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牧区要率先实现乡村振兴

李新一，周晓丽，尹晓飞，李平

（1.全国畜牧总站，中国饲料工业协会，北京100125；2.北京助尔生物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00；3.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10）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写入了党章，成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根本遵循。草原牧区作为我国传统牧业生产区、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人口集中区和草原文明发源地，率先实现乡村振兴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行性。要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安排部署，充分挖掘资源和区位优势，统筹协调和广泛汇聚各方面的力量，全面落实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把草原牧区建设成为和谐、美丽、富饶的天赐家园。

1 对草原、牧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和认识

1.1 草原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规定：草原是指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地，天然草原包括草地、草山和草坡，人工草地包括改良草地和退耕还草地，不包括城镇草地。我国草原科学的奠基人王栋将草原定义为：“凡因风土等自然条件较为恶劣或其他缘故，在自然情况下，不宜耕种农作，不适宜生长树木，或树木稀疏而以生长草类为主，只适于经营畜牧的广大地区”；任继周认为：“草原是大面积的天然植物群落所着生的陆地部分，这些地区所产生的饲用植物可以直接用来放牧和割草饲养牲畜”；美国草原学奠基人桑普孙认为：“草原是大面积的少雨、少围栏、生长天然植被，用以放牧家畜和野生动物的土地资源”［1］。由于《草原法》所指的人工草地包括改良草地和退耕还草地，按照自然规律，无论是改良或是退耕还草所形成的草地，都应以适应当地生境条件的天然植被为主，因此，对草原的认识可以统一到生长天然植被为主的土地资源上来，这样有利于区别利用耕地种草所形成的人工牧草地，避免自然资源管理和土地利用管理之间存在的矛盾。

1.2 牧区

牧区一般是指划定为放牧或生产上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按照《农业部关于印发〈全国草原保护建设利用总体规划〉的通知》（农计发［2007］11号），我国草原被划分为北方干旱半干旱草原区、青藏高寒草原区、东北华北湿润半湿润草原区和南方草地区四大区域，前3个区域通常被统称为北方天然草原区，北方干旱半干旱草原区位于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以及东北西部地区，有草原面积15994.86万hm2，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屏障；青藏高寒草原区位于我国青藏高原，有草原面积13908.45万hm2，是长江、黄河、雅鲁藏布江等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是我国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的核心区，享有中华民族“水塔”之称，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东北华北湿润半湿润草原区主要位于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有草原面积2960.82万hm2，重点分布在农牧交错带；南方草地区位于我国南部，有草原面积6419.12万hm2，水热资源丰富，产草量高，我国传统放牧区包括北方干旱半干旱草原区和青藏高寒草原区的全部，以及东北华北湿润半湿润草原区的农牧交错带部分。我国生产上以畜牧为主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地区，有四大牧区的说法，即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4省区；也有五大牧区的说法，即在四大牧区的基础上再加上甘肃省；还有常用的牧区县和半牧区县，我国现有268个牧区县和半牧区县，集中分布在北方天然草原区。本研究所说的草原牧区指的是以放牧为主的地区，传统产业以草原畜牧业为主，是我国草原文明的发源地，也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和贫困人口的集中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1.3 乡村振兴战略

首次出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农村发展摹画了美丽的画卷，明确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九大报告中除了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外，还在原来“四个现代化”中的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二十字”总要求，并将这一战略写入了党章。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草原牧区，对乡和村有不同的叫法，如内蒙古自治区就有苏木和嘎查这一类似农区乡和村的称谓，可能是语言和认识的不同，专家学者和智库机构很少研究草原牧区的乡村振兴问题，管理决策者也很少关注草原牧区乡村振兴的政策设计问题，成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短板。

