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1〕

阿瑟·沃尔德隆 撰 商海燕 译

孙子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至今仍然影响广泛。作为一名战略家，他与《战争论》的作者卡尔·冯·克劳塞维茨齐名。与克氏一样，《孙子兵法》也是通过缺乏上下文的引文这类的二手资料为人所熟悉，却很少有人用心地、完整地读过它。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把这两部著作以忠于原作的方式翻译成清晰流畅的英语非常困难。《战争论》的翻译很是艰难，直到1976年，迈克尔·霍华德和彼得·帕雷特的一流译本才出现。

然而，《孙子兵法》翻译者所面临的文本上、哲学上以及其他方面的问题，比翻译《战争论》要困难得多。许多优秀的学者对此进行了尝试，一些优秀的译本也已问世。然而，我的同事梅维恒的这个译本比其他译本更突出。我非常荣幸能够获梅维恒之邀，为他的《孙子兵法》英译本撰写前言。我相信这个译本将成为《孙子兵法》的标准译本，既因为它对文本的深刻理解，也因为它非常晓畅易读。

首先，《孙子兵法》书名中的“兵法”，在英语中通常被称为“战争的艺术”，这意味着它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主题相近。但是，“兵”在汉语中通常是“士兵”的意思，梅维恒在注释中明确指出这一点，并从正文中找到明显佐证。《孙子兵法》几乎全部关注于夺取胜利的军事方法，而不是把战争作为一种普遍现象进行研究。《孙子兵法》第一篇关于战争对国家的重要性和战争失败的危险作了一些论述。但孙子并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关注战争的哲学本质，不像克劳塞维茨时代的德国哲学家们研究历史、美学、道德或类似问题时那样研究战争。

克劳塞维茨用很多篇幅论述与赢得战争相关的作战和战术问题。在他看来，这些是非常有用的，而孙子对此关注不足。在《孙子兵法》中，没有提出克劳塞维茨所确立的关于战争基本性质的理论框架。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从孙子的论述中推断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关于战争的性质问题。克劳塞维茨“第一次遭遇战争是在1793年，当时他12 岁还是个一等兵”与法国人作战，他投身这场战争，直到32年后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被打败。虽然拿破仑战争期间，经常有休战和联盟的建立与重组，但战争基本上是连续的，持续了几十年。拿破仑战争提供了生动的经验：任何一场战斗都没有真正的决定性，比如1805年发生的奥斯特利茨之战和特拉法加海战，看起来像是决定性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它们展示了使用武力是如何引发反作用力的，以及这种作用与反作用是如何推动武力规模的扩大，这就是今天所说的“战争升级”。政治的中心地位、政治和武力运用的相互作用在拿破仑战争中，特别是关于休战、联盟的建立和维持，都很明显。在拿破仑战争的最后几年，人们在探讨战争的目标是拿破仑可以继续留在法国当皇帝，还是迫其“无条件投降”？

克劳塞维茨从长期的、不断升级的和政治决定的战争中得出了一些著名论断。战争的本质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暴力的使用是没有限度的。因此，战争双方迫使对手屈服；从理论上讲，一个互动的行动开始了，这必然导致走向极端。”“战争不是一次短暂的打击，战争的结果永远不是最终的。”最著名的是：“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通过其他手段的延续，战争所特有的只是其手段的特殊性。”这句话只能在克劳塞维茨提供的上下文中正确理解。

克劳塞维茨最关心的问题是，除非他们被军方以外的政治权威牢牢控制，并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否则，发动战争的方式——武力的使用和反使用——便会通过他们自己的相互作用，将冲突升级到战争双方既不希望又不符合双方利益的激烈程度和破坏程度。

在克劳塞维茨的时代，发动长期的、艰难的、决定性战役的能力非常重要。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欧洲的民族国家可以找到军队和金钱。相比之下，在孙子时代的中国，像拿破仑战争那样持续几十年，是不可能发生的。单是供养一支军队，就会让国家难以承受。因此，使用武力要在政治上有价值，就必须通过数量有限的冲突，迅速达成作战目标。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克劳塞维茨与孙子战争观的差异。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战争首先是一种实力的较量；对孙子来说，战争更像是一场心理竞赛，武力的作用要有限得多。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战争和战斗本质上是持久的；孙子的理想是完全避免战斗。对克劳塞维茨来说，政治目标和战争胜负影响政治目标的方式至关重要；孙子认为政治目标是直截了当的。这个目标被统治者传达给将军之后，将军会采取适当的行动，直至获胜。克劳塞维茨所强调的政治与军事的相互作用在《孙子兵法》中鲜少提及。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手段的特殊性”将战争与其他形式的政治活动区别开来。除了战争的方式，他还论述了战争的许多问题。然而，孙子根本的、唯一的关注是“军人的方法”。

