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土“向导”
——浅析中韩引路菩萨图像

引言

东汉初年佛教初传中原汉地，至南北朝时期，首现水陆法会。水陆法会所使用的佛画称为水陆画，通常在修设法会时挂于法堂，或以壁画形式绘于寺庙内的水陆殿。在韩国的水陆法会中使用的佛画称为甘露帧，通常挂在大雄殿或楼阁。韩国的水陆斋仪虽是从中国传入，但绘制水陆画所依据的仪文却有不同[1]。韩国的水陆法会及甘露帧也有着和中国较为不同的发展脉络。中国的水陆法会起源于萧梁武帝，在宋元时期广为流行，明代遗迹较多。韩国水陆法会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在高丽时期，发展到朝鲜时期较为兴盛。在图像方面，中韩水陆画的中心神祇都是以佛陀为中心，但由于佛教宗派信仰流行的差异及所 依据仪文的区别，使得中韩水陆法会图像系统上的中心神祇略有不同。密宗信仰的渗入给中韩水陆画图像系统的中心神祇带来了变化，但是以佛为中心的图像布局以及引路菩萨的“接引”职能未曾改变。

1.引路菩萨

大乘佛教传播之后，阿弥陀净土信仰逐渐流行，在西夏出现了表现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来迎图”。这种图像在汉地并不多见，并且出现了一位引导逝者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专职菩萨——引路菩萨。引路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助手，其形象有两个重要标识物。其一是“幡”，通常以五彩书写、绘制，或以五色宝缯绣制而成的幡旗。幡上可绘写经典中的教法，抑或绘以教法的象征性符号、图案等，因其为供养佛、菩萨的法具，故不在上面绘佛、菩萨像。幡在佛教仪式中常书写亡者的姓名，于法事时为亡灵指引方向。除超度亡灵的幡外，还有金缕幡、续命幡、黄幡等几种，意为治病、续命、离苦等福泽之意。其二是引路菩萨手中所持“柄香炉”，即有柄的香炉。“世尊躬自手执香炉，前行诣于墓所，令千罗汉往大海诸上取牛头梅搜种种香木，以火焚之。”[2]释迦牟尼在超度亡父净饭王时就使用过香炉。香炉有“开道”、“迎引”之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写有“……每到讲时，王恭执香炉自来迎引……”[3]其记载的是玄奘在高昌开讲《仁王般若经》时，鞠文泰执香炉为其引路。唐代中期密宗勃兴，当时的佛教信众意识到在研习佛法的过程中，不仅可通过自身刻苦研习修得正果，还能通过佛、菩萨的帮助使学佛者更容易达到修行的目标。一旦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力，即便是在往生的途中，同样可以完成自身的修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具有“接引”能力的引路菩萨。

从唐末到北宋，在敦煌地域流行引路菩萨信仰，但是在佛教经典中并无关于引路菩萨的具体描述。“很有可能引路菩萨是古代中国自创的菩萨，或是‘引路菩萨’这个佛号在经典中是以其他佛号进行描述，抑或者引路菩萨是观音菩萨或地藏菩萨。”[4]日本学者塚本善隆认为在唐代，波斯和印度的宗教有较多机会传至中土，来自中亚、印度、西域的佛教在唐朝的土地上混合。很有可能是西行求法僧在漫长、艰难的道路上需要一种力量的指引，从而创造出引路菩萨的形象。引路菩萨的宝冠在五代后的图像中出现了“化佛”，并一直沿用至其后的朝代。宝冠有“化佛”是观音菩萨的标识，从九世纪后半叶至十世纪，观音菩萨在敦煌有各种面貌。按照佛教显宗的教义， 观音菩萨有33种变化身，如延命观音、杨柳观音、救难观音、引路观音、水月观音等。日本著名的敦煌绘画研究专家松本荣一就曾经证明上述菩萨都是观音菩萨。他指出上述的观音是由水月观音、杨柳观音和白衣观音融合而成的形象。在敦煌同样也有密宗形式的观音像流行，如十一面观音、千手观音等等。宋代净土信仰的盛行，使得引路菩萨崇拜较前朝有了更大的发展，成为往生西方极乐的净土信仰中十分重要的菩萨。由于引路菩萨具备“接引”的能力，所以与掌管地狱救渡的地藏菩萨一起，成为人们祈求在死后得福田往生极乐的一个全新组合。尤其在川蜀地区，引路菩萨与地藏菩萨的组合表现救度和引导往生。这与观音菩萨、地藏菩萨的合龛关系密切。观音菩萨与地藏菩萨同在一龛，或在洞窟相对称位置雕绘二菩萨像，这种组合出现范围广、频率高，从初唐至宋初都十分流行。例如有龙门石窟净土堂景云元年(公元710年)造观音龛与地藏龛相邻；老龙洞赵行整造救苦观音与地藏一躯；清明寺洞甘大娘造观音与地藏合龛等。地藏菩萨常被称为“地藏王菩萨”，作为与“地藏王菩萨”相对应的称号，引路菩萨在宋代也被称为“引路王菩萨”。“‘引路’这一职能的明确，使持莲花观音原本的标识——莲花，在这种宗教功能指示下，转换为体现汉地传统葬俗中所使用的冥幡，从而成为观音菩萨新身形的标识物。如此，‘引路菩萨’观音，作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逝者往生极乐世界。”[5]可以说引路菩萨是印度观音造像传入汉地后，形成的一种特有的观音菩萨样式。

