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花,郝心舒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1925年,“五四”激进思潮日渐平复,传统大家庭开始分崩离析,自由恋爱观念在知识阶层中已是深入人心并影响到城市平民男女,新婚姻、新家庭与新的亲密情感形式正在逐步形成。但新家庭性别秩序的形构与亲密情感的建设却并非一蹴而就,旧与新、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在现实生活与文学想象中不仅界限难辨,甚至重叠错位,自以为“新”的说辞与行动包裹的可能还是“旧”的道德与价值,而看来保守的人物及其实践也未必没有建设性的新内涵。现代女作家凌叔华擅长书写的,正是处于转型时期、介乎新旧之间的女性生命经验与小家庭的亲密情感关系。这一年,她先后创作了《酒后》《吃茶》《绣枕》《茶会以后》《中秋晚》《花之寺》《有福气的人》《太太》等作品,形成其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小高峰。其中,对于新家庭中的夫妻亲密情感的书写格外引人注目。《酒后》与《花之寺》都算是“出轨”(1)“出轨”一说来源于鲁迅对凌叔华小说的评价,“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见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8页。之作,前者“出轨”者是妻子,后者则为丈夫,“出轨”行为的实施者虽有性别之分,但两篇小说得以运作的“出轨机制”却存在内在的一致性,在表现夫妻及第三者间隐含的权欲推拉时,对应主体的心理也彼此呼应。“出轨”是压抑欲望的移置与变体,体现交叠欣悦与忧郁、激情与挫折等诸多情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