对两位作者来说，战争的目的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迫使敌人执行我们的意志”。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克劳塞维茨认为，这需要通过“使用武力”来达成。毕竟，使用武力是克劳塞维茨区别战争与其他国家活动如外交活动的特点。但是，孙子与其说关注战争，不如说更关注用兵的方法，力求尽量减少使用武力，就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雇佣兵领袖那样。

梅维恒教授提到，《孙子兵法》中最著名、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战而胜的理想是孙子全部论点的根本。我过一会儿再讨论他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但他对胜利的追求没有克劳塞维茨经常说的“最大限度使用武力”。这一点从《孙子兵法》援引这一概念的次数可以明显看出。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力”一词仅被用了9 次，其中有些还是否定性的，警告人们不要滥用武力。与之对应的德语单词“Gewalt”，在克劳塞维茨定义战争的两个段落中就出现了8 次之多。

克劳塞维茨坚持战斗是战争的中心，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正如他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所说：

我们对未经流血战斗就取得胜利的将军不感兴趣。战争屠杀的恐怖景象，使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战争，但这并不能成为以人道之名销蚀刀剑的借口。迟早会有人会带着利剑砍掉我们的胳膊。

那么，克劳塞维茨的军人的方法是什么呢？可以肯定的是，凶猛地发动战争，最大限度使用武力，但是要经过慎重考虑。思想是如何使用武力的关键。“最大限度地使用武力与同时使用智力绝不矛盾。”随着冲突的形势逐渐明朗，头脑敏锐的将军能够确定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重心”。正如他所说，“一个人必须牢记交战双方的主要特征。在这些特征中，形成了某种重心，所有力量和运动的中心，一切都依赖于此。这是我们所有力量集中攻击的地方”。这个重心很可能是军事上的，例如对方指挥官的军队。但也未必如此。克劳塞维茨充分意识到，处于战争状态的社会的某些方面可能都很重要，且具潜在的决定性。

对亚历山大、古斯塔夫·阿道夫、查理十二世和腓特烈大帝来说，重心是他们的军队。如果军队被摧毁了，他们都会作为失败者载入史册。在遭受内部纷争的国家，重心一般是首都。在依赖大国的小国，重心通常是其保护者的军队。在联盟中，重心是共同体的利益。在民众起义中，重心是领导人的个性和公众舆论。我们的力量应该攻击这些重心。如果敌人被打得失去平衡，决不能给他恢复的时间。瞄准同一个方向连续实施打击。换句话说，胜利者必须全力以赴，而不是仅仅打击敌人的一小部分。不要用优势的力量去窃取某一个省，因贪图局部小利而舍弃伟大的胜利，要不怕艰难，寻到敌人力量的中心，全力以赴，才能真正打败敌人。

孙子采用了不同的前提。他不是在战斗中寻找敌方的重心，而是在对手的心理中寻找重心。他的目标是让对手丧失信心，士气低落，误导他们，出其不意，威胁他们，使他们的社会凝聚力瓦解，统治者和军队陷入无序和混乱。如果武力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他就主张谨慎使用武力。他并不把武力作为首要手段。

孙子所要制造的无序和混乱，可能是一场决定性的军事失败所导致的状态，但它的来源是心理上的。理解这一点，一个有用的方法是，当克劳塞维茨试图夺取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使之遭受肉体和道德上的失败时，孙子试图破坏他的对手的秩序，这种秩序称之为“治”。在“治”的情况下，国家统治是稳定的，使之“乱”，就是说让敌人混乱。战国时期诸侯国竞相控制的人民，没有激起拿破仑战争的那种民族主义激情。只要统治不是过于严苛，他们就不在乎哪个诸侯部族当权，就像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德国农民不在乎多变的贵族和教会权威谁统治他们一样。孙子所处的世界相当于欧洲的王朝世界，在这里，国王们和专业军队作战，普通人对战争的结果漠不关心。克劳塞维茨则描写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重要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民族认同正在凝聚，民族激情已经释放。

