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土分野说的理论建构与礼乐文化的融合

王洪军

顾炎武以为，三代以上人人知天文。从世俗生活层面来看，三代人知天文是“敬授人时”的需要。然而从政治生活的角度看，三代人知天文的最终目的在于窥知天意，即通过自然传达出来的信息，把握政治的脉搏以及未来的趋向。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围绕天人之道，进行了深入而充分地论证，形成了系统完整且影响广泛的学说体系——以天道为核心的天人关系成为先民思维和理论阐释的起点。《春秋元命包》曰：“元者，端也，气泉。《春秋》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也。”［1］112-113董仲舒则进一步推衍说：“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2］155-156这样的理论延伸和论述，把问题的初始点引向了难以捉摸的天道，以及倏忽间来去的天命。于是人们关注于上天的各种变化，体味天道圣心，同时也按照上天悬象规划人间的政治体制，“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舜典》），“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七纬·春秋元命包》），无不是天人关系基础上的理论建构。故而《春秋元命包》曰：“天人同度，正法相授。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谓之教。教之为言效也，上为下效，道之始也。”［3］401“天垂文象，人行其事”，表面上是人们在效仿天道而建立人文秩序，实际上是人们在按照人间的政治结构、江河湖泊、山野物象等来建构天体系统，如此建立起“天人同度”的星象体系。

星象体系建立的直接目的是服务现实政治。为了准确判断天象变化所导致的后果，于是天官与人官、星辰与诸侯国以及山川之间建立起了“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的特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