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期（1912-1936）拱墅商业区的变化、特征和影响

（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7）

拱宸桥地带和湖墅地带，合称“拱墅地区”。该区位于杭州城北，地处京杭大运河最南端。其中，湖墅地带的商业早在南宋时期就已见繁华的样貌；拱宸桥地带则受益于明朝时运河改道，明代以后成了运河南端的重要码头，市面日趋繁荣。1895年，在清末形成了一个可以与原有湖墅地带略相匹敌的繁华地带，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租界一带在民国初年又衰落下去，并未维持繁荣的景象，也未能代替原先湖墅地带的商业地位。

一、清末拱墅商业区的变化

1.清末民初拱宸桥地带的开发与商业的畸形繁荣

1896年，杭州开埠之后，“杭州关税务司署”继而于当年的10月1日在拱宸桥开关，关署建在拱宸桥通商场内。这天，拱宸桥通商场和日租界也正式启用。通商场距离杭州城近15里，地本偏僻，但由于被划为租界，清政府和日方都对这一区域进行了一定的建设和投资。清末，该处已经形成了一定商业规模。

杭州“洋关”的设立，使拱宸桥两岸成为杭州报关行的集中地。根据有关记载，时报关行大小合计13家，其中营业额在5000元以上的有7家，如万丰、永发源、东兴源、恒义等[2]。报关行是一种居间性质的组织，即通过代客办理报关手续，装卸货物而取得佣金。该业与航业海关相互关联，其影响于货物之流通转运者甚大。

在1897-1900年间，日方和中方都对租界一带进行了投资建设。主要包括修筑马路、建造官廨、民居、店铺、工厂等。到1900年，原本的荒僻之所已经成为杭州城郊的一处新市街区。总体上而言，租界“南北两分：南面各国居留地，北面即日本居留地”。其中租界地以几条马路构成该区的主要格局。南北走向的马路分别为：大马路、武林路、湖州路；东西走向马路的分别为：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至此，原本的荒僻之所已经成为杭州城郊的一处新市区。

杭州开埠后，拱宸桥最大的一个变化便是各式店铺、茶楼、酒楼的大量出现。其中生意最好的是醒狮楼茶楼、丽春戏院、天仙茶园、阳春茶园及烟馆“一层楼烟间”。其中，茶园主要演京剧，大多数茶园的中间是戏台，四周是茶桌，客人边喝茶边看戏。在新式的剧院出现之前，这类茶园可以算是杭城较为正规的戏院。

当然，进入民国时期以后，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这种“繁荣”没有能够持续下去。

2.新式交通对湖墅地带的影响

随着江墅铁路的开通，商旅可通过铁路直达杭州城内，因而距离车站较远的湖墅地带，市面大不如往日。光绪三十四年（1908）底，《申报》刊登了铁路开工后湖墅一带的商业场景。其文大致如下：

“是地，本为繁盛之商市，店铺林立，市街颇修。惟自江墅铁路开通后，来往商旅越过湖墅径抵城垣，市面大受影响。然视桥北新关之商埠则犹较胜一筹也。闻谈判旋，以公司不允，各商人遂自筑款项，商准公司另筑支路一第与城线相接以冀振兴市面。今已集得三万余元，大约开土之期必不在远。湖墅商市固犹有转机之日也。由此观之，交通之便不便，其于商业上之关系，岂浅鲜。”

二、民国前期拱墅商业区的商业分布与经营特征

1.民国前期拱墅商业区内商业分布与经营的总体特征

由于民国之前统计资料的缺乏，以直观的数据去获得拱墅商一带商业分布的情况存在着各种困难。但是，清末民初的地方志，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拱墅一带“市”的分布情况，再结合30年代统计资料作对比，即可知晓民国前期区域内的商业格局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

据民国十一年（1922年）出版的《杭州府志》载：

“湖州市去县五里，……今自北新关至武林门，居民稠叠，皆谓之湖州市。……湖州市之大几周二十里，其近上塘范浦、江涨桥，宋所立为镇者，一则莫能指索，一则并入湖州市，中市镇盈虚，固无定矣。”

湖州市，是湖墅一带的旧名。从北新关到武林门，市镇密集，连成一片，于是统一名为湖州市，称“十里湖墅”。其中，到民国时期还有记录的市，有：夹城巷市、石灰坝市、北新桥市、半道红市、拱宸桥市、宝庆桥市、江涨桥市、归锦桥（卖鱼桥）市、北郭市。

将民国《杭州府志》所记载的“市”与康熙《杭州府志》对比后发现，从康熙时期到民国十一年，拱墅地区的“市”仅增加了“拱宸桥市”一处，内部的商业格局比较稳定[3]。

结合20世纪30年代统计资料，可以看出，清末到抗战前，除去拱宸桥租界的兴起到衰落，拱墅地区商业活动和总体格局保持着稳定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如下两个特征：

1.1 就主营行业而言，即使受到新式交通的影响，经营米业、酒业、鲜肉业、纸业等拱墅地区传统优势行业的店铺在杭州市范围内中仍然占较高比例，以表6.1内列举的几个行业为例，拱墅地区店铺数量占全市店铺总数的比例都在15%-20%左右，米业甚至占到了40%以上。

