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菜秸秆生物炭对植烟红壤养分及细菌群落多样性的影响

况帅 段焰 刘芮 程昌新 胡志明 刘浩 何晓健 王松峰 宋文静 丛萍

摘  要：为了解不同用量油菜秸秆生物炭还田对土壤养分及细菌群落多样性的影响，田间设置3个处理，CK：常规施肥（对照）;T1：CK+4.5 t/hm2油菜秸秆生物炭;T2：CK+9 t/hm2油菜秸秆生物炭，测定并比较了各处理的土壤pH、有机质、速效养分以及细菌群落多样性。结果表明：（1）与CK相比，T1、T2处理的020和2040 cm土壤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显著提高，4060 cm土壤的显著降低;（2）与CK相比，T1和T2土壤细菌组成更为相似，土壤OTU数目均较CK显著增加，增幅分别为28.59%和33.82%，然而仅T2处理的细菌群落丰度和多样性较CK增加;（3）在门水平上，土壤中相对丰度前3位的优势菌群与土壤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呈显著正相关。综上所述，施用油菜秸秆生物炭可以显著增加020、2040 cm土壤有机质和速效氮、磷、钾含量，增加土壤細菌群落多样性，其中常规施肥结合施用9 t/hm2秸秆生物炭的效果更为理想。

关键词：秸秆生物炭;土壤养分;细菌群落多样性

Abstract： The short-term effects of different application rates of straw biochar on soil nutrients and the diversity of bacterial communities were studied in order to provide instruction for improvement of tobacco-planting soil and rational utilization of straw resources in Baoshan of Yunan province. The field experiment in 2019 was constituted of three treatments： 1） CK， conventional fertilization， 2） T1， CK+ straw biochar 4.5 t/ha， and 3） T2， CK +straw biochar 9 t/ha. The values of soil pH， organic matter， available nutrient contents and bacterial community diversity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1） Compared with CK， the contents of organic matter， alkeline-N， rapid available P and rapid available K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0-20 cm layers but decreased in 40-60 cm layers in T1 and T2. 2） Compared with CK， the bacterial composition of T1 and T2 was more similar. The OTU numbers of both samples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y 28.59% and 33.82%， respectively. However， th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bacterial communities in T2 were higher than CK. 3）The top three dominant soil bacterial communities in relative abundance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available P and rapid available K of the soil. In a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amount of straw biochar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oil fertility and diversity of bacterial communities of tobacco-planting soil， and the conventional fertilization with 9 t/ha straw biochar is better， but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soil nutrients and microorganisms after biochar application should be further studied.

Keywords： straw biochar; soil nutrient; diversity of bacterial community

生物炭是以农作物秸秆、林业废弃物以及禽畜粪便等有机废弃物料为原料在高温厌氧的条件下炭化而成，其含碳量高、容重小、孔隙度丰富、比表面积大[1]，具有较强的吸附性和抵抗土壤微生物分解的特性[2-3]，在改良土壤物理[4]、化学和生物学性状[5]，提高土壤质量、生产力[6]和作物产量，维持土壤和农业可持续性[7-8]方面效果显著。

近年来，我国在利用生物炭改良植烟土壤以及提高烤烟产质量方面[9-10]开展了大量研究，揭示了生物炭施入烟田后对土壤改良和烤烟产质量提升的效果[11-12]。保山烟区属于我国西南高原生态区-清甜香型烟叶产区[13]，2019年烟叶种植面积约2.8万hm2，年产烟叶约5725万kg。保山烟区植烟土壤多为酸性黏质[14-15]，而生物炭在调控其土壤结构方面具有显著优势[16-18]，但当前生物炭对植烟土壤有机质、速效养分和微生物群落的影响研究较少。鉴于此，针对保山地区植烟土壤的酸性特点以及养分相对缺乏的状况，本研究在烟区常规施肥的基础上增施油菜秸秆生物炭，分析其对土壤养分和细菌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影响，旨在为保山烟区植烟土壤改良和秸秆生物炭的合理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区概况

试验于2019年5—10月在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西邑镇（24°56′11.861″ N，99°18′38.793″E，海拔1602 m）进行。该地属西南季风区亚热带高原气候，年均气温15.1 ℃，降水量1 258.5 mm，日照时数2200 h，无霜期290 d。生物炭用当地油菜秸秆为原料制成，热解温度为600 ℃。供试土壤为酸性黏质红壤，试验前0 20 cm土壤和供试生物炭的理化性状如表1所示。