对孙子来说，重心不是敌人的军队和首都，而是敌人的心理和兵卒的士气。我们可能会问，孙子是怎样建议我们攻击一个看似无形的目标的？

孙子的方法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依次为：“权”，我们可以称之为“评估”（这个词起源于“权重”）；“势”，应该被理解为影响一场可能的战斗的所有因素和趋势，梅维恒将其翻译为“布局”（configuration）；“机”，指出“布局”的各种因素最有利于采取行动的时刻；最后是“谋”，这个词经常被译成生僻的英语单词“计谋(stratagem)”，“谋”这个词不仅指今天所说的“作战计划”，更指从心理的而不是物质的因素中获取最大价值的行动计划。伏击是一种计谋，正面进攻只是一个简单的作战计划。

克劳塞维茨可能会同意所有这一切，除了孙子暗示的如果执行得当，仅通过心理错位便可使敌人由“治”到“乱”。

当然，这位伟大的普鲁士作家会同意判断（“权”）非常重要。这一点，从他对司令官的素质和独立自主的创造力的重视上就可以看出来，他对司令官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孙子。因为胜利来自司令官的心智。物料平衡、官兵士气、后勤保障等都很重要。但只有天才的指挥官才能制定出制胜的战略或计谋。因此，这两位作者与那些将战争视为对国家资源、技术和决心的考验的作家有很大不同。战争首先是解决复杂的智力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没有简单的公式或算法。我想，孙子会同意克劳塞维茨下面的观点：

负责全面评估的人必须把直觉的品质带到他的任务中去，这种品质在每一点上都能感知真理……在这一点上，拿破仑正确指出，总司令面对的许多决定之间的联系看起来像数学问题，需要牛顿或欧拉那样的天才方能解决。

这项任务所要求的智力天赋，是一种团结意识和提升到神奇境界的判断力，这种判断力能轻易地抓住和排除许多模糊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普通人会努力去识别，直到累得筋疲力尽。

我想，这两个人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在于天才指挥官将采用的手段。孙子如何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实现决定性的心理错位的？

在著名的篇章中，孙子写道，所有的战争都是欺骗（“诡道”）。当西方人想到欺骗时，他们的头脑很可能会想到假的坦克和枪炮，充其量会想到盟军成功地误导了德军D日登陆的地点。任何西方战略家，包括克劳塞维茨，都不会把欺骗作为军事手段的核心。孙子却是这样做的。这一事实在语言学上是清楚的。在中国哲学中，道德之“道”赋予统治者合法性和社会凝聚力。孙子在他的著作开篇就阐明了这一点。这一概念在整个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地位意味着它的操作也必须居于中心地位。扭曲道德之“道”的本义，创造诡道之道，颠覆了中国哲学家主张的一切社会和人类活动赖以生存的基础。因此，这样做比西方任何单纯的“欺骗”都要严重得多，潜在的威力也要大得多。

西方作家和战略家已经理解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想想滑铁卢战役的激烈时刻。正如约翰·基根所描述的：

拿破仑在两条战线上投入重兵，并面临被普鲁士攻击部队包围的威胁。他只剩下一组士兵，他们可以打破封锁，把优势重新夺回自己手中。这群人是帝国卫队的步兵。大约七点钟，卫队离开了它的阵地……英国炮兵营突然向卫队的正面和侧面发起猛烈炮击——令他们吃惊的是，他们看到卫队士兵转过身去，消失在刚冒出来的硝烟里。在威灵顿公爵的信号灯下，联军全线前进。拿破仑被打败了。

