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祜族:迁徙与融合

2021-03-18 08:57龙梆企
今日民族 2021年1期
关键词:中华民族民族文化

□ 文 / 龙梆企

拉祜族今天是云南省特有民族,但追溯族源,多数学者认为她来自中国西北,与西南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有着共同的北方祖先。

拉祜族的发祥地,在著名的河湟地区——黄河与湟水在青海省西宁市东南面交汇,这里在距今4000 年前后,农业发达,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是古代中原农人和农业文明从陕西(关中)等地西迁至新疆的一环(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远古时代》)。但是随后,大约在夏商之际,也就是大约公元前1700 年前后(齐家文化时期),这里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从原来热爱养猪,变成热爱养羊。考古资料反映,这一变化持续了近1000 年(上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结果是河湟地区从农耕转向游牧。更进一步的结果是——经过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催生了中国的观念和中国人的认同(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民族史家通常认为,在河湟地区以游牧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的这支族群,是古羌人。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迁徙、分化、重组,其分布区域亦不断扩大,逐渐发展、演变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各民族”。其中有彝、白、哈尼、傈僳、拉祜、纳西、景颇、藏、阿昌、普米、怒、基诺、独龙、土家等民族。(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

拉祜族作为大家庭中的一员,经过分化、重组,最终迁徙至云南,民族史的证据主要有几个方面。

首先,拉祜族今天依然有传承的口头文学(民歌)提示了迁徙信息。比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一带流传的《根古》(全诗650 行,整理后)唱述说,“拉祜族先民在秦汉时期告别了他们繁衍生息的青藏高原,为寻找新的生存之地,开始了由北向南的迁徙,经历千辛万苦,跋山涉水进入云南”。流传于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等地拉祜族的迁徙史诗《古根》(全诗1200 行),也讲了他们如何迁徙至“牡缅密缅”(今临沧市)的经历。

拉祜族史诗《牡帕密帕》,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被开发成文创产品的拉祜族传统纺织。

此外,在《波底细底》《中帮命帮·波佳幸佳·哈佳而佳》《哈空》《纠巴命巴》《斯给纳斯》等古歌中,以及《孟南的传说》《人和雪的故事》《太阳月亮洗澡池》《海水为什么是咸的》《洗麻塘的传说》《拉祜族为什么不系腰带》《中级逃离故乡》等民间故事里,都提到拉祜族先民的迁徙经历,以及所经过的地方。

学者们根据这些口传古籍文献推断,拉祜族是从青藏高原的“北基南基”,或者青海湖一带的“诺海厄波”南迁至现在的云南西南部。(杨春编著:《中华民族全书·中国拉祜族》)由于拉祜族没有文字,其迁徙的历史通过口传方式世代铭记,这更进一步说明北方——这个拉祜族的发祥地——在拉祜族文化和心理中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现代民族学者通常认为,历史记忆是民族认同的根基,而拉祜族的迁徙历史正好说明她与中国西南众多其他民族一样,对中国西北河湟一带(中华民族共同的源头之一)有着共同的记忆。

电影《芦笙恋歌》经过照片、印刷品等形式向大众再次传播,其对民族文化的传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显而易见。

今天建造得像花园一样美的拉祜族村寨。

探究拉祜族族源,跟历史同样重要的是语言。拉祜族的语言,更为明确地提示了她与西南其他兄弟民族的关系。拉祜语属于彝语支,与彝语、傈僳语、纳西语、哈尼语并列,基本词汇与彝语“多属同源,语音结构与语法特点也颇相似”。举几个例子,拉祜语中的动物词汇如牛、黄牛、牛犊、马、山羊、猪、鸡、麂子、马鹿、狼以及雄、雌等词,与傈僳语、彝语全同、半同,或有对应关系。另外生产方面锄、刀、谷(总称)、豆(总称)、瓜(总称)、芽、苗、花、叶等词与傈僳语有对应关系。织布一词,拉祜语与傈僳语有对应关系,木棉或草棉则与傈僳语全同。交换、集市这两个词在彝语、傈僳语、拉祜语中半同或有对应关系。数词二、五、十,拉祜语与傈僳语有特别显著的相同之处。(杨春编著:《中华民族全书·中国拉祜族》,第14 页)

拉祜族的迁徙经过,学者们目前大体是这样勾勒的。先秦以前,生活在河湟流域(大概那个时候,作为古羌民族集团,还是未分化、重组的整体)“密尼都库”(意为红土或者黄土高原)和“诺海厄波”(蓝色大湖,今青海湖)的拉祜族先民,在公元前4 世纪开始迁离(古羌的“子孙分别各自为种”)。秦汉时期,大约已迁至四川;隋唐时期,则陆续由川入滇,抵达金沙江以南至洱海的区域;元明时期,迁徙至滇西南,到清末拉祜族先民已定居于现在的分布区域。(杨春编著:《中华民族全书·中国拉祜族》,第6-8 页)

