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文章的文体特征
——兼与《聊斋志异》小说文体进行比较

杨 超，任竞泽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清代的蒲松龄素以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享誉古今，并不以骈、散文写作名世，历来研究蒲松龄的文章论著中也较少提及其于《聊斋志异》之外的创作。但实际上，据蒲松龄世孙蒲庭橘所撰《〈聊斋文集〉志》记载，清代《聊斋文集》收录蒲松龄骈、散文“共计四百余篇”[1]428，经后人递相摭拾，1998学林出版社出版的盛伟编《聊斋文集》收录文章已增至六百余篇，其中赋、传、记、引、序、疏、论、题词、文告、婚启、行实、祭文、杂文等“诸体皆备”[1]428。王士禛评蒲松龄之文“卓乎成家，可传于后世无疑也”[2]541。清人朱子青亦题辞评其文“苍润特出，秀拔天半，而又不费支撑，天然夷旷，固已大奇；及细按之，则又精细透削，呈岚耸翠，非复人间有”[2]541，可见聊斋之文不仅数量众多，兼备众体，且具有颇高的艺术价值。

一、应用类文体中的民本思想

文学产生之初即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因而中国文人历来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及应用类文体的写作。孔子曾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3]1106（《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其中的“言”，指的是有外交之用的辞令，孔子认为晋国成就霸业，郑国攻陷陈国，外交辞令起了重大作用，充分肯定了实用性文体的价值。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4]159，标举文章的政治实用功能，又提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4]158四科八体论，其中奏议、书论、铭诔三科六体皆为应用文体，并说：“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4]158，对应用类文体的审美价值予以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