帝国卫队撤退引起的战场形势变化，符合自希腊时代步兵方阵作战以来的西方战争模式，即“崩溃”或解体的最后阶段之后是“混乱、误导和暴徒的暴力”、在滑铁卢，帝国卫队为什么后撤，除了基根和其他人强调的精神因素，无法解释清楚，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西方的战争方式已经从心理手段演变为更多地使用人、技术和物资。在滑铁卢，卫兵的撤退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相比之下，中国的军事行动直到今天仍有强烈的心理因素。也许最好的例子是美军第八集团军在朝鲜的溃败，它导致了美国军事史上最长距离的撤退，并在我们的语言中引入了“bugout（匆忙撤退）”一词。这始于1950年11月下旬，当时美国军队接近鸭绿江，在11月26日开始的灾难性的军隅里战斗中，秘密部署的中国部队包围并伏击了美国第二师。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士气崩溃，大多数美国人混乱地逃离。军事失败引发的心理崩溃进而导致混乱和失序，在中国和西方都有久远的历史。

在圣经《撒母耳记》第七章中我们知道，当非利士人知道不只是耶和华在帮助以色列后，他们便陷入混乱。“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抵近战斗。但那日耶和华用雷声打击非利士人，使他们陷入窘境，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遭受惩罚。”这里的“discomfited”是希伯来语“wayehummem”，意思是“使陷入困惑和不安”，通常用于神圣战争中耶和华作主语、敌人作宾语的句子中。与此相关的名词“mehumah”表示“神的惊骇或恐慌”，由耶和华的自我显现，通过风暴发挥作用。

迦南神巴尔也被称为“神圣的战士和雷神”。根据弗兰克·克罗斯的说法，他出现的方式是“神圣战士带着可怕的武器、雷电和风，向战场进军。他驾着烈焰云车迎敌。他的愤怒震动了整个宇宙。在他的怒视下，山脉崩裂，天空塌陷。令人恐怖的屠杀即将发生”。

正如杰弗里·蒂盖所指出的，希腊语中“kudoimos”一词（意为“困惑和混乱”）传递了一个导致混乱的类似信息，《伊利亚特》这样描述，当雅典娜介入时，

他挺胸直立，放声长啸

帕拉斯·雅典娜亦在远处呼喊，

把特洛伊人吓得五脏俱裂。

《奥德赛》中有类似的现象，长期不在家的英雄奥德赛追杀他妻子的追求者：

在那高耸的屋顶，

雅典娜挥舞着神盾，

凡人的灾祸，

把求婚者们吓得晕头昏脑，

惶惶奔逃，惊窜厅堂，

像一群牧牛，被犟勇的牛虻追咬，发疯似地奔跑。

中国人的“天”缺乏耶和华、迦南神巴尔或雅典娜的拟人特征，但它可以通过德行（“德”）的力量干预战争。

对于儒学思想家来说，遵循“王道”的统治者从不需要使用武力。他的道德垂范足以使他的王国秩序井然。中国经典著作中对周朝在公元前1045年传奇式的牧野之战中推翻腐败的商朝的记述便是例证，儒学思想家把这场战役作为正义战争的典型。《尚书》记载，商军“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周的胜利是通过对商军行德施惠获得的。帝国的重建也采取同样的方式：周武王“谆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

诚然，《孙子兵法》并非依靠上天来制造心理错位，使敌人丧失斗志。他也不指望用不断的军事打击来制造这种心理状态。相反，孙子假定对敌人的部署有近乎完美的了解（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即“情报优势”）。此外，还有安排在敌国甚至敌国朝廷的特务，一旦有事，就会起来做内应。他能够欺骗他的对手，在未被察觉的情况下行动。（然而，他自己的部署对敌人来说是完全不透明的。）当敌军发现自己处于绝境时，它的统帅就会不知所措，它的士兵就会惊慌失措。这不需要神的干预。“背叛”就够了，就像法国人大喊“我们被出卖了！”实际上他们只是中了敌人的圈套，或者只是听到“我们在撤退，我们在前进！”这样的美军第二师的“开小差布吉曲”。

克劳塞维茨了解心理因素，但他认为心理因素不能够稳固地独立存在，它们在战斗中的作用也没有实际战斗作用大。至于情报，克劳塞维茨基于多年的军事经验，对孙子所认为的情报重要性大打折扣。总体来说，克劳塞维茨对情报不够重视：

尽管所有此类著作都告诫人们只应相信可靠的情报，同时决不能不抱怀疑态度，但这都只不过是著书立说者想不出更好的说词时提出的聊以自慰的可怜遁词而已。指挥官在利用情报时必须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因为战争中的情报大部分互相矛盾，更多的是虚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准确的。