1.2 就商业的空间分布而言，20世纪30年代，拱墅地区商业集中在拱宸桥、卖鱼桥、江涨桥、婆娑桥、珠儿潭、仓基上、米市巷等地，这样的分布特征，与民国时期《杭州府志》的记载大致相同。原先繁华的“市”，在30年代，仍旧是商业集中的地方。

但是，从本区内部来看，拱宸桥地带和湖墅地带的商业活动发展趋势有较大差别。拱宸桥地区在经历了清末开埠初期短暂的繁荣之后，民国初年开始，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趋势。与此不同的是，湖墅地区则保持了传统的商业地位。

2.民国前期拱宸桥地带商业的衰落

开埠初期至清末，从各项土木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到实业、商业的开发，拱宸桥最终形成了以日租界及通商场为中心的崭新区域。由此，在当时的认知语境中，拱宸桥与湖墅分离开来，成为杭城独具特色的商业地带。然而，繁荣的表象背后，却隐含着半殖民地化这一畸形特征。为了振兴租界、聚集游客、招揽财富，开设了妓馆、烟馆、赌馆、戏馆和菜馆，即“五馆齐兴”。于是，清末至民初，拱宸桥休闲商业发展快速，市面上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成为杭州一处新的休闲娱乐中心。但由于日方急于靠“五馆”进行盈利，有利国计的工商业在拱宸桥一带则是凤毛麟角，再加上拱宸桥离市区有15里左右的路程，因此拱宸桥仅在清末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在位于城内的新市场、城站商业区发展起来后，拱宸桥商业区并无显著优势。

到了1914年，当时文献的记载就显示出本区的“繁荣”不再。《时报》称拱埠一带的旅馆营业惨淡，“里马路之长发、荣发两旅馆均已闭歇，其余各旅馆亦难支持”；茶园、酒肆入夜即关门，“所开者惟飞丹阁之茶寮、逸园之酒肆而已”。拱埠市面日趋冷落，唯有娼妓业还算有一些生意。“拱宸桥商埠市面冷落，惟妓捐旺收。兹据最近调查，甲乙丙三等妓捐上月份共收银四百五十元[4]。”然而，20世纪10年代末，新市场日益兴起后，有商民准备将公娼设立在新市场，拱埠的商民“大为恐慌，要求官厅设法取消”。20世纪30年代，拱埠的萧条甚为严重。

3.湖墅地带基本维持原有商业状况

民国元年至抗战之前，贯穿杭州的铁路主要有两条，即沪杭甬铁路（杭州段前身为江墅铁路）与杭江铁路（后改名为浙赣铁路）。1907年，江墅铁路开通；1909年沪杭线正式开通，拱宸桥至闸口这一段铁路变为江墅支线。1914年，沪杭线与沪宁线在上海北站接轨。而浙赣铁路则在1937年才全线完工。

总体来说，因30年代之前，江浙一带的铁路网尚不发达，且浙江一带的河流大多都是终年通航，湖墅一带进行集散的货物仍走水运，加上进入民国之后拱宸桥租界的凋敝，湖墅仍然是杭州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城郊商业区。

由于清末统计资料的缺乏，很难用数字直观比较铁路开通前后湖墅地带的商业情况。但翻阅民国前期的报刊，直到20世纪30年代，湖墅地带往来商船仍旧颇多，各行业经营情况亦尚佳。

“湖墅商业今年盈亏概略已得翔实调查，纸箔两业交易出入各约二百余万，统计七成生意，惟米业稍微减色，然盈绌尚足相抵。”

“湖墅纸市近况：浙江本为出品纸货之区，而湖墅又为纸行聚会之地，平日市价涨跌，看上江各县到货多寡为标准。迩来到货无多，而浙西、沪口客帮采办者旺，故市价稍涨。”

“湖墅米船到者甚多，每日成交总在三四千担左右……其余零星门市，气象尚佳。”

“湖墅用米甚旺，每日成交总在五千石左右……市上零星交易，惟布业颇佳，南货市面亦起[5]。”

从20世纪10年代到30年代的报刊的部分信息中可以看出，湖墅商业区传统的主要经营的行业，例如米、布、锡箔、纸、南北货等，交易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因此，民国前期，湖墅地带的市面并没有像清末报刊所描述的那样衰落，在清末到民国前期，该处的商业基本维持着原有的样貌。

三、拱墅商业区的影响

清代，杭谚便有“南门柴、北门米”“金江干、银湖墅”的说法。因地理区位不同，拱墅、江干两个商业区内的行栈主要经营的货物种类也不同，从而形成了南北两个商业区不同的经营特色，也为民国前期杭州商业网络的构建提供了重要补充。专业的商品交易市场的形成，为杭州经济形态提供有益补充，更是城市与周边乡村、杭州与省内其他城市乃至省外诸多地区经济交流的纽带。拱墅商业区，就像是一个“窗口”，负责南来北往的货物买卖、转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