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五十年

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 南方周末实习生 严艾雯

电影《又见奈良》剧照。剧组供图

第一代日本遗孤畠山周作（右）与妻子合影。剧组供图

★主人给来客表演节目，开场是日本能剧的架势，夫妻俩一开嗓，唱的却是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据杜颖观察，遗孤的三代、四代中不会说中文的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我是谁”的追问终将过去，他们会同化为“真正的日本人”，消融在日本社会中。

在2021年初上映的中日影视作品里，“日本遗孤”——侵华战争时期诞生的特殊群体——频繁出现。

日本遗孤是“日本开拓团”的后代。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所谓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农业贫民作为“开拓团”成员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东北定居，人数一度达到20多万。1945年日本战败，官兵优先撤离中国，“开拓团”的日本贫民被安排在最后撤退。日本政府同时规定，五岁以下的孩子不准带回日本，由此留下大量日本孤儿，中文称之为“日本遗孤”，日语里叫作“中国残留日本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90%以上的日本遗孤陆续回到日本定居，2021年是第五十个年头。据日本厚生省公布的数据，目前在日遗孤有2818人。

在电影《唐人街探案3》里，日本遗孤是片中凶案的关键人物。在2021年1月底上映的日剧《铁证悬案：真实之门》第三季里，日本遗孤大川是一起凶杀案的受害者。

由鹏飞执导，贾樟柯、河濑直美联合监制的影片《又见奈良》将于2021年3月19日上映，该片将视角对准了日本遗孤和她的中国养母。吴彦姝饰演的中国养母陈惠明在战后收养了一名日本遗孤，取名陈丽华。丽华长大后回到日本寻找亲生父母，她离开中国后的近十年里，与养母通过书信维持联系。直到有一天书信联系中断，此后的五年里，陈惠明再也没收到丽华的消息。2005年，思女心切的陈惠明不顾年近八十的高龄，孤身一人跨越千里，从中国东北来到日本奈良，在同为遗孤二代的小泽和日本退休警察一雄的帮助下，踏上了辗转寻找养女的道路。其间他们遇到了很多归国遗孤，这些遗孤大多生活在日本底层，生活艰辛，难以融入日本社会。

“日本遗孤”题材的文艺创作由来已久，如谢晋执导的电影《清凉寺钟声》（1991）、日本影视作品《遥远的羁绊》《中国、日本：我的国家》等。在中国的影视作品里，日本遗孤的故事结局大多是回到中国，对中国文化怀有强烈认同感，同时表现中国养父母的仁爱温厚、跨越民族和地域的爱；日本则侧重探讨个人身份问题、如何适应不同的社会文化、如何与日本政府抗衡，争取自我权利。

时间来到2021年，最年轻的第一代日本遗孤也已进入古稀之年，许多已不在人世。他们终其一生都在追问“我是谁”，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夹缝中挣扎，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战争遗留的伤痛会绵延很久。”导演鹏飞说。

电视里放着《乡村爱情》

鹏飞拍摄《又见奈良》，是想圆“中国养母未竟的梦”。日本遗孤及其后代在日本的遭遇，牵动着他们在中国的养父母的心，但他们大多心有余而力不足，真正像影片中陈惠明老人那样飞赴日本探亲的少之又少。

筹拍电影期间，鹏飞看过很多关于中国养母的真实故事。他印象很深的故事是，一名东北妇女怀孕六个月时被日本士兵一脚踹流产了，战争结束时日军撤退，一个日本孩子被遗弃在她家门口。旁人都说这是“鬼子”的小孩，这位妇女却毅然收养了这个孩子。

为了深入了解归国遗孤的现状，2019年，鹏飞前往日本奈良的御所市待了八个月，采访了五个一代遗孤，接触了三四十个二代遗孤，并在那里完成了影片《又见奈良》的拍摄。御所市市长听说有中国导演来拍摄遗孤故事，亲自来接待。市长不会说中文，学的唯一一句中文是“你好，我们是朋友”。影片尾声有一场民间祭祀表演，就是市长专门组织当地村民演出的。

寻找一代遗孤并不容易，奈良一共只有五六个一代归国遗孤。踏破铁鞋之际，鹏飞得知在黑龙镇吉野村深山里有一个叫畠山周作的老人，可能是一代遗孤，他们开了两个多小时车翻山越岭来到吉野村。半山腰上一座房子，房顶架着卫星电视锅，鹏飞见了心里一喜——日本民间有种说法，谁家房顶架设“锅盖”，就说明户主是中国人——因为可以收到中国的电视信号。