2.中国引路菩萨图像

现存最具代表性的单幅敦煌引路菩萨图像有六幅。第一幅：斯坦因绘画第46号，五代，现藏大英博物馆。引路菩萨右手持引路幡，左手持柄香炉，头冠上为红色无量光“化佛”。左侧身后有贵妇小像，服饰精美华丽。第二幅(图1)：斯坦因绘画第47号，唐代，现藏大英博物馆。菩萨左手持莲花，莲花上系有引路幡，右手持柄香炉，在其左侧绘有唐代贵妇小像。画面右上角有榜题，前部文字模糊不可辨识，只现“引路菩”三字。第三幅(图2)：约晚唐至五代，法国吉美博物馆藏MG.26461。所绘菩萨璎珞飘动，双手持莲花，莲花上系有引路幡。菩萨左侧身后有贵妇小像，妇人衣着华丽，头饰精美。画面左上角有榜题“观音引路菩萨一躯”。第四幅(图3)：约五代，法国吉美博物馆藏MG.17697。菩萨右手持引路幡，左手持香炉，无莲花，右下角残缺。第五幅(图4)：五代，法国吉美博物馆藏MG.17657。菩萨右手持引路幡，左手持柄香炉。菩萨右侧有持幢妇人小像，菩萨左侧为双手合十的中年男子小像。男子像尺寸略大于妇人像。左上角书写“女弟子康氏奉亡夫薛诠，画引路菩萨壹尊一心供养”。画面左上方绘有极乐净土象。第六幅(图5)：北宋，法国吉美博物馆藏MG.17662《被帽地狱十王图》，下段左侧，引路菩萨作侧身顾视状，右手持引路幡，左手无持物，左上方书写“南无引路菩萨”。右侧为发愿文，共22行，详细记载了供养人及供养因缘、目的及时间等内容。绘画风格与第四幅较为接近。六幅图像中引路菩萨双脚踩莲花，身绕祥云，微向右侧身。所持引路幡有幡头、幡身、幡手和幡足，是典型唐幡的形制。

图1 斯坦因绘画第46号

图2 斯坦因绘画第47号

图3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MG.26461

图4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MG.17697

图5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MG.17657

在明代之前，引路菩萨信仰也可见于敦煌以外的地区。现今，这一时期引路菩萨图像虽难觅其迹，却留有文字记载。例如，五代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制佛顶尊胜陀罗尼幢一面所刻：“……地藏菩萨一躯，引路菩萨一躯……”[6]。还有北宋苏洵著《嘉祐集》卷十五《极乐院造六菩萨记》中述：“盖释氏所谓观音、势至、天藏、地藏、解冤结、引路王者，置于极乐院阿弥如来之堂。”

明代水陆法会兴盛，宝宁寺水陆画中的引路菩萨，采用传统的线描手法描绘。造型动感十足，极富神韵，画面左上方有榜记“第四十六大圣引路王菩萨众”。在绘画技法、笔墨、着色、造型等艺术表现方面极尽变化，华美而高古。引路菩萨为一主二胁侍的形式，其形象沿用了唐代以来观音菩萨所具有的图像学特征，即引路菩萨的宝冠中保留观音菩萨宝冠中的“化佛”。“化佛”身披红色袈裟。引路菩萨脚踩青色莲花，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回首望向其左下方。引路菩萨右手持铃，左手持柄香炉，衣着华丽，周身绘以珠宝璎珞，大面积红色的长裙和青色的衣带让引路菩萨格外引人瞩目。引路菩萨左侧天女侧颜，身形向右；右侧天女正颜。二者皆右手在上左手在下，双手持由幡头、幡足组成的幡幢，而非唐幡，其主体颜色为红色，刻画细腻显飘逸。画面中细节的不同质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妙参神、从容遒劲，显露“吴带当风”的唐人笔法遗韵。借由线条的繁简以及形体比例上变化，来表现角色的主次关系。

