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决定了中美利差的起伏：内部均衡还是外部均衡？

丁 浩

(1.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北京 100033；2.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北京 100028)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特别是受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冲击，IMF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4.4%，全球主要央行纷纷采取降息、扩大购债规模、提供充裕流动性等手段来应对。美联储大幅下调基准利率和进行大规模量化宽松，导致美债收益率骤降，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跌至0.5%，中美利差也随之明显走阔，一度扩大到超过250BP的创纪录高点。在这样的背景下，2020年以来，跨境资本整体呈净流入状态，外资持有的A股和人民币债券余额进一步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总体来看，中美国债收益率利差作为世界两个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的反映，对我国短期资本流动、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等产生了重要影响[1][2][3]。

目前全球疫情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面对疫情，全球各主要央行积极扩表，各国政府密集派发现金，超常规的量化宽松短期难以退出。就我国实际来看，作为一个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发展中国家，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金融开放明显加速，资本项目开放有序推进，跨国别、跨市场的资本流动更加频繁，这将对中美利差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基于当前重大现实需求，深入分析中美利差背后的影响因素，对科学制定相关政策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