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英] 西蒙·沙玛 著
李鹏程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12月
无论这对国父们及其革命的正统历史来说有多尴尬,非洲裔美国人解放的起源,都与他们在战时及战后同英国的关系密不可分。
1773年和1774年,马萨诸塞湾的最后两任总督托马斯·哈钦森和托马斯·盖奇上将,至少收到过五封由黑人撰写的“毕恭毕敬”的请愿书;而报纸上登载的一系列文章,虽然急切和愤怒程度各有差异,但也全都呼吁,对于非洲人被当成财产对待的问题,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1774年8月,《埃塞克斯日报和梅里马克邮船报》刊登了一篇激情澎湃的文章,一个名叫凯撒·萨特、“曾背负了20多年屈辱的奴役枷锁”的自由人在文中控诉道,奴隶制度是“人世间最深重、后果最可怕的灾难”,而“与之相对的自由,则是你能在世间被赐予的最伟大的善”。你虽被迫与“那些围绕在你身边”的亲爱的朋友分开,却不能掉一滴泪,而是“必须被那个名叫九尾鞭的决定性论据不断说服,被迫恢复你那惨无人道的主人所谓的理智”。
这些请愿书通常饱含痛苦。比如,1773年1月写给哈钦森总督的一封请愿书,署名为“菲利克斯”(可能是反讽,Felix 的意思是幸福、幸运)—代表“很多生活在波士顿”以及马萨诸塞其他城镇的奴隶,控诉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境遇”:我们“没有财产!没有老婆!没有子女!我们没有城市!没有国家……甚至连生活都没有,活得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
两个月后,又一封请愿书出现了,代表“所有……在一个自由国度的腹地被迫沦为奴隶的人们”,坚持要求“同其他人一样拥有天赋的自由权,让他们凭借自身的勤奋,可以不受干扰地享受这样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