毗卢寺明代的水陆壁画中的引路菩萨有绿色头光，头冠中有红色“化佛”。 左上方有榜记“引路王菩萨”。在引路菩萨形体描绘上继承了唐代以来菩萨的“S”身形，菩萨右手垂下执引路幡， 左手执柄香炉。所绘衣纹线条柔美流畅，衣带随风飘动，颇具动感。以红绿两色为主色调的烦琐服饰被刻画得极为细腻，强烈的色彩对比凸显服饰的富丽华美。引路菩萨双脚踏祥云，取代了菩萨脚下的莲座。菩萨回转身体，目视画面右下方，仿佛正在引导亡灵前往那条往生极乐的光明大道。引路菩萨巨大的身形，体现其“接引”的职能。(图6)

图6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MG.17662下段左侧

公主寺明代水陆壁画中所绘引路菩萨，左上方有榜记“引路王菩萨”。菩萨头戴花冠，宝冠内无“化佛”，有面积较大的圆形绿色头光，五官刻画清秀。菩萨戴耳饰，胸前佩宝珠璎珞，着开襟绿衣，外罩赤红衣，下装为蓝色，腰带上方绘有海浪装饰。菩萨被橙色祥云包裹，左手下垂持引路幡。幡中段靠在引路菩萨的右肩。幡杆较长为赤红色，幡为白色，幡身较短，幡足较长。幡足有五条，随风摆动。从绘画风格来看，引路菩萨造型、服饰衣纹均有较强的装饰性。着色运用传统的重色勾填，冷、暖色相间，墨线起到主笔作用，具有立体感。继承了元代以来寺观壁画的绘画传统，且趋向更精细的绘制。（图7）

图7 引路菩萨(毗卢寺)

由此不难看出，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引路菩萨图像似乎是整铺水陆画的概括与精炼，即引路菩萨的性质与水陆法会“超度”“接引”逝者亡灵的重要宗教性质相一致。自此以后，水陆画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吸纳中国本土宗教元素，最终都融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世界的信仰中，逐渐形成了后世纷繁复杂的神祇系统。

3.韩国引路菩萨图像

朝鲜时代甘露帧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十六世纪初期到十七世纪中期；第二期是十七世纪中期到十八世纪末期；第三期是十八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第一期最具代表性的甘露帧是《药仙寺甘露帧》(公元1589年)、《朝田寺甘露帧》(公元1591年)、《宝石寺甘露帧》(公元1649年)。第一期引路菩萨的位置不固定，只有药仙寺甘露帧中引路菩萨的位置在图像中央。三幅甘露帧中引路菩萨视线均朝向画面右下方。引路菩萨头戴宝冠，冠中无“化佛”，这是朝鲜时代甘露帧中引路菩萨图像的共同特征。朝田寺和宝石寺的引路菩萨皆手持引路幡，右手在上左手在下，这个手持姿态与中国宝宁寺引路菩萨相同。《药仙寺甘露帧》的引路菩萨较为独特。朝鲜时代甘露帧图像中，引路菩萨基本不着菩萨装，而着汉式服饰，药仙寺的引路菩萨则身着菩萨装。此外，除药仙寺引路菩萨位在画面中央外，其余朝鲜时代甘露帧中引路菩萨皆位于画面左侧，且药仙寺引路菩萨不具运动感，承固定立姿，虽位于画面中央，却不占主要地位。与之相比，比其晚60年的宝石寺甘露帧中，引路菩萨身体已具动感，呈回首姿态。(图7)