敲门进去，屋内陈设除了日式榻榻米之外全是中国东北风格，连电视里播放的都是东北喜剧《乡村爱情》。迎接他们的是位白发老奶奶，鹏飞先开口：“奶奶您好，我是从北京来的，我来看您来了。”鹏飞回忆，老奶奶一听见这话，眼泪刷就下来了，她也用中文应答：“你从北京来的？　终于有人惦记起我们来了。”老奶奶拽着鹏飞往家旁边的地里走，他们家有一亩三分地，能种点萝卜、白菜，她的老伴刘明财，也就是畠山周作，正在地里干活。老奶奶用东北话招呼老伴：“老家来客了！”

刘明财老人把锄头一杵，回屋就跟鹏飞“唠”上了。鹏飞问他，此前负责联络的志愿者打电话过来，他为什么没说话就挂电话了。老人告诉他，自己听不懂日语。

“北京来的”鹏飞让刘明财打开了话匣，他一唠就是三四个小时。他从自己小时候怎么到的中国聊起，说到战后被放到哪家了、怎么给他起名刘明财。家里人都对他挺好，他长大后还在村里当了干部。后来村里出现传言，说他是日本遗孤，得知这是事实后，刘明财沉默了。在政府的帮助下，刘明财找到了在日本的亲生父亲。

1991年3月13日是刘明财毕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带着一大家子回到日本。回日本的时候挺轰动，日本不少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说中国人了不起，把日本的孩子养大了。机场有很多人接机，其中包括刘明财的亲生父亲。老父亲当时75岁了，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我回日本之后又生了儿子，儿子没法生育，我觉得我这辈子断子绝孙了。今天中国人民把我的儿子送回来了，我没想到。我更没想到把我的孙子都带回来了，更万万没想到，我的重孙子都回来了，我一下四世同堂了，我太激动了，我这辈子够了。”刘明财向鹏飞回忆起这些的时候，仍能清晰记得每一个细节，仿佛历史就在昨天。最后，老人向鹏飞展示了一张老照片，那是1944年吉野村“开拓团”出发去中国前，刘明财父母抱着他在村头的合影，这张合影后来成了电影《又见奈良》里的重要道具。

在另一个一代日本遗孤家里，鹏飞所见所闻也都是关于中国的记忆。主人给来客表演节目，开场是日本能剧的架势，夫妻俩一开嗓，唱的却是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这些细节也被放进电影《又见奈良》里。

“自己挣的钱为什么要给别人花”

一代遗孤刘明财的故事有个“大团圆”的结局：他认亲成功，尽管日语说得磕磕绊绊，但日子久了与乡邻也相处融洽，他的儿子作为二代遗孤，还成功继承了家族的伐木工厂，日子过得殷实。

在鹏飞接触的遗孤里，这样的例子少之又少，更多遗孤归国后没有找到亲人、身份多年无法得到认定、定居后难以融入日本社会。在《又见奈良》里始终没有出场的、中国养母一直在寻找的归国遗孤丽华就是这个现实群体的缩影。丽华回到日本后，亲子关系认定失败，她为了维持生计，过着四处打工、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她没有朋友，离群索居，还不断遭到周围人的猜疑，店里少了东西，打工的小饭馆老板娘第一个怀疑的就是她。

“语言沟通障碍，是归国遗孤遇到的第一大问题。”杜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杜颖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她从2008年开始持续关注日本遗孤问题。她注意到，遗孤回到日本时，大多年龄在40岁以上，错过了学习日语的最好时期，往往在各地设立的日语学习中心经历了短暂的学习之后就走上社会，实际上未能掌握日语，也没有做好进入日本社会的心理准备。

“日本遗孤是血统上的日本人，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他们在中国文化的滋养下长大，从语言、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看，又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中日不同思想文化、价值观的碰撞，产生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日本与中国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杜颖举例，在中国，家庭是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而日本则是一个纵向社会，家庭与社会截然分开，由此形成对人情的不同理解。中国人追求的是亲密无间的关系，日本人虽然也重视人情，却又注意与他人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成年后的日本人与原生家庭之间的关系已经不那么紧密，甚至显得颇为冷漠。

杜颖曾在日本札幌市跟访了一位名叫种藤橙子的日本遗孤。种藤橙子回忆，她第一次带着女儿赴日探亲，跟亲生母亲相处三个月中产生了很多摩擦，比如，她的日本母亲看到她总是给家里亲戚买东西、把好东西都留给自己的孩子吃，很不高兴，经常说的话是“自己挣的钱为什么要给别人花”“自己的那份为什么要分给孩子”。种藤橙子觉得日本妈妈不近人情，此后两人关系疏远。在另一次访谈里，嫁入日本家庭的遗孤松田桂子的女儿小丽向杜颖讲述，公公婆婆生病去医院看病，小丽要求丈夫请假去陪护，丈夫却回答“有病去医院，我去有什么用”，小丽对此难以理解。