1.2  试验设计

试验共设3个处理：对照CK，当地常规施肥;T1，CK+ 4.5 t/hm2秸秆生物炭;T2，CK+ 9 t/hm2秸秆生物炭。烟田施肥量为硝酸钙678 kg/hm2，钙镁磷肥874.5 kg/hm2，硫酸钾630 kg/hm2，供试烤烟为云烟87，小区面积为10 m×4.8 m=48 m2，株行距為0.5 m×1.2 m，每小区4行，每行20株。移栽时间为2019年5月5日，田间管理参照当地栽培规范进行。每个小区于2019年8月29日烤烟成熟期，采用五点取样法，采集020、2040和4060 cm土壤，充分混匀后，020 cm部分新鲜土样用于土壤细菌群落测定，剩余部分与其他各层土样经自然风干、去杂、研磨过不同孔径筛后用于土壤pH、有机质和速效养分的测定。

1.3  测定方法

1.3.1  土壤养分的测定  pH采用pH计法（FE38-FiveEasyPlus?，Mettler-Toledo，瑞士）以水：土=2.5：1的质量比进行测定，有机质采用重铬酸钾容量法，碱解氮采用碱解扩散法，有效磷采用NaHCO3浸提-钼锑抗比色法，速效钾采用乙酸胺浸提-火焰光度计法[19]。

1.3.2  土壤微生物基因组DNA的提取  采用E.Z.N.A.TM （Omega Bio-Tek，USA）试剂盒提取土壤微生物基因组DNA（gDNA），进而利用1%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抽提的基因组DNA[20]。

1.3.3  土壤细菌16SrRNA PCR扩增  PCR采用TransGen AP221-02：TransStart Fastpfu DNA Polymerase，引物序列：338F （ACTCCTACGGGA GGCAGCAG），806R （GGACTACHVGGGTWTCT AAT）。PCR反应体系：反应体积25 μL，12.5 μL 2×Taq-PCR-MasterMix，3 μL BSA（2 ng/μL），每种引物1 μL（5 ?mol/L），2 μL模板DNA，5.5 μL ddH2O，在Mastercycler梯度PCR仪（德国Eppendorf）上进行扩增，循环参数为95 ℃ 5 min，然后在95 ℃下循环45 s，55 ℃下循环50 s，72 ℃下循环45 s，最终在72 ℃下延长10 min。每个样品3次重复。使用AxyPrepDNA凝胶回收试剂盒（AXYGEN公司）切胶回收PCR产物，Tris_HCl洗脱。将同一样本的PCR产物混合后用2%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参照电泳初步定量结果，PCR产物用QuantiFluor? -ST蓝色荧光定量系统（Promega公司）进行检测定量，之后按照每个样本的测序量要求，进行相应比例的混合。检测合格的文库采用Illumina miseq对16S rRNA基因序列的V3-V4区进行高通量测序。

1.4  数据处理

稀释曲线（Katherine R Amato，2013）依据97%相似度提取OTU，利用mothur做rarefaction分析，R语言进行PCA、Venn统计分析和作图;采用RDPClassifier算法对OTU代表序列进行比对分析; 基于Unweighted Unifrac距离矩阵，UPGMA方法聚类建树，并将聚类结果与各样品在门、纲、目、科、属水平上的物种相对丰度整合展示。利用Qiime（Schloss PD et al，2011）version v.1.8 （http：// qiime. org/ scri-pts/alpha_rarefaction.html）分析软件对样品做Alpha多样性分析[20]。

其余试验数据采用Microsoft Excel 2016及SAS 9.2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处理间差异采用Duncan多重比较方法，差异显著性水平为0.05。

2  结  果

2.1  不同处理对土壤pH、有机质和速效养分的影响

由表2看出，对于0～20 cm土层，添加生物炭可较CK显著提高0～20 cm土层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以及速效钾含量，增幅范围分别为27.2%～28.9%、6.9%～7.3%、53.5%～55.3%与20.1%～24.1%，但不同用量的生物炭处理间均无显著差异;T2处理较CK显著提高耕层土壤pH。对于20～40 cm土层，添加生物炭最高较CK显著提升土壤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分别为23.1%、25.5%、50.4%与41.8%，其中T1处理有机质显著高于T2，而T2处理速效钾含量显著高于T1。对于4060 cm土层，添加生物炭显著降低土壤有机质、碱解氮与有效磷含量，仅T1处理的速效钾含量显著高于CK 13.4%。可见，添加生物炭能同时提高020与2040 cm土层土壤有机质及速效养分，而对40～60 cm土壤有机质有显著降低效应。

