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阴阳
——何复东中医精准医疗理论基础

刘 美 何复东 陈艳凤 严兴海 杜樱洁

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精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其中中医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石，是中医学的理论工具和方法论，在中医学中应用广泛，从理论到临床实践，从药性到组方，都起着重要指导作用，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传忠录·阴阳》中言“设能明彻阴阳，则医理虽玄，思过半矣”，可见正确认识阴阳学说是打开中医学之门的“金钥匙”。

“阴阳”之词最早记载于西周时期的《诗经》中，《诗经·公刘》云：“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通过向阳和背阴的方法确定水流的方向，是最早期记载的哲理性原始阴阳观，是先民通过观察自然现象而总结的朴素阴阳对立属性[1]。晚于《诗经》的《周易》进一步发展了阴阳的原始理论，其中《易经》有了阴爻(- -)和阳爻(-)的记载,通过卦象的方式表述了“阴爻”“阳爻”间相互对立、互根转化的关系，无疑是关于阴阳学说基本内容的描述，其中关于“阴阳”的记载有12处之多[2]，《易传》则对阴阳进一步进行阐释，认为阴阳是构成世间万物的2种气，是自然界事物发展变化的2种内生动力，一切事物都有阴阳对立的2个方面，而且这2个方面互相联系，相互依存，即两点论的辩证法思想，从此阴阳学说开始由解释自然现象向其他学科发展延伸。阴阳学说进入中医学领域，追溯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扁鹊“入虢之诊”，之后历经春秋，尤其到了战国时期，阴阳学说已经历几百年的实践发展，阴阳学说逐渐移植渗透至中医学领域，用以解释中医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将阴阳学说系统成熟地应用于中医学中，产生了中医阴阳学说[3]。

对于中医人而言，阴阳学说在解释人体生理、病理，实际运用于疾病诊断、治疗、养生等方面，一直是重要的理论工具。然而，在现今循证医学的时代，中医阴阳学说却不能拿出客观具体的实物证据，不能像西医那样用客观的实验数据验证，因而被不少不了解中医的人以及部分西医认为“中医阴阳学说”是“玄学”甚至“伪科学”。观目前中医学术界之繁荣发展，远胜唐宋明清时期，在中医基础医学上，力倡“读经典，做临床，拜名师”之方法，所得经验皆传承于名老中医毕生心血，用于临床也效如桴鼓。以此方法培养出了大批名中医，但从基础理论方面创新发展者较少。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在基础理论上不断创新发展，否则单纯总结前人经验而只重于应用，则会出现学术根基不牢，发展动力不足的尴尬。在此背景下，全国名老中医何复东老主任医师提出了“破解阴阳——中医精准医疗的理论基础研究”课题，以促进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

1 课题研究思路渊源

历来中医对“肾之阴阳”的研究众说纷纭，立论庞杂，缺乏现代科学实验验证，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海沈自尹院士关于“肾本质”研究结果的公布才开启了中医现代化研究的步伐。从海量中医文献中看到古人对肾的重要性认识。“肾主水”“肾主藏精”“作强之官”“左为肾、右为命门”“主纳气”“生髓主骨”“开窍于耳”“胃之关”“司二阴”[4]。东汉张仲景的“八味肾气丸”；明代张景岳的“左归饮”“右归饮”，并在《类经图翼·大宝论》中言“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赵献可更是将肾与命门提到了人体生命活动的最高位置，命门的水火即真阴真阳……这些说明古人先贤对肾的本质是怀有疑虑的，致使他们不懈为探寻肾的本质而努力，但最终还是没能找到藏精、作强、真阴、真阳之所主。直到解放后，以国家支持为后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倾全国中医之力，穷沈自尹院士毕生之精力，历经50载奋斗才找到了肾的“本质”，其定性、定量、定位皆在下丘脑垂体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网络，通过研究发现：补肾治疗后，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都有较好疗效；也就是说，补肾能协调基因表达的失衡，重新构筑机体平衡。还研究了肾虚、肾阳虚证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通过动物实验证实了肾阳虚证与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网络(NEI)有内在联系，补肾药是调节下丘脑、NEI网络、小丘脑-垂体-肾上腺-胸腺(HPAT)轴的有效手段，亦成为肾阳虚证定位研究的重要佐证[5]，这些科研成果的公布，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认可。至此，全国各地的中医临床及科研人员通过多角度临床实践验证补肾在调整机体阴阳平衡方面的重要性，像卢允良所著的《全息补肾话中医》一书医理篇中“中医全息补肾论——中药温通热疗法”[6]北京西苑医院张东所著《元气神机——先秦中医之道》中所选归一饮、观复汤之方药的临床应用[7]，从不同角度验证了沈自尹教授的科研成果。何复东主任医师和他的团队亦受此启发，提出了“破解阴阳——中医精准医疗的理论基础研究”课题。

