣，像《水浒传》里的孙二娘。

开业24年来，旅店住客大都是农村进城务工的单身女人，也有下岗的女工。她们中最年长的快80岁，最小的刚过30岁。在过去10年时间里，房费从两元涨到了三元、五元。有人睡了一晚就走，有人在这里养老——“干一天活，活一天”。

从“避难所”到落脚点

2020年11月11日傍晚，女子宿舍或坐或卧的有四个女人。

刘桂兰是高低床的下铺，她倚靠着墙坐在阴影里，身旁放着一只收音机，放着戏曲的调子。她今年77岁，是宿舍里年纪最长的一位。

她已经断断续续在宿舍住了二十多年。这是刘桂兰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一个落脚地。老伴患癌去世后，家里为治病背了一屁股的债，两个儿子出门学瓦匠和木工，女儿也在外地打工。十多亩的苞米地，苞米两毛钱一斤，除去种子、化肥等成本，剩不下几个钱。

50岁的何芳刷着手机屏幕聊天，丈夫去世后，她出来打工，在附近一家饭店上早班，每天从早晨7点上到下午5点。

裹着被子躺着的张清64岁，她头发灰白，面色显得暗黄，额头上有几道深深的褶皱。她是被家暴多年后，“净身出户”后孑然一身来到了这间宿舍。

65岁的郑秀娟则用手机跟孙女视频。她这一次来宿舍住了八天，一直没接到活儿。她个头高，丰腴壮实，力气大，“以前基本上没愁过活儿，有时半天一天就能接到活儿”。

在老板孙二娘印象里，刚开店时，住客几乎都是这样的单身女人：她们多是被家暴后逃出来的，有人还带着几岁的孩子，“把这里当成了避难的地方”。

孙二娘记得，刚来宿舍的女人几乎都不说话，神情疲倦，有人累得躺下就睡，有人偷偷抹眼泪。“没有人问起伤心事，大家都明白，那个年代的人都很苦。”

“虽然叫宿舍，其实就是个旅店。五六十岁的女人，地里没活儿的时候，出来挣些钱，找活儿时上这儿住几天。”

要不要找个伴

11月13日，天色微亮，郑秀娟起身，刚过6点一刻。她背起鼓囊囊的大包，侧身往外走。昨天，家政中介给她介绍了一家保姆活儿，她要去那家看看情况。中介说，这家老人身体不错，陪老人聊聊天，做做家务就成，要合适让她赶紧上工。

每天，郑秀娟和二十几个女工挤在这家中介的屋子里，从早晨七点，到下午六点，平均只有五、六个雇主来招工。近期价钱压得很低。1500元一个月的家政工作，都成了抢不着的“俏活儿”。剩下的大多是照顾卧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活儿重，工资开得却比往年低几百块钱。

眼下郑秀娟明显感觉到，六十多岁的女工不容易找到活儿，等活的时间越来越长。“一上65岁就更不好找了，24小时护理老人的活儿干不来了。”之前有一位70岁的女工，身体硬朗，但雇主一看身份证，年纪太大了，担心磕磕碰碰，心里有负担，自然更倾向年轻保姆。

眼下她正在这个年龄坎儿上，“心里着急上火”。“孙子孙女都在读书，儿子儿媳打工都累得不行了，你说我不打工能行吗？”六年前，郑秀娟大儿子结婚，她和老伴给他们拿了20万首付，在老家买了一栋楼房，装修又花了快20万，小儿子在吉林市工作，也得给他准备结婚和买房的钱。

这些女人们几乎抱着同样的想法，年轻时打工养育孩子长大成人，攒钱为孩子买房、结婚，补贴家用，等到干不动的时候再“退休”，“老了干不动了，就跟儿子过。”

在宿舍，她们并不避讳谈及男女间的关系。

大概十年前，孙二娘租下了隔壁的一套房，又开了间男子宿舍，经常有男住客过来串门。

几天前，有一对在宿舍里凑成的男女来唠嗑，两人在一起时女人59岁，男人37岁。何芳打趣她，“宿舍送了她个小男友”。当时还住在宿舍的李琴芳也找了个伴。孙二娘在女子宿舍的阳台隔出了一间不到两平方米的“夫妻间”，一张一米二的床占据了全部空间。李琴芳两人住在这里一个多月了，每天的宿费是按两人收，十块钱。

孙二娘起初并不看好这样的结合，担心男人骗女人的钱。但现在看李琴芳两人感情稳定，她也在改变看法，觉得两人“过得还很不错，有个伴”。

“把宿舍开到‘老得动不了那一天”

在这间女子宿舍，孙二娘是绝对的主心骨。

20多年前，孙二娘离了婚，从酒厂下岗后，在路口支了个烟摊，几年后在这栋楼房里买了一套两居室，打算留给18岁的儿子做婚房。看着找工作的女人越来越多，那时候附近旅店少，要住宿得走5公里远，她想着干脆开一间女子宿舍。

旅店在1996年开了起来，起初收一元住一晚上，孙二娘在十字路口吆喝，“住宿，住宿”。第一晚只来了1个人，第二晚6个，第三晚10个，很快住满了。后来宿费涨到了两元一晚，过几年涨一块钱，直到现在的5块一晚。

2006年，吉林市电视台的记者戚小光来这间女子宿舍，拍摄了五年制作成一部纪录片，就叫“女子宿舍”。

之后，又有多家媒体来进行了报道。

孙二娘没看过纪录片視频和关于宿舍的报道，她戴上眼镜，用小手电筒照着手机上的文章，一字一句读出来，“20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抹布一样的床单……哈哈”。

“那时候大家确实也很苦。”她叹气。

但这些报道还是让这间宿舍得到了关注。有好心人给她们送来旧衣服，也有人坚持送一些常用药品和馒头。

孙二娘说，要把宿舍开到她“老得动不了”的那一天。

孙二娘的枕头边放着几个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名字和电话，有一本外壳掉了，纸张泛黄。她时不时翻一翻，看到名字时喃喃道，“她现在结婚了，过得挺好”“她年纪很大了，要活着得有九十了。”

她很少会拨通这些电话。她说，“知道她们日子过得好就行，没必要再联系，打扰人。”

有媒体打来电话想来采访，她皱起眉头，手机举到嘴边，“没啥好拍的，现在情况都好了，都没那么苦了。”

摘编自微信公号“剥洋葱people”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