2.2  不同处理土壤细菌α多样性分析

Shannon-Winner曲线可反映样本中微生物多样性以及样本微生物的丰度。由图1可知，各处理的样本Shannon-winner曲线都是上升后最终趋向于平坦，说明样品测序数据量足以反映各处理样本中绝大多数的微生物信息。综合分析表3和图1中的相关数据可知，与CK相比，T1处理的Chao1、observed_species和Shannon数值都有所下降，降幅分别为3.48%、5.15%和1.75%;T2处理的Chao1、observed_species和Shannon数值都高于CK，增幅分别为3.24%、4.44%和1.75%;T1和T2处理的OTU数目与CK相比均有显著的增加，增幅分别为28.59%和33.82%，表明T2处理在增加土壤细菌微生物的数目的同时也丰富了土壤细菌多样性。

2.3  细菌OTUs分布

由图2可见，各处理土壤样本中细菌OTUs总数为1701个，其中3个处理共有细菌OTUs总数为1269个，CK、T1和T2土壤样本中的独有OTUs数目分别为14、24和54。与CK相比，T1所特有的OTUs数目为277个，占OTUs总数的16.3%;与CK相比，T2所独有的OTUs数目为307个，占OTUs总数的18.9%，同时T1和T2所单独共有的OTUs数目为253个，这表明施用生物炭的处理有更为相似的微生物组成，生物炭对提高土壤中的细菌OTUs数目有明显的作用，且影响程度随施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2.4  细菌群落种类组成和相对丰度

由图3和表4可知，3个处理土壤中细菌在门水平的主要菌群依次为：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酸杆菌门（Acidobacteria）、绿弯菌门（Chloroflexi）、芽单胞菌门（Gemmatimonadetes）、疣微菌门（Verrucomicrobia）、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浮霉菌门（Planctomycetes）、硝化螺旋菌门（Nitrospirae）、蓝藻门（Cyanobacteria），其中占主导优势的3个门分别是Proteobacteria（29.46%33.91%）、Actinobacteria（18.15%23.4%）和Acidobacteria（16.94%20.99%），与CK相比，T1增加了土壤中变形菌门和放线菌门的相对丰度，T2提高了土壤中变形菌门的相对丰度，但T1和T2降低了酸杆菌门的相对丰度。

从属的分类水平来看（表5、图4），变形菌门细菌序列主要分布于鞘氨醇单胞菌属（Sphingomonas）、罗思河小杆菌属（Rhodanobacter）、根霉菌屬（Rhizomicrobium）和盐囊菌属（Haliangium），放线菌门序列主要分布于节杆菌属（Arthrobacter），酸杆菌门序列主要分布于Candidatus、Solibacter和Bryobacter，芽单孢菌门序列主要分布于芽单孢菌属（Gemmatimonas）。

通过LDA Effect Size对比分析（图5），不仅可以实现多个分组之间的比较，同时可以观测组内部的物种组成及丰度，可以看出T2处理的组内菌群多样性显著高于T1和CK，表明增加生物炭用量对土壤细菌物种多样性的提升有重要作用。

2.5  土壤养分与优势群落相对丰度的综合分析

PCA主成分分析（图6）表明，主成分1（PC1）和主成分2（PC2）对各处理样品的差异性解释度分别为20.38%和15.62%，合计为36.00%，CK样本点主要分布在PC1的正半轴区域，T1和T2主要集中在PC1负半轴区域，从图中各处理样品点的相对位置可以看出T1和T2的细菌物种组成更为相似且均距离CK较远，表明生物炭的添加改变了土壤中细菌的物种组成及分布。

表6结果表明，变形菌门与土壤有效磷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与土壤速效钾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放线菌门与土壤有效磷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与土壤速效钾含量呈显著正相关;酸杆菌门与土壤有效磷含量呈极显著正相关，可见当地植烟土壤细菌群落的变化与速效钾和有效磷的含量密切相关。