实际上，这就是克劳塞维茨和孙子的根本区别。也许是因为孙子生活在一个文化统一的世界，资源非常有限，他专注于充分利用非物质的文化的共性（这使得欺骗和间谍活动更容易），尽量减少物质消耗。克劳塞维茨生活在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生活在民族国家中，间谍和欺骗非常困难，而物资相对丰富。无论如何，孙子首先关注的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军事行动的效力，同时限制行动的时间。事实上，他理想的军事行动的时间长度是零，不经战斗就获胜。相反地，克劳塞维茨寻求武力攻击敌人重心的累积效应最大化。

我们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战争的巨大代价问题。在西方，冲突往往是因为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宗教信仰或民族归属，即使是拿破仑最熟练的军事战术也无法避免巨大的代价。因此，西方国家进行了变革，以支持这样的战争：农奴制被废除；税收和国家借贷大幅增加；军队进行了改革和职业化；国家领导者地位通过群众参与得到巩固和合法化；等等。然而，在中国，目标通常是控制战争之后未被改变的民族，努力改变战争形式，使战争成本更低，更具快速决定性。这是中国军事经典著作讨论的内容。

想想孙子 “势”的思想吧。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复一日，时复一时，军事行动的潜力将随着促成“势”变化的因素而变大或变小。孙子的兵力有限。战争中，他的军队很难得到补充再次投入战斗。因此，必须非常精确地评估形势，谨慎地选择使用兵力的时机。与战争有关的自然力量和其他力量远比军事因素更强大。与可抓到的战机数量相比，孙子的将军较少战斗。

相比之下，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一方或另一方被摧毁：从物质上、战略上、心理上，或者三者都被摧毁。许多因素会延缓战争进程。在某个时刻，只有指挥官的意志仍然存在。但只要战略战术是正确的，坚持战斗就有可能取得胜利，这种胜利是累积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试想我们用数学语言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假设我们将军事行动的潜在效能表示为y= f（x），其中x 是时间，y 是军事行动的效能，f（x）是与“势”有关的各种因素及其与时间x 相互作用的一个函数。换言之，如果c 表示一个或另一个维度“势”在时间x 处的加权值，则f（x）可被认为是∑C1+C2+C3+…Cn，即各变量加权值之和，其中n 是所考虑到的变量。孙子对这条曲线的哪些方面感兴趣？我认为，答案是：孙子最感兴趣的是曲线改变方向的拐点或达到最大值或最小值的点，也就是军事效能函数的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2〕

克劳塞维茨会对什么感兴趣？对他来说，军事行动是持续不断的，所以他会想看总数或累积函数在一段时间后的变化，即曲线下的面积。用数学术语来说，如果x 是时间，它是函数从x 值从0 到t 的积分，即∫t0f（x）。

当然，试图量化克劳塞维茨或孙子是荒谬的。他们都强调在制定好的策略和做出明智选择时的思想独立。在这里，使用数学语言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前面我用普通语言讲述的两位思想家的基本差异。克劳塞维茨是一位“整体战略家”，关注的是行动的持续效果，即到某时间点为止，战略的各组成部分的效果之和——曲线下面的区域。孙子是所谓的“差异战略家”，关注时机、转折点以及环境和机遇的不断变化。他的理想战争是一场战斗减少到零的战争：换言之，这种短暂的决定性的战争达到极限，成为一场无限小的战争。

他们研究的现象是相同的。但是他们的方法是互相排斥，又相互补充的，就像数学中的微分和积分〔3〕一样。

【注释】

〔1〕本文是阿瑟·沃尔德隆为梅维恒《孙子兵法》英译本（Victor H.Mair.:The Art of War:Sun ZI”s Military Method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所撰序言。阿瑟·沃尔德隆，中文名林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国际评估及战略中心创始人和副总裁，曾执教于哈佛、普林斯顿、布朗大学和海军军事学院。他主要研究中国及欧亚大陆的历史、战争史等，著有《长城：从历史到神话》（1990），《和平是如何失去的》（1992），《从战争到民族主义：中国的转折点（1924—1925）》（1995）等。

〔2〕简单地说，一阶导数是自变量的变化率，二阶导数是一阶导数的变化率。

〔3〕微分和积分是相反的一对运算，微分求变化率，积分求变化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