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源源, 邓 敏
(1.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2. 中南大学 乡村振兴研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83)
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是衡量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标准,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能够满足农民追求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实践需求。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总量不足、质量不高,虽然政府着力于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但是政府供给的文化基础设施与文化活动依然和农民实际需求脱节[1],存在供给结构性失衡、农民主体缺位等问题。随着农民文化意识的增强,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不断发展、层次提高,农民对政府提供文化服务的期望和参与意愿也越来越高。然而,政府偏好和农民偏好有所偏差,导致农民多样性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
面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失衡缺位的困境,传统的治理资源重新受到重视。在古代“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2]的“上下分治”型治理格局中,乡绅作为国家与社会的纽带,承担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着较高的自治绩效[3]。新乡贤是传统乡绅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延伸和拓展。近年来,我国政府将乡贤文化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也纷纷成立“乡贤理事会”等实体组织,新乡贤成为乡村人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4]。目前,学界关于乡贤文化的研究十分丰富。然而,既有研究侧重于乡贤文化之于乡村治理的作用,少有研究涉猎新乡贤作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行动者并破译其在供给网络中的作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