3  讨  论

3.1  秸秆生物炭对土壤养分的提升效应

本研究发现，施用生物炭增加了保山植烟红壤不同土层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以及速效钾养分含量，而李明等[21]的研究也表明，生物炭的施用可以有效改良红壤酸度，并对有效磷和速效钾的提升显著，但对土壤碱解氮的作用效果不显著。这一方面是因为生物炭材料本身含有氮、氧、硫等多种养分元素，可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提升土壤养分[22];另一方面在于生物炭可以通过改变土壤环境而间接影响养分的迁移转化过程，例如生物炭可以通过提供表面负电荷影响与磷结合的铁铝等元素，增加土壤磷素有效性[23]，生物炭中含有的无机碳酸盐等可以参与中和土壤H+，降低土壤pH，同时生物炭还具有一定的离子交换能力和吸附特性，对NO3?-N、NH4+-N以及PO43?具有良好的吸附和截留作用[24-26]。

曾爱等[3]研究发现，生物炭高施用量比低施用量有利于提高速效钾含量，但在生物炭低施用量下土壤碱解氮和有效磷含量显著增高。而本研究发现高、低量生物炭均能显著增加020和2040 cm土壤中有机质、碱解氮、有效磷和速效钾的含量，但二者差异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的试验时间较短，高量施用生物炭的后效尚未表现，故而后期仍需要继续研究不同生物碳用量对植烟土壤的长期作用效果。

3.2  秸秆生物炭对土壤细菌群落多样性的影响

以芳香烃类稳定态碳为主的生物炭虽然自身具有耐微生物分解的抗性，但其多孔结构为土壤微生物活动提供了生存空间[27-29]，能够有效改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增加细菌群落丰度和多样性[30-31]，从而促进土壤养分的周转利用。本研究发现，与对照处理相比，施用生物炭处理的土壤样品具有更为相似的细菌群落组成，尤其以高量施用生物炭能够显著提升土壤细菌群落丰度和多样性，这一研究结果与陈泽斌等[32]、陈利军等[31]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发现红壤土施用生物炭可显著提高细菌群落多样性，这可能因为生物炭施入后使土壤pH升高，碱性环境使微生物群落结构趋于相似，而用量的增加相当于为微生物提供了更广泛的生存空间。另外，本研究对排名前5位的优势菌门与土壤养分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施用生物炭后土壤中主要的细菌门类多与土壤有效磷及速效钾含量显著正相关，这与生物炭为微生物提供增殖生长空间，促进磷、钾养分的有效转化有关[23，29]。李明等[21]通过对红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和土壤性质的典范对应分析发现土壤有效磷和速效钾极显著影响了土壤细菌群落结构及多样性，这表明土壤有效磷和速效钾的变化与土壤细菌群落结构改变具有协同效应。

4  结  论

结果表明，保山烟区酸性黏质红壤耕层施生物炭可以显著提升植烟土壤020与2040 cm土壤中有机质和速效氮磷钾养分，但仅对020 cm土壤pH有显著提升。另外，施用生物炭可增加土壤细菌菌群丰度和多样性，且在门水平上，土壤中主要优势菌群（Proteobacteria、Actinobacteria与Acidobacteria）与土壤中有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呈显著正相关。综上，施用生物炭一年即可有效提高植烟土壤养分含量并增加细菌菌群丰度及多样性，常规施肥结合9 t/hm2秸秆生物炭效果更为显著。

参考文献

[1]LEHMANN J. Bio-energy in the black[J]. 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07， 5（7）： 381-387.

[2]WASHINGTON J B， JOSEPH J P， LI Y F， et al. Sorption hystersis of ben-zene in charcoal particles [J]. Environ Sci Technol， 2003， 37（2）： 409-417.

[3]曾爱，廖允成，张俊丽等. 生物炭对塿土土壤含水量、有机碳及速效养分含量的影响[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3，32（5）：1009-1015.

ZENG A， LIAO Y C， ZHANG J L， et al. Effects of biochar on soil moisture， organic carbon and available nutrient contents in manural loessial soils[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13， 32（5）： 1009-1015.

[4]WANG D， JIANG P K， ZHANG H B， et al. Biochar production and applications in agro and forestry systems： A review[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20， 723. 137775. DOI： 10.1016/j.scitotenv. 2020.137775

[5]SEMIDA W M， BEHEIRY， H R， SETAMOU M， et al. Biochar implications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environment： A review[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Botany， 2019， 127： 333-347.

[6]KALUS K， KOZIEL J A， OPALINSKI S. A review of biochar properties and their utilization in crop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production[J]. Applied Sciences-Bsael， 2019， 9（17）： 3494.

[7]唐行燦，陈金林. 生物炭对土壤理化和微生物性质影响研究进展[J]. 生态科学，2018，37（1）：192-199.