拉祜族迁徙的具体过程,有一则文献比较重要。康熙《楚雄府志》记载,拉祜族先民有一支居住在今广通、双柏一带的山区。这大概是南迁路上最后的一支。民族史学者王文光研究发现,到清代中期,广通、双柏一带已经没有拉祜族,已迁至临沧、普洱去了。(王文光:《中国古代的民族识别》)

族源的探寻,不容忽略的是各民族文化分化、重组、接触、融合的问题,这是我们讲好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的重要一环。对此,拉祜族的文化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挖掘,不过有一些现象耐人寻味,供大家参考,或许能够管中窥豹。

拉祜族的取名,比较有规律,通常两个字,男性名前冠以含勇武之意的“扎”,而女性名前冠以含亲昵之意的“娜”。区别在于第二个字,该字是专名,根据生日生年属相来命名。而这个属相,名称和顺序与汉族相同,就是我们熟悉的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只是取名时用了拉祜语的发音,比如拉祜语“努”是“牛”,“莫”是“猴”,所以,据此可取名为扎努、娜努,扎莫、娜莫。

不同地区的拉祜族,还有其他一些取名规则,但生肖这个很有标示性的文化元素,被应用于取名这个重要领域,足以说明拉祜族与汉文化的接触、融合,不仅很有深度,而且历史颇为久远。

拉祜族善于学习,吉他在一些拉祜族地方,已经成为日常乐器,耳濡目染的拉祜族小孩也会拨弄琴弦。

另外还有一个文化现象,就是大家熟悉的新年节庆。新年在拉祜语中叫“扩塔”或“扩扎”。中国各个民族都很重视新年,拉祜族新年的时间、内容虽然与其他民族略有不同,但基本与起源于汉族、如今发展为中华民族共有节日的“春节”相同。时间基本都在每年正月,而活动和内涵也和我们所共享的春节基本一致。

拉祜族过年主要内容有杀年猪、做糯米粑粑、歌舞、丢包、打陀螺、荡秋千、射弩、走亲访友、拜年贺岁等。著名的史诗(古歌)《牡帕密帕·尾歌》专门描述道,“一年一次大节,一年一次大团圆。”在欢乐的年节中,拉祜族人唱歌跳舞,消灾祈福,而过完年,就各回各家,“扛起犁头背起芟(shān)刀”,去干活了。

新年跟历法相关,而历法不仅跟生产生活有关,也跟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有关。对于前者,我们可以说,拉祜族和云南其他民族一样,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农历这种先进文化,体现了民族文化融合这个大趋势。对于后者,今天的学者还不太意识到它的重要性,而我觉得它是中华民族形成中“共时性”的基础。简单讲,在同一个时间辞旧迎新,在同一个“过年”里做着相似的事,不仅让我们客观上共享一种文化,而且在主观上让我们有想象彼此“同在”的根基,而这种意识经过现代知识、媒介、集市、商品、饮食的分享与传播,就成了进一步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

春节将至,其实,所谓的“年味”,不应是简单地指饮食味道,而应是指一种共享的文化,或者氛围。这种各地中国人共享的文化和氛围是客观存在的,它既包含了诸如集市年货商品、人群的流动,媒体上各种客观存在的消息和话题,以及春节联欢晚会等种种客观的东西;也包括各种主观的东西,比如,少年们内心对过年的期待,我们所有人都持有的“中国人过年”这种意识等等。民族节日的共时性价值,在春节上显而易见。

拉祜族在节庆文化上,与其他兄弟民族共享的还有很多,比如火把节,月亮节(农历八月十五)等,不一一列举。借介绍拉祜族文化之机,我想强调一点,过去讲民族节庆、民族文化,喜欢以文化去突出民族的独特性,即以此强调该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不同。实际上,更准确的认知应该是从该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共享、交融的历史和互动中去看这些要素。只有把节庆放在共享的视域下,我们才看得到它的意义所在。

上世纪50年代进行民族识别时,根据本民族的意愿,国家正式确定了拉祜族的称谓;1987 年8 月,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苦聪人归属为拉祜族;1990 年,老缅人归属为拉祜族。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各地的拉祜族与其他各兄弟民族的接触和交往越来越密切,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早已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这里有一段往事不能不提。上世纪50 年代,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文化塑造、成形的关键时期,拉祜族不仅和云南其他民族一样参与其间,而且还作出了特别贡献。电影《芦笙恋歌》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拍摄于1957 年,故事取材于彭荆风所在部队1952 年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大黑山剿匪的经历。这部电影比著名的《五朵金花》还要早两年,是最早一批云南民族题材电影之一,其所塑造的拉祜族热爱音乐、忠于祖国、追求正义的浪漫形象,成为当时中国各民族了解拉祜族、了解云南和祖国边疆、了解中国少数民族、了解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媒介。

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是由一个个关键符号所积累起来的,认同附着于这些符号之上,往往影响一代人,甚至持续更久。以拉祜族故事为主题的《芦笙恋歌》,以及后来传唱大江南北的电影主题曲《婚誓》,至今仍然烙印在各民族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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