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同盟会员到浙东参议员

王幼云　　毛之价

谭启龙胜利不忘患难与共的故人

1949年5月3日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解放杭州。4日晚，第三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率七兵团部进入杭州。5日晚，七兵团政委谭启龙率南下干部团进入杭州与谭震林会合。5月6日，新的浙江省委成立，谭震林任省委书记，谭启龙任第一副书记。

紧接着，七兵团二十二军跨过钱塘江，在坚持四明山斗争的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纵队的配合下，解放了浙东大地。谭启龙，这位曾在抗战时期担任过浙东区党委书记和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委的新省委负责人，望着眼前那熟悉的浙东的山山水水，情不自禁地想起1945年9月30日北撤时，向前来送行的群众告别时说的那句话：“乡亲们！我们会回来的！望乡亲们保重！”是呀，如今时隔不到3年，我们又胜利回来了！

此时此刻，谭启龙心潮起伏，他牵挂着因革命需要坚守在浙东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战友们，思念着那些在抗战中与我党我军患难与共的浙东父老乡亲和老朋友们，谭启龙委托抗战时期曾任三北地委书记的王仲良寻访毛契农先生。因毛契农避乱在外，王仲良未能相见，委托余姚县长郭子栋继续寻找。

辛亥革命时的同盟会员

毛契农何许人也？竟然使身负繁忙军政要务的谭启龙如此牵挂呢？

毛契农，浙东三北地区余姚县三管乡毛三斢村（今属慈溪市桥头镇）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1881年1月出生，学名荪元，字契农。

1905年毛契农进入商务印书馆任职。他憎恨晩清王朝的腐朽统治，经革命先驱秋瑾女士介绍，于1906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工作，1910年成为同盟会正式会员。辛亥革命后，在沪军光复军总司令部任职。不久，入南京陆军讲武学堂学习，毕业后任陆军第三师副官长兼军需处长。1914年因袁世凯捕杀革命同志而退出军界，受张元济董事长邀请重回商务印书馆工作。1925年复入军界，历任北洋政府的东北陆军第一军少将交际处长、军需处长;第二路军总指挥部总参议;第二和第七路军组成的军团总部机要处中将处长，兼护路军前防副指挥等职。

1928年因遭蒋介石通缉，逃亡上海、大连、北京和日本等地。1933年，为躲避蒋介石的迫害，一度挂职定海县公安局长，而藏身于舟山的普陀前寺。1935年1月赴上海，担任与朋友合资组建的美华印刷馆的董事长，往返于上海和家乡两地，有时去日本经商。

对国民党失望，皈依佛门成了俗家弟子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爆发，正在日本经商的毛契农，毅然决定回国参加抗战，并发表了《抗日声明》。

当年12月，毛契农得知日军入侵杭州，身居家乡的他在毛三斢村的毛家祠堂里办起了一所振武小学，演出宣传抗日的活报剧，刷墙报、贴标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毕业歌》等抗日歌曲，以及岳飞的《满江红》等爱国诗篇。振武小学俨然成了毛三斢村民众抗日救亡活动的中心。  1941年4月，日军发起“宁绍战役”，杭甬铁路沿线的宁波、余姚、慈溪以及绍兴等地相继沦陷。毛契农眼看着国民党军队处处溃败，大片国土沦丧，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毛三斢村的振武小学也因战乱而被迫停办。此时，毛契农报国无门，心情十分苦闷。他请同乡胡宅梵（原名胡维铨，慈溪桥头人，笃信佛学）引见，去伏龙寺拜谒了弘一法师，皈依佛门，获弘一法师赐法名“寂月”，成为俗家弟子，以求平和清静。

迷茫之中遇见共产党人

在毛契农迷茫、痛苦之际，正是中国共产党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之时。共产党人的到来，使他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1942年6月起，受中共中央華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委派，谭启龙、何克希等300多名干部陆续来到浙东，成立了中共浙东区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前身），部队统一整编为三、四、五支队，老百姓亲切地称之为“三五支队”。谭启龙任区党委书记，何克希任三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统一领导浙东的党政军工作。三北地区，则成立了中共三北地委，由王仲良任书记。