TANG X C， CHEN J L. Review of effect of biochar on soil physi-chemical and microbial properties[J]. Ecologic Science， 2018， 37（1）： 192-199

[8]AGEGNEHU G， SRIVASTAVA A K， BIR M I. The role of biochar and biochar-compost in improving soil quality and crop performance： A review[J]. Applied Soil Ecology， 2017， 119： 156-170.

[9]ZHENG X B， SONG W J， GUAN E N， et al. Response in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tobacco-growing soils and N/P/K accumulation in tobacco plant to tobacco straw biochar[J]. Journal of Soil Sciences and Plant Nutrition， 2020， 20（2）： ? 293-30.

[10]王毅，张俊清，况帅，等. 施用小麦秸秆或其生物炭对烟田土壤理化特性及有机碳组分的影响[J].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2020（2）：285-294.

WANG Y， ZHANG J Q， KUANG S， et al. Effects of wheat straw and its biochar application on soil physiochemical properties and organic carbon fractions in flue-cured tobacco field[J]. Journal of Plant Nutrition and Fertilizer， 2020（2）： 285-294

[11]LI Y L， CHENG J Z， LEE X Q， et al. Effects of biochar-based fertilizers on nutrient leaching in a tobacco-planting soil[J]. Acta Geochimica， 2019， 38（1）： 1-7.

[12]张阿凤，邵慧芸，成功，等. 小麦生物质炭对烤烟生长及根际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46（6）：85-93.

ZHANG A F， SHAO H Y， CHENG G， et al. Effects of biochar amendment on flue-cured tobacco growth and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rhizosphere[J]. Journal of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8， 46（6）： 85-93.

[13]罗登山，王兵，乔学义. 《全国烤烟烟叶香型风格区划》解析[J]. 中国烟草学报，2019，25（4）：1-9.

LUO D S， WANG B， QIAO X Y. Explanation of national regionalization of leaves style of flue-cured tobacco [J]. Acta Tabacaria Sinica， 2019， 25（4）： 1-9.

[14]李江舟，娄翼来，张立猛，等. 不同生物炭添加量下植烟土壤养分的淋失[J]. 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2015，21（4）：1075-1080.

LI J Z， LOU Y L， ZHANG L M， et al. Leaching loss of nutrients in tobacco-planting soil under different biochar adding levels[J]. Journal of Plant Nutrition and Fertilizer， 2015， 21（4）： 1075-1080.

[15]李江舟，代快，张立猛，等. 施用生物炭对云南烟区红壤团聚体组成及有机碳分布的影响[J].环境科学学报，2016，36（6）：2114-2120.

LI J Z，DAI K，ZHANG L M，et al.Effects of biochar application on soil organic carbon distribution and soil aggregate composition of red soils in Yunnan tobacco planting area[J]. 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 2016， 36（6）： 2114-2120.

[16]代快，计思贵，张立猛，等. 生物炭对云南典型植烟土壤持水性及烤烟产量的影响[J]. 中国土壤与肥料，2017（4）：44-51.

DAI K， JI S G， ZHANG L M， et al. Effect of biochar application on soil water retention and flue-cured tobacco yield in Yunnan typical soils[J]. Soil and Fertilizer Sciences in China， 2017（4）： 44-51.

[17]代快，李江舟，蒲天燕，等. 施用生物炭对 3 种烟用农药残留的影响[J]. 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19，21（8）：99-106.

DAI K， LI J Z， PU T Y， et al. Effects of biochar on three pesticide residues in flue-cured tobacco[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9， 21（8）： 99-106.

[18]王恩武，徐玮，王津军，等. 秸秆生物炭对烟区土壤剖面团聚体组成及有机碳分布的影响[J]. 现代农业科技，2018（21）：184-186.

WANG E W， XU W， WANG J J， et al. Effects of straw biochar on soil aggregate composition and soil organic carbon distribution in tobacco planting area[J]. Modern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8（21）： 184-186.

[19]鲁如坤. 土壤农业化学分析方法[M]. 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9.

LU R K. Analytical methods of soil agricultural chemistry[M]. Beijing：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99.

[20]宋晓培，宋文静，芦伟龙，等. 不同硫酸钾用量对植烟土壤细菌群落的影响[J]. 中国烟草科学，2019，40（1）：36-43.

SONG X P， SONG W J， LU W L， et al. Effect of different potassium sulfate levels on bacterial community of tobacco planting soil[J]. Chinese Tobacco Science， 2019， 40（1）： 36-43.

