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的治理理论及其实践解释向度
——基于京郊B 村的实践经验

韩玉祥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脉络

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并将2019年确定为“基层减负年”[1]，通过出台一系列措施，达到切实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的目的。2019年以来，基层减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尤其在中央强调的“四个着力”方面减负成效卓著，文山会海、督查考核、痕迹管理等方面减负效果明显，形式主义之风得到初步遏制。但基层形式主义并没有完全杜绝，甚至很多地方陷入了“减负悖论”，即形式主义工作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减负工作成为了负担和新的形式主义。可见，形式主义问题具有反复性、顽固性与复杂性。笔者认为，“减负悖论”与形式主义无法杜绝的问题，根本在于没有找准病灶、把好病脉，没有针对形式主义产生的不同机理区分不同性质的形式主义。因此，本文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尝试廓清形式主义产生的具体原因，区分不同性质的形式主义，进而构建形式主义的当代治理理论；二是以形式主义当代治理理论为解释框架，厘清形式主义的治理实践。

形式主义问题由来已久，对它的阐释大体上有“封建文化说”“功利主义说”“主观主义说”“体制机制说”等四种。“封建文化说”认为，我国有“官本位”意识，属于封建思想残留。韩喜平、刘雷在论述形式主义产生的原因时，认为封建文化并没有随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而退出历史舞台[2]。郑广永从人类文明、小农生产、革命与建设时期等角度阐释了我国存在形式主义的政治文化基因[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