2 草原牧区率先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意义

2.1 巩固脱贫成果

草原牧区以畜牧业生产为主，产业结构单一，人、草、畜矛盾突出，农牧民收入偏低。2000-2008年，甘肃省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长71%，而同期农民收入增长90%；内蒙古自治区牧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为8%，比农民收入增幅低3.5个百分点，2008年，全国牧民人均纯收入只有4026元，仅相当于同期农民收入的80%多［2］，29%的牧业县和33%的半牧业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3］。1978年牧民人均纯收入188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301元，相差113元；2006年牧民人均纯收入3342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0358元，相差7016元，这还仅是货币收入的差距，如果再加上公费医疗、失业保险等福利方面的差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大［4］。2011年起，我国开始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对落实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制度、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农牧民予以补助奖励，农牧民户均增收1500多元，个别深度贫困地区牧民人均增收超过5000元，据统计，2018年牧区县牧业人口人均纯收入10821.6元，较2011年的5464.4元增加了98.0%，半牧区县牧业人口人均纯收入10639.4元，较2011年的5361.4元增加了98.4%。政策性收入占20%多，一些地方超过了50%，进一步巩固和增加收入的压力很大［5-6］。

2.2 确保和谐稳定

我国2.28万km的陆地边境线上有1.4万km位于草原牧区，其中西藏、新疆、内蒙古、甘肃4省区边境沿线区域分布着51个牧区县，边境线长约1.15万km，连接着印度、克什米尔地区、巴基斯坦、阿富汗等11个国家和地区，边界领土争端、反恐战争、毒品走私等不安全因素复杂［7］。青海、西藏、甘肃、新疆、宁夏等草原牧区省份受西方反华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威胁，不稳定因素多［8］。近年来虽然我国加大了草原保护建设的投入力度，但是由于资源消耗过度、贫富差距过大、城乡差别显著等矛盾突出，矿山、草场、林地、水域等边界纠纷较多，草原牧区依然是我国确保和谐稳定的关键地区。通过实施草原牧区乡村振兴战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多地体现党和国家的关怀与温暖，是保证民心向党、确保安全稳定的关键举措。

2.3 维护民族团结

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在草原上有分布，1.2亿少数民族人口中70%以上集中生活在草原区，全国659个少数民族县（旗）在草原地区的就有597个［9］。草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游牧民族，先后有匈奴、东胡、鲜卑、契丹、蒙古等依赖草原为生的民族，创造并发展了辉煌灿烂的草原文化；青藏高原是藏族文明的沃土，藏族人民在高寒的气候环境下，形成了淳朴善良、乐于吃苦的民族性格；哈萨克族、鄂伦春族等少数民族对草原都有深厚的感情，养成了重视自然、爱护生灵、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风尚。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至辛亥革命的2000多年中，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两汉、唐、元、明、清等7个强盛的王朝，其中就有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草原牧区少数民族和汉族一样都是我国历史的创造者［10］。边境牧区大部分民族群体属于跨国界而居的“跨境民族”或“跨界民族”，如新疆边境牧区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等国相邻区域的哈萨克族、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维吾尔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等，全国有34个民族跨境而居，总人口约为6600万人，这些跨境民族为加快发展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文化交流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对维护边疆稳定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1］。加强草原牧区乡村建设，让农牧民更多地获得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对维护民族团结、民族利益、民族感情和民族尊严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2.4 筑牢生态屏障

我国草原牧区从青藏高原往北沿祁连山、天山、阿尔泰山、贺兰山、阴山至大兴安岭西部，绵延4500多km，形成了一条绿色的自然保护带，阻挡了风沙对中东部农区的威胁，因此北方天然草原被称之为我国面积最大的绿色生态屏障。我国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及其主要支流均发源于草原区，草原牧区生态环境的好坏决定着这些大江大河水源的数量和质量。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北方天然草原由于不科学的开发利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据统计，1987-2010年的23年间，内蒙古草原的湖泊由427个减少到282个，减少了145个，占自治区总湖泊数的34%［12］；1949-1979年，新疆滥垦草原345万hm2，大多是优良草场，内蒙古滥垦草原206.7万hm2，许多地方沦为沙漠，青海省盲目开垦冬牧场38.2万hm2，其中弃耕地面积28.9万hm2，成了不毛之地［13］；内蒙古自治区达茂旗1958年全旗仅有12个采矿点，到80年代后期，采矿业逐步发展成为达茂旗的支柱行业，较大的工业企业就有30个，到2007年底，全旗天然草原退化、沙化、盐渍化面积高达85%［14］。2011年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前，我国90%的可利用天然草原不同程度退化，中度和重度退化面积达1.5亿hm2，产草量比20世纪80年代平均下降30%～50%，部分草场完全丧失生产能力。目前我国草原生态恶化趋势虽然得到了遏制，但是还没有根本扭转，天然草原平均超载仍在20%～30%，2017年牧区县和半牧区县草原超载率为14.1%，鼠虫害危害面积为4140.8万hm2，部分草原区退化、沙化、盐渍化问题还非常严峻，需要继续加大生态保护建设力度［15］。