[21]李明，李忠佩，劉明，等. 不同秸秆生物炭对红壤性水稻土养分及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J]. 中国农业科学，2015，48（7）：1361-1369.

LI M， LI Z P， LIU M， et al. Effects of different straw biochar on nutrient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of a red paddy soil[J]. Scientia Agricultura Sinica， 2015， 48（7）： 1361-1369.

[22]YUAN J H， XU R K， QIAN W， et al. Comparison of the ameliorating effects on an acidic ultisol between four crop straws and their biochars[J]. Journal of Soils and Sediments， 2011， 11（5）： 741-750.

[23]趙殿峰，徐静，罗璇，等. 生物炭对土壤养分、烤烟生长以及烟叶化学成分的影响[J]. 西北农业学报，2014，23（3）：85-92.

ZHAO D F， XU J， LUO X， et al. Effects of biochar on soil nutrients， growth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flue-cured tobacco[J]. Journal of northwest agriculture， 2014， 23（3）： 85-92.

[24]XIE Z， XU Y， LIU G， et al. Impact of biochar application on nitrogen nutrition of rice， greenhouse-gas emissions and soil organic carbon dynamics in two paddy soils of China[J]. Plant and soil， 2013， 370（1/2）： 527-540.

[25]张璐，贾丽，陆文龙，等. 不同碳化温度下玉米秸秆生物炭的结构性质及其对氮磷的吸附特性[J]. 吉林大学学报（理学版），2015，53（4）：802-808.

ZHANG L， JIA L， LU W L， et al. Structural properties of corn straw biochar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ts adsorption for nitrogen and phosphate at different carbonization temperature[J]. Journal of Jilin University （Science Edition）， 2015， 53（4）： 802-808.

[26]代银分，李永梅，范茂攀，等. 不同原料生物炭对磷的吸附-解吸能力及其对土壤磷吸附解析的影响[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6（5）：345-351.

DAI Y F， LI Y M， FAN M P， et al. The study on phosphorus sorption-desorption capacity of different biochar and the effects of its amendment to soil[J]. J.Shanxi Agrictural University， 2016， 36（5）： 345-351.

[27]武玉，徐刚，吕迎春，等. 生物炭对土壤理化性质影响的研究进展[J]. 地球科学进展，2014，29（1）：68-79.

WU Y， XU G， LV Y C， et al. Effects of biochar amendment on soi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current status and knowledge gaps[J].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14， 29（1）： 68-79.

[28]杨彩迪，卢升高. 秸秆直接还田和炭化还田对红壤酸度、养分和交换性能的动态影响[J/OL]. 环境科学：1-10[2020-07-10]. https：//doi.org/10.13227/j.hjkx.202002213.

YANG C D， LU S G. Dynamic effects of direct returning of straw and corresponding biochar on acidity， nutrients， and exchangeable properties of red soil[J]. Environmental Science， 1-10[2020-07-10]. https：//doi.org/10.13227/j.hjkx.202002213.

[29]LUO Y， DURENKAMP M， DE NOBILI M， et al. Microbial biomass growth， following incorporation of biochars produced at 350 ℃ or 700 ℃， in a silty-clay loam soil of high and low pH[J]. 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 2013， 57： 513-523.

[30]程扬，刘子丹，沈启斌，等. 秸秆生物炭施用对玉米根际和非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J]. 生态环境学报，2018，27（10）：92-99.

CHENG Y， LIU Z D， SHEN Q B， et al. The impact of straw biochar on corn rhizosphereic and non-rhizospheric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J]. E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2018， 27（10）： 1870-1877.

[31]陈利军，孙波，金辰，等. 等碳投入的有机肥和生物炭对红壤微生物多样性和土壤呼吸的影响[J]. 土壤，2015，47（2）：340-348.

CHEN L J， SUN B， JIN C， et al. Effect of organic manure and biochar with equal amount of carbon input on microbial diversity and red soil[J]. Soil， 2015， 47（2）： 340-348.

[32]陈泽斌，高熹，王定斌，等. 生物炭不同施用量对烟草根际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J]. 华北农学报，2018，33（1）：224-232.

CHEN Z B， GAO X， WANG D B， et al. Effects of different biochar application rates on rhizosphere soil microbial diversity of tobacco[J]. Acta Agricultural Boreali-Sinica， 2018， 33（1）： 224-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