中共浙东区委的驻地宓家埭以及三北游击司令部的驻地鸣鹤场的金仙寺与毛三斢村都相距不远。金仙寺是三北地区著名的佛教圣地，战前弘一法师曾到金仙寺设坛讲经，因而毛契农与金仙寺的主持素有交往。三五支队以宓家埭、鸣鹤场一带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发动民运工作，组织农民协会和民兵队伍，实行减租减息，建立与广大民众血肉相连的基层人民政权，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老百姓交口称赞：“自古以来，从未见过哪一支军队对老百姓有这样好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三五支队在浙东的三北大地开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毛契农人生阅历丰富，经历过各个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又亲历了日军入侵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苦难。如今，眼见在共产党领导下，家乡发生的这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从心底里感到震撼，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所在，犹如在黑暗中见到了曙光。

1943年1月，中共三北地委书记兼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主任王仲良，来到三管乡毛家访问。毛契农和王仲良是堂姊妹连襟，王仲良先与毛契农拉起了家常。当毛契农得知王仲良从彭泽乡的伍家板桥起身，在东面观城、西面浒山都有日伪军的据点，中间还有国民党“忠救税警”部队活动的情况下，冒险来拜访他时，内心已为其诚意所感动。二人谈兴渐起，越谈越投机。至此，王仲良亮明了自己的身份，谈及团结抗日、民主政治和减租减息等话题。毛契农默默地听着，频频地点头。这次充满诚意的造访，加深了毛契农对中共抗日主张的了解，也为以后他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抗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44年初夏的一个夜晚，中共浙东区委书记、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登门访问毛契农。当时，门房来报有个自称王仲良介绍过来的老板来访。毛契农马上安排来人到书房相见。

来客自我介绍说：“我是谭启龙。”说着，拿起书桌上的毛笔，蘸了蘸砚台里的墨，在纸上写了自己的姓名。

“哦，您就是谭政委呀！宝德（王仲良的小名）预先已给我说过了。欢迎欢迎！”毛契农欣喜地连忙请谭启龙入座。“您是来参加明天的会议吧，怎么今天提前来啦？”

当时，浙东区党委、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浙东临时行政委员会等党政军首脑机关都在离毛三斢20多里路的洪魏村。原来，王仲良事先已经和毛契农商定，谭启龙和自己等10余人明天要借毛家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

谭启龙笑着说：“是呀，会议是明天开，但我早就听说先生您的大名，所以想提前过来，和您好好聊聊。”

“哎呀，您是请都请不来的贵人啊！”毛契农说。他早就听宝德兄弟多次夸他们的政委。

当天夜里，两人关起门来，在书房里促膝长谈，话题广泛，相聚甚欢。

“谭政委啊，有了你们，我们国家可就有救了！”毛契农感慨道。之前，他通过与王仲良等人的接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三五支队在抗战中的表现极为敬佩。这次与谭启龙的彻夜长谈，更是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四军的了解。

那夜长谈之后，两人都把对方视为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

第二天清晨，王仲良等10多位浙东和三北的党政军领导人相继到来，聚在毛家偏厅开会。毛契农则在正厅一面品着茶，一面关注大门外的动静。上午9点多钟，门房突然带了一个毛家在观海卫开店的伙计进来，向毛契农报告：内线传来消息，日本人得知王仲良在毛家，集合部队抓人来了。情况紧急！毛契农马上通知谭启龙等出后门，跳上预先等候在河边的两条舢板撤离，同时迅速清理了会场。10时许，日伪军包围了毛家，先用机枪对着大门扫射，然后冲了进来。毛契农迎上去，被日军头目打了一个耳光。对于日军头目的问话，毛契农回答说，王仲良带人来催缴捐税，我推说一时有困难实在缴不出，他们就走了。日伪军进屋搜查了好一会，没发现任何疑点，只好悻悻而去。

举家支持新四军的抗战

在和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多次接触后，对比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毛契农深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决心尽其所能，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从此，他的家成了共产党开展抗日活动的一个重要隐蔽据点。

1943年7月，王仲良为了秋收实行好减租减息的政策，又一次走访了毛契农。毛契农支持三北游击司令部总办事处实行的“二五减租” ，提出了“看花收租”（即按年成来确定租金）等相对合理的收租方法。

