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相发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230601)
我国生育政策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发生调整,但仍面临着低生育率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的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降,出生人口规模持续下降。2020年人口普查时点的出生人口为1 200万,较2019年下降了22.08%;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由此可看出,我国生育率低于人口更替水平,已经进入了“低生育陷阱”,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在现阶段和未来的很长时间将会面临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问题。同时,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减少0.48人[1],家庭规模的缩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家庭规模的缩小和生育率的降低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密切关联,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使得生活消费成本和住房成本也相应提高,对家庭生育起到了抑制作用。尽管我国已经将“单独二孩”政策(2013年)修改为“全面二孩”政策(2016年),但生育意愿并没有出现较大的反弹,因此2021年国家又发布实施了“三孩”政策,以此来应对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
生育意愿是生育文化和观念的集中体现,通常又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和生育时间三个维度[2]。住房是居民生活的基本物质保障,与生育成本、生育意愿息息相关,直接影响生育行为,目前我国面临着“住房难”和“不敢生”的问题。利用CGSS2017的相关调查数据,在住房消费成本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对三孩生育意愿进行定量分析,了解二者之间存在的具体关系与影响机制,以及是否存在群体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