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向培良对郭沫若历史剧的批评

乔世华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有“中国现代戏剧批评之父”之誉的向培良(1905-1959)是狂飙社的中坚分子，也是鲁迅等组织的莽原社的成员。他20世纪20年代即开始致力于戏剧创作、批评和研究，著述颇丰，其所著《中国戏剧概评》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话剧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戏剧批评著作，早先在《狂飙》杂志上连载，1929年由泰东书局出版。向培良有感于“戏剧是什么东西，在中国还是许多人不能明了的问题”[1]1而写作该书，因此在这部七八万字的薄薄小册子中，其以凌厉严苛、锐意直击的批评文风相继对20年代重要戏剧创作者的戏剧创作发出责难之声，陈大悲、胡适、丁西林、田汉、白薇、郁达夫、陶晶孙等均在遭遇无情批评的行列当中。郭沫若在20年代因著有包括《卓文君》《王昭君》《聂嫈》在内的历史剧集《三个叛逆的女性》而蜚声剧坛，自不能幸免于向培良此书的尖锐批评。

向培良对郭沫若历史剧的批评主要是在该书“所谓历史剧”这一节里。总结起来，批评指向有三。

一、郭沫若历史剧的“教训”色彩浓重

在向培良看来：“郭沫若的特色，不在于他作历史剧，而在于他的教训”,“在他，戏剧是完全无所轻重的东西，主要的是那中间所含着的教训。他之作剧本正如一个贤人作一篇格言或者一个哲人写一篇寓言似的。一篇剧本，在他的眼里看来，要不是含着什么主义或好的教训，是毫不值得什么的。这意义，他实行过，实行的产品就是他的剧集《三个叛逆的女性》。《三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是，要把这当作一部妇女运动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