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读早期电影理论：器件转向、情动机制、动作喜剧

张英进

早期电影研究从1990年代初开始风行，至今已30年了，已经成为欧美电影领域一个持续不断的研究热点，其影响让科技创新、视觉文化与都市现代性先后进入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视域，丰富了原先以文本细读为主流的电影界的学术成就，开拓了电影作为跨学科研究的许多新课题、新方向。本文继续笔者对早期电影研究的追踪，这次重点放在探索近年学术发展中凸显的“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的理论走向和方法问题(Zielinski; Huhtamo and Parikka; Parikka)。笔者2005年发表《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张英进)，聚焦美国学者汉森(Hansen)的电影“白话现代主义”(vernacular modernism)对封闭式的经典电影理论(如精神分析-符号学、形式主义-认知学)的挑战(Hansen, “Fallen”)，并介绍张真(Zhang Zhen)的《银幕艳史》通过重构1937年前的上海电影，描绘一个以电影为媒介的情动的(affective)文化史。笔者2008年后续发表的《再读早期电影理论：追寻都市现代性的感官体验》(张英进)回溯德国理论家克拉考尔(Kracauer)和本雅明(Benjamin)等人20世纪初的现代性文化理论(Hansen, “Benjamin”)和20世纪末欧美现代都市文化研究中跨学科(如电影学、历史学、哲学)的视觉转向，将电影置于更广阔的现代都市、科技发明和视觉文化的语境中进行研究(Charney and Schwartz)。时隔12年，笔者三读早期电影理论，追踪作为早期电影研究最新发展的媒介考古学的“器件”(dispositif)转向，一方面以包卫红(Bao)2015年的专著《火的电影》为例，思考器件转向与情动在中国早期电影研究中的呈现；另一方面以默片时代卓别林(Chaplin)的动作喜剧《城市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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