第二期的甘露帧现存数量最多，大致有30幅，时间跨度约为150年。这一期图像较多，更易总结其艺术特点。在第二期甘露帧中，有两幅作品的图像中出现了一对引路菩萨，这种情况较为特殊，同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中，都只出现独尊的引路菩萨。引路菩萨位于画面左侧，身体呈“S”形的三折枝态，多有绿色头光。目光朝向画面右下方，身形较第一期大，其在整幅甘露帧中的地位也比第一期有所提高。引路菩萨手持引路幡的造型，分双手持幡和单手持幡。双手持幡时，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单手持幡时用左手，右手指向碧莲台。在这30 幅甘露帧图像中，引路菩萨的双脚隐、现各占一半。引路菩萨的衣纹描绘细致，随风摆动，颇具动感。这一期的引路菩萨所持引路幡的长度较第一期长，幡足的数目未超过5条。在第二期的甘露帧中，又可分为前期与后期，其前期作品共10幅，引路菩萨的图像被描绘在甘露帧的上段，其周围并未出现天女的图像；第二期后期作品中，天女与碧莲台共同出现在较为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在18世纪后半期的作品中，引路菩萨的衣着和碧莲台被描绘得非常华美，幡身的装饰物与天女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图8)

图8 引路菩萨(公主寺)

第三期的甘露帧中引路菩萨图像同样位于画面左侧，常与地藏菩萨一同出现，有绿色的头光，目光面向画外，身体呈直线立姿。引路菩萨双手持幡，与第二期不同的是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所持引路幡的造型被刻画得较为简单，多为红色，长度也较前期有所缩短。引路菩萨在画面中的比重变小，姿势和表情较为单一，千篇一律，缺乏造型的变化和动感。在这一时期，除了甘露帧以外，其他类型佛画也开始出现引路菩萨图像。例如作为《阿弥陀来迎图》一部分的《般若龙船图》，般若龙船的船首与船尾各有一位菩萨，通过榜记，可辨船首和船尾有时是引路菩萨与地藏菩萨的组合，有时则是观音菩萨与大势至菩萨的组合。再例如《京畿道普光寺壁画》《京畿道兴国寺壁画》《通度寺壁画》等佛画亦是如此。特别是《银海寺念佛往生捷径之图》中所绘般若龙船船首的菩萨宝冠中有“化佛”，在其侧有观音菩萨的榜记，故认定其为观音菩萨。但是这尊观音菩萨图像手中却持有引路幡，特征与引路菩萨一致，而此之前，手持引路幡的观音菩萨图像仅在敦煌的佛画作品中出现过。(图9)

图9 引路菩萨(第一期)

图10 引路菩萨(第二期)

图11 引路菩萨(第三期)

4.结论

唐代佛教的进一步民间化，加速了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进程，从而在阿弥陀净土信仰中，出现了往生极乐道路上的重要“向导”——引路菩萨。中韩水陆画的中心神祇都以佛陀为中心，但是由于佛教宗派信仰流行的不同，以及修设水陆法会时所依据仪文的区别，形成了中韩引路菩萨图像的差异。中国引路菩萨图像，通常是独立图像或是有天女随侍的组合图像，引路菩萨持幡或者由天女持幡。在水陆画中，引路菩萨是“往古人伦”和“先祖诸灵”的引路神祇，强调为亡灵前往极乐世界“引路”。这是敦煌引路菩萨图像形式的延续和发展。敦煌的引路菩萨图像就是和亡者出现在同一画面中，强调引路菩萨“引路”的职能。韩国的引路菩萨图像，通常是单独图像或是与地藏菩萨的组合图像，抑或者是与阿弥陀佛、地藏菩萨组成的三尊形式。早期甘露帧受到中国水陆画影响，引路菩萨多以单独形式出现在画面中。到了后期开始出现组合图像，这是因为地藏十王信仰在韩国的流行，改变了原有的信仰结构，强调引路菩萨和地藏菩萨的组合功能以及从天上前来“接引”能力，以便让亡灵获得更大的加持力，从而顺利前往西方极乐世界。尽管中韩引路菩萨图像有所差异，但是其“引路”“接引”的职能并未改变。通过对中韩引路菩萨的图像分析，不难看出唐代以来，净土信仰在东亚大陆的广泛流行。引路菩萨是印度观音造像传入汉地后，在多民族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特有的观音菩萨样式。

注释：

[1]中国水陆画主要依据的是北水陆修斋仪文《天地冥阳水陆仪文》等，韩国甘露帧则主要依据《瑜伽集要救阿难陀罗尼焰口轨仪经》和《释门仪范》等。

[2]《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三册，No.2122，法苑珠林。

[3]慧立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页。

[4]朴英淑：《高丽时代地藏图像的几个问题》，《美术史学研究》总第157期，第22页。

[5]李翎：《“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西藏研究》2006年第3期，第62页。

[6]塚本善隆：《关于引路菩萨信仰》，《东方学报(京都)》1931年第1期，第138-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