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艺、民族形式与抒情的重现

南 帆

一

现代文学史记载了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两场引人瞩目的论争，论争的主题分别是“大众文艺”和“文学的‘民族形式’”。两场论争的时间距离接近十年，但某些焦点一脉相承。显而易见，“大众”是贯穿二者的关键词。“大众文艺”所力图解决的问题是，文艺如何获得通俗的形式，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去唤醒大众；“文学的‘民族形式’”论争发生于抗战时期，提出“民族形式”的首要意图是广泛动员大众投身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不言而喻，一个隐蔽的事实构成了两场论争的前提： 流行于这个时期报刊的众多文学作品并未真正赢得大众、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一种不无模糊的舆论认为，相当一部分作者故作高雅，挟洋自重，小资产阶级文化趣味阻止知识分子与大众亲密无间地打成一片。他们所热衷的文学形式往往新奇古怪，晦涩难解，与大众普遍的认知水平格格不入。尽管这种观点广为流传，但更为具体的理论描述却付诸阙如。一些批评家抱怨作者的拗口叙述与大众的日常口语风格迥异，然而，他们并未专注地从文类、叙事话语、修辞的意义上概括和分析这种文学形式的基本特征。从弥漫的文化趣味到相对固定的文学形式，曲折而复杂的沉淀包含众多因素的相互交汇并且形成稳定的关系。一时之间，理论描述无法洞悉每一个节点的内在构造。因此，批评家只能宽泛地贬抑小资产阶级情调而无法进入符号组织和文本的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