此后，王仲良经常走访毛契农，并就“减租减息”“民主建设”“财政税务”等问题，经常听取他的意见或建议，时常邀请他参加三北地区各界代表人士座谈会，共商抗击日伪，加强根据地建设的大事。在会上，他总是积极发言。遇到有重大问题要与上层民主人士或乡绅商办时，他更是带头贯彻，热情协调。可以说，毛契农对于中共三北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购买药品，协助抗日政府战瘟疫

1943年夏，慈北大旱，大地龟裂，庄稼颗粒无收。紧接着，瘟疫降临。不到一个月时间，疫情迅速蔓延，东起观海卫，西至浒山城，沿海40余里，几乎每村每天都有人死亡，薄皮棺材抢购一空，新亡者只能用竹席裹着下葬，真是村村闻哭声，处处见新坟，百姓苦不堪言。

中共三北地委一面组织党政干部、医务人员，到各村进行卫生大扫除和防疫宣传;一面又动员毛契农等地方爱国民主人士和乡绅筹款，到上海购买防治瘟疫的药品。仅毛契农一人就搞来了一大批医药器材，其中包括上海新亚药厂生产的防治霍乱伤寒针剂100盒，可供2000多人注射。经过对村民宣传教育，开展消毒灭鼠和打针服藥，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慈北人民盛赞共产党是“活菩萨”。当时，为防止日伪军对捐款买药的地方爱国人士的迫害，他们的姓名对外都严加保密，他们也因此成了“无名英雄”。

新四军被服厂就设在毛家

随着新四军浙东部队的不断壮大，区党委决定在三北地区专门成立后勤部织工部（也称“新四军三北被服厂”），为三五支队制作军服、帽子、绑带、子弹带、手榴弹套和粮袋等军需物品。

三北地区属于游击区，日伪顽我势力交叉，斗争形势十分复杂。被服厂的选址是一个关键问题，既要有利于原材料供应和生产，还要便于运输，还要能够保密和安全。王仲良和毛契农商量后，感到“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毛契农提出将新四军的被服厂放在他家中，一则供应方便，运输便利，他又当过军需官，有经验;二则他在姚北有较高声望，土匪流氓、杂牌武装一般不敢轻易骚扰;三则虽然毛家大院与日军的观城据点只有10余里地，但日伪绝对想不到在他们的鼻子底下会藏有新四军的被服厂。只要措施得当，做好工作，安全还是有保障的。这看似冒险，却是一种大智慧。

毛家大院又称做“济美堂”，三面环水，四通八达。毛契农腾出自家多间房屋，给织工部办被服厂。同时，准备了好几条木船，停靠在后花园的河边，用于运输和预防不测。河岸上有一排柳树，茂密的枝条低垂到河面，木船停靠在那里，并不引人注意。

这些木船都设有夹层，上面一层装满了给庄稼施肥用的牛粪、猪粪，而下面一层则是空的。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只要把重要的物资往夹层一放，几条木船载着人员和物资，就能由水路迅速撤离。

为了保证被服厂的绝对安全，毛契农还暗中对观城日军据点的翻译晓之以利害，劝这位翻译弃暗投明，与他合作。这样一来，他就能及时得到日伪军出来清乡的情报。

平时，被服厂日夜抓紧生产，一旦遇有敌情，潜伏之情报人员会及时发出通知。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保证安全，毛契农全家配合被服厂的同志，按照预先设定的方案，或请附近可靠的村民帮助把缝纫机等设备疏散隐蔽起来，或把这些设备放入停靠在屋后河边的船中，然后连同被服厂的同志迅速转移。敌情特别紧急时，甚至把这些设备临时沉入河底。至于布匹、棉花等生产物资，则藏入毛家的冷屋、储藏室，甚至藏入堆放柴草的杂屋。

毛三斢村的乡亲们亲眼目睹，日伪军好多次把毛家大院团团包围住，冲进屋内翻箱倒柜地四处搜查。但是，由于毛契农和王仲良的机智、沉着，在获得日伪军出动的情报后，早就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因此，敌人每次都是气势汹汹地来，垂头丧气地走。

织工部开设在毛家的被服厂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大量军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战斗。村里的一些老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直到1945年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北撤的前夕，设在毛家大院里的秘密被服厂仍在日夜开工，一直坚持到部队北撤。

