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kTok上的媒体圈子：自由、混合与固化

方师师

TikTok被称为“抖音”海外版，自2017年9月在国际市场上推出后迅速风靡全球。从2018年10月开始，随着这款短视频软件成为首个在美国下载量最多的中国产应用软件，TikTok成为美国政府、大型互联网公司、媒体、研究机构等关注的热点。作为国产软件出海的代表性产品，TikTok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为任何个体想在最短时间内向尽可能广泛的受众传播信息的最有效方法：它充分吸取了推特（Twitter）“简洁”和优兔（YouTube）“视觉化”的优点，大大节省了传播主体在网络世界提升传播能力的成本。[1]

数字消费时代一直存在着一组困扰传受两端的深刻矛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让几乎所有的媒体业务都可以借助网络进行生产和分发，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虽然媒体的数字业务量不断攀升，但始终缺乏必要且可持续的盈利模式，“新闻价值”同“市场价值”之间横亘着巨大的鸿沟。[2]而TikTok庞大且迅猛增长的用户量，智能化的算法推荐和内容呈现，青少年在平台上的创造性使用等，这些都吸引各类群体为了更好地下沉触及用户而争相在TikTok上开辟账号，专业媒体也不甘示弱。[3]

那么，TikTok作为一个“新兴市场”，投放地媒体和全球力量是如何投入内容生产的呢？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在TikTok上存在一个机构媒体和记者群体构成的“圈子”。“圈子”既是一个专业职业群体[4]，同时也是社交关系[5]、社会资本[6]和生产实践[7]。比如在律师行业有所谓的“红圈”（Red Circle）律师。[8]有研究认为，这样的精英群体所进行的是一种“协作化生产”，基于一定的性别、教育程度和职业流动网络，专业群体在固有的语境下生产出了专业化的职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