一旦隔阂难以消除，许多日本亲人在与遗孤短暂相处后就会断绝往来。据杜颖调查，一名日本父亲得知遗孤要求回日本定居，在信中写道：“我不同意你回国。回来了怎么生活啊？我的身体最近不好，行走困难，你也别回国啦，不允许你找亲戚们，不要损害我的脸面，无论你想用什么办法回来，不要搬到我身边来，去住在大阪、名古屋、九州这样的离我远的地方吧，说好了不许再在亲戚们面前出现。”

鹏飞也对日本人的这种人际关系深有感受，他曾随机访问过一些日本老人，问他们晚上吃完饭出不出来遛弯、去不去树下聊天打牌、子女是否经常打电话回家，得到的回答都是“不行不行”“没有没有”。“他们习惯于待在家里，不给别人添麻烦，但是也发生过老人在房间里死了一个月才被人发现的事。”在《又见奈良》里，退休日本警察一雄一个人生活，女儿常年没有一封来信或是一通电话问候。而在失联前，养母惠明与遗孤丽华隔着千里却书信往来频繁，丽华的字里行间都是对养母的爱和思念。一雄以寻找线索为由，让二代遗孤小泽不断给他念这些书信，假装那是女儿给自己的来信，聊以慰藉自己内心的孤独和对亲情的渴望。

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日剧《铁证悬案：真实之门》里，日本遗孤大川过着被排挤、被嫌弃的一生，居住地的日本人觉得大川不会说日语，垃圾分类教了好多次也学不会，喜欢热闹，行为举止一点也不像日本人，因此经常排挤他。平时交流都要靠儿子翻译的大川，能说的寥寥几句日语中，其中一句反驳别人的话是：“中国人は　違います！　私は　日本人です（我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

现实生活中，许多日本遗孤终其一生都陷入身份认同错位中，不知如何自处。那种认为自己是异类的自卑感，经历几代仍挥之不去。

佐藤升的外祖母是归国日本遗孤，日语说得很差，佐藤升幼年时听不懂外祖母说话，自己又不会中文，“因此每天都感到焦躁不安”。当他日语不好的父母想参加学校活动时，佐藤升“会非常反感，有一种会被周围朋友嘲笑的内心羞耻感”。一名三代遗孤在《又见奈良》剧组做翻译志愿者，她童年时去上学从不透露自己的身份，直到有一天家里人给她准备的便当是西红柿炒蛋，被同学看见，发现她是遗孤后代，排挤了她好一段时间。

北海道日中友好会会长平田武汉曾向杜颖讲述过遗孤被边缘化的案例，有一名遗孤来到日本以后不久丈夫去世，她因不会日语与外界格格不入，母子间也很少交流，随着孩子学会了日语，渐渐忘了汉语，她连跟孩子交流都成了问题，最后成了边缘人。杜颖研究发现，许多遗孤因为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被当成日本社会的中国人看待，内心常陷入“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的认同焦虑，反映在行为上，一些日本遗孤一方面总是想要亲近与中国有关的一切，另一方面又与在日华侨、中国留学生保持着距离，刻意与他们区别开来。

有的日本遗孤在身份的摇摆中最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比如因自传《何有此生》成名的遗孤中岛幼八。中岛幼八少年时代回到日本，后来在日中友好协会工作，成为两国民间交流的桥梁之一，他成就了自己，也融入了日本社会。

杜颖的日本遗孤研究持续了12年，长期往来于日本和中国，与许多日本遗孤保持了长期、紧密的联系，2020年，她的赴日调研计划因为疫情搁置，但始终通过微信与对方保持联系。据她观察，遗孤的三代、四代中不会说中文的越来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我是谁”的追问终将过去，他们会同化为“真正的日本人”，消融在日本社会中。这无疑是好事，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者寻找遗孤后代、对跨文化适应性的持续观察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杜颖看来，对遗孤群体的跨文化适应性做持续观察是必要和有意义的。“有孩子会说‘我们没法选择我们的身份，这句话是有悲凉的意味的。日本遗孤的经历，在他们及其后代以后的人生经历中会有不同程度的显现。我们追根溯源研究它，无论是为了反战，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还是为了人的健康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