在离日军据点咫尺之遥的平原地区，竟隐藏着这样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四军被服厂，而且连续生产了多年，没有一次被敌人破坏，这简直是一个令人赞叹的奇迹！

营救中共地下工作者

1944年秋的一天，毛契农家门口来了一位“叫花子”。给他饭菜，他不走;给他铜板，他不走;最后甚至给了他一块银元，但他还是不走。

“快，把这个讨饭的领过来！”正在书房看书的毛契农听门房告知情况后，感到这事蹊跷。

“有一名上海来的同志在余姚城里被伪军抓去了，请毛先生设法营救。”在书房里，那个“叫花子”才说出自己是游击队的秘密交通员。“这是谭政委给您的一封急信。”

毛契农看完信后，心急如焚，当即赶到伪余姚县政府，找到伪县长劳乃心，对他说：“这是我毛家在上海办事的伙计，你的手下怎么能乱抓我的人啊？！”对于劳乃心这种卖身投靠敌人的狗汉奸，毛契农打心眼里非常厌恶，平日里对他不屑一顾，但此时为了救出被捕的同志，不得不与之周旋。

由于被捕的同志按照事先约定，也一口咬定自己是毛家在上海办事的伙计，而劳乃心手中并没有此人是共产党的任何确凿证据，所以他碍于毛契农在当地的威望，只好把人放了。

为新四军筹集武器弹药

毛契农还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为新四军筹办武器弹药。

新四军军部为了制造武器急需无缝钢管，把这一任务部分也交给了浙东。王仲良找到了毛契农，请他在上海想想办法。无缝钢管是日军严格控制的物资，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可以说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危险任务。毛契农二话没说，通过他的渠道，花重金从上海搞到了一批无缝钢管，并千方百计通过重重关卡，运抵苏北，受到了军部的表扬。

1944年间，一次毛契农搞到了四箱子弹，他把这些子弹在外面伪装好后，亲自送到匡堰镇长埭村的秘密接头点，交给了前来接应的当地民兵。该村立即派出4个民兵，连夜把这批子弹送到了新四军的根据地。

当选为浙东临时参议会议员

1945年1月21日至31日，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会议在浙东抗日根据地中心四明山的余姚县梁弄镇的正蒙学堂召开。毛契农作为正式代表应邀秘密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当选为参议员，也有史料说当选为副议长（当时为了保护毛契农没有在报纸上公开）。会上，他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积极献计献策，深得谭启龙等浙东领导人的称赞。

此后，浙东行政公署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重要会议，毛契农常被邀请之列。毛契农的发言也时常受到与会代表的欢迎和赞扬。

为新四军获取一批银元

解放战争期间，毛契农获得一条秘密情报：国民党密谋把一批从老百姓那里搜刮来的银元，由某月某日某一列火车的第几号车厢，从北方运往南方，途中要路过鲁西南。他立即通过秘密渠道把这条极其重要的情报及时报告了正在鲁西南的谭启龙。谭启龙立即组织部队进行伏击，成功地截获了这批银元，由此华东野战军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军费。

为避国民党迫害多次迁居

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后，毛契农被国民党列为“通共嫌犯”而遭通缉，被迫携全家辗转他地。但是，毛契农依然继续与共产党和新四军在当地的留守人员，以及北撤的谭启龙等保持着秘密聯系，在极其危险的环境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自己的贡献。

1948年，国民党余姚县政府再次以毛契农有“通共嫌疑”欲加迫害。毛契农又一次被迫携家人避居到浙江的鄞县、宁海以及上海等地，直到余姚解放后才回到家乡。

1954年9月15日，毛契农因病在家乡逝世，享年74岁。当地政府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其位于风景秀丽的白洋湖畔的墓，于2003年12月8日被慈溪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慈溪市文物保护点。

谭启龙谈到爱国民主人士毛契农，称赞他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巩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运动做出了贡献。

从同盟会的会员、北洋政府的中将到新中国的人民委员，毛契农先生完成了一个从旧民主主义者到新民主主义者的转变。他的一生，是不断追求革命真理，追求国家富强，追求民族复兴的一生。在党的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他与共产党人从相识、相知，到成为共产党的忠诚的知心朋友，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责任编辑   徐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