2 课题研究内容及应用

传统认为将人体客观存在的生理病理表现与中医阴阳学说相结合往往过于抽象，何复东老中医经过多年对中医基础理论及西医神经内分泌免疫学理论的对照研究及临床实践，认为人体生理病理状态下阴阳表现的物质基础正是自主神经系统调控的遍布全身的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其中能量消耗型的活动性神经——交感神经调控阳性表现；保存恢复能量型的休息神经——副交感神经调控阴性表现[8]。使人体生理病理状态下抽象的阴阳概念形象化、具体化，更容易去理解、掌握其深刻内涵，对于贯穿中医理法方药体系的阴阳理论有全新角度的理解，并能以此为切入点将其应用于中医理论及实践研究中。为此通过对西医神经内分泌免疫的研究，明确了阴阳在人体的定性、定量、定位的科学结论，人体内“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解网络”所调控出的人体生命现象，就是中医观察到的阴阳现象；中医观察到的阴阳表现，通过现象看本质，这个本质就是“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这就是我们破解的阴阳，从此认为阴阳在人体内是有物质实体的，可以像西医的脏腑组织结构一样直观、解剖、实验观察。

任何医学理论研究的落脚点在于指导临床实践，“破解阴阳——中医精准医疗的理论基础研究”也不例外，何主任提出上述课题后和他的团队通过近10年的临床实践验证，何主任凝练50年理论研究及诊治经验，从“穷必及肾”及沈自尹院士研究成果中受到启发，深入认识到“病必及肾”，先后创立葛九汤(由葛根、巴戟天、淫羊藿、仙茅、补骨脂、骨碎补、灵芝、黑豆、炙甘草组成)、葛三汤(葛根、熟地黄、淫羊藿)，两方均立意于调整肾之阴阳，即西医之下丘脑垂体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网络(NEI)，方中主要药物大多以补肾为主，其主要目的在于调整下丘脑垂体靶腺(肾上腺、甲状腺、性腺等)轴功能，如巴戟天补肾助阳，现代药理学研究其主要含有黄酮、氨基酸等，有明显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9]；仙茅味辛，性热，归肾、肝经，温肾壮阳，主要含有酚类及其苷、三萜及皂苷类，具有免疫调节、抗氧化、雌激素样和抗骨质疏松作用[10]；淫羊藿味辛、甘，性温，归肾、肝经，补肾壮阳，主要成分是黄酮类化合物，可以增强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及肾上腺皮质轴、胸腺轴等内分泌系统的分泌功能[11]葛根味甘、辛，性凉，归脾、胃经，解肌退热，生津，透疹，升阳止泻，其中异黄酮的含量和活性远远超过传统异黄酮提取原料大豆，广泛应用于心血管预防、皮肤美白、促进表皮细胞再生、愈合伤口、软化角质等作用[12]；熟地黄味甘，性微温，归肝、肾经，能够补血滋阴，益精填髓，内含梓醇、糖类、地黄素、氨基酸、地黄苷(ABD)等以及多种化学微量元素，具有抗氧化、抑制肿瘤发展、促进造血、抗衰老效果[13]等。其中葛九汤主要用于女性围绝经期诸症[14]，亦可加减应用于妇科其他病症。葛三汤主治各类内科杂症的调整。具体在应用上述方剂调整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网络(阴阳在人体的实质)的基础上要“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亦即通过四诊明辨自主神经功能失衡中能量消耗型的活动性神经(交感神经调控阳性表现)和保存恢复能量型的休息神经(副交感神经调控阴性表现)孰盛孰弱，确定具体立法及加减用药，举例如烦躁失眠、躁狂易怒者属交感盛者，即为能量消耗型的活动性神经——交感神经调控阳性表现亢奋，选以“天麻、钩藤、石决明”类药物以拮抗之；如出现乏力困倦、畏寒肢冷、腰膝酸软者即为保存恢复能量型的休息神经——副交感神经调控阴性表现占优势，用药选杜仲、川断、海马、鹿茸等以兴奋之；对于内分泌疾病中出现雄激素分泌过多及交感盛者所致的痤疮，亦属于交感神经调控的阳性表现亢盛，多选以黄连、黄芩、黄柏、知母等拮抗之，如此种种。至于辨治中出现其他变证则依张仲景“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之理念，可随证加减，灵活应用。

3 结语

中医人不忘初心，对阴阳学说的本质历经了2000年的艰难探寻，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内容，何复东老中医及其团队站在中医先贤肩膀上，总结30年之经验，尤其是通过近10年理论研究及临床验证，使得对中医阴阳学说从理论基础到临床实践有了创新发展，完成了“破解阴阳”的课题，在此创新理论指导下实现中医精准医疗，让传统辨证论治更加简便实用，在探索中形成了系列疗效确切的经验方(如葛三汤、葛九汤、何氏温阳利水方、何氏劳咳方、功腰汤等)，后期将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将其发扬广大，辐射地区及国内，积极推广应用和造福人类健康事业，这也是实现了以何复东老中医为代表的中医人“千年追寻的梦”。

文中所述属于何复东老中医及其团队的学术观点，因篇幅所限，未能详尽阐述其思想，具体临床实践应用经验将在何复东主编的《破解阴阳——人体阴阳实质论》(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待出版)一书中详细展现，敬请期待，望能与中医同道交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