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耿
布罗代尔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在历史的长河中,短时段的偶发事件就像黑夜中的萤火虫或者划亮一根火柴。它可以刹那间照亮周围的黑暗,但却无法改变社会变化的整体方向,只有长时段的结构才是左右宏观历史前进的重要动力。在很多人看来,新冠疫情就正是这样的偶发事件,它本身并不那么重要,背后反映出的“深层”规律,才是让刚刚过去的2020年变得如此关键的原因。
探求历史“深层”规律的冲动早就根植于种种传统思想之中,从《史记·天官书》的“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到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演进,为人类历史进程寻找结构性本质原因的尝试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不同价值取向的此类宏大叙事依然在现实政治和社会中持续影响人心和事件。宏大是意义的来源。它既为人们创造新的价值提供了必要的迷思,但同时也将个体价值和意义消弭在壮阔的背景中,甚至引诱人们甘愿为之赴死。在这方面,拼多多的“奋斗”理念和大局观未尝不是一个案例。
然而,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的区分,并非只能导向用长时段的结构来解释历史的“宏大史观”。事实上,在布罗代尔所属的“年鉴学派”诞生之初。他们所要应对的本来是来自于兰克史学的还原论思想:重视每一个场景和细节的完美考证,以期复原历史真相。这种思想其实与那种从宏观视角给出历史演进答案的思想,遵循着相似的思维方式:理解和预测社会演化,只有一个唯一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