2.5 减轻农区压力

草原牧区人、草、畜矛盾突出，出现了生态移民问题，有的在县域内由牧区向农区转移，有的进行了跨县、跨市、跨省的人口转移，内蒙古自治区投资上亿元对65万名生活在草原脆弱区的牧民进行了生态移民；青海省投资了75亿元启动“青海省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项目”，对生活在三江源生态恶化区的牧民实行迁移；新疆建立罗布泊野骆驼、卡拉麦里、阿勒泰金山、天池等6个自然生态保护区，投资上亿元对我国第二大草原-巴音布鲁克草原进行“人畜下山来，绿色留高原”的生态治理和生态移民工程［16］。除了生态移民外，也有自主移民的，据分析，到2006年底，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共调整农牧民12.9万人，其中依托项目迁移5.9万人，自主迁移7.1万人，自主迁移中包括整户迁移1.96万人，分散迁移5.14万人；依托项目迁移主要从事的是农业，自主迁移主要是进城创业就业，以开办饭店、商店、理发店、跑运输、务工为主［17］。草原牧区生态移民不仅给接收地带来了人员就业负担，而且一些转移就业的农牧民因生产、生活不适应，出现了回流现象，自主移民也存在难以为继的现象，因此，还得依靠乡村振兴从根本上解决农牧民的生存发展问题。

3 草原牧区率先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利条件

3.1 丰富的自然资源

我国是一个草原大国，拥有天然草原3.9亿hm2，面积居世界第二位，占国土面积的41.7%，是耕地面积的3.2倍，森林面积的2.5倍，其中：北方天然草原区面积3.3亿hm2，占我国草原总面积的84.6%［18］；牧区县和半牧区县草原面积约2.3亿hm2，占北方天然草原面积的69.7%［19］。按照首次全国草地资源调查，北方天然草原跨越温带、暖温带和寒带，18类草原中有13类分布在这里，草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饲用植物资源6700多种，经济植物资源8000多种，野生动物资源2000多种［20-21］，我国农区种植的小麦（Triticum aestivum）、燕麦（Avena sativa）、稻谷、大麦（Hordeum vulgare）、谷子、玉米（Zea mays）、黑麦（Secale cereale）、高粱（Sorghum bicolo）和养殖的马、牛、牦牛、骆驼、绵羊、山羊、猪、兔、鹿、鹅、鸵鸟等几乎全部谷物和驯养动物都来源于草原。草原牧区矿藏、水能、风能、太阳能等资源富集，是我国战略资源储备基地，其中内蒙古、新疆、宁夏、甘肃、青海5省区煤炭预测资源量就达33818亿t，占全国总量45521亿t的74.3%［22］。

3.2 深邃的草原文化

农业开始于以畜牧生产为特色的伏羲氏为代表的时代，逐步建立起两类食物系统，一类是动物性的草-畜-人系统，另一类是植物性的籽粒-人系统。草原牧区以动物性的草-畜-人系统生产为主［23］，从距今8000多年伏羲氏时代的原始草原狩猎业，历经秦汉以来2000多年的传统草原游牧业，再到鸦片战争至今的近现代草原畜牧业，随水而迁，逐草而居，这一独特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方式造就了与农耕文化不同的草原文化，是北方游牧民族在适应自然地理环境和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一道成了中华文明的三大主源［24］，具有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如内蒙古的红山文化、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夏家店文化、扎赉诺尔文化［25］，融合了吐谷浑文化、吐蕃文化、蒙古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西藏草原文化等［26］，特别是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宗教文化，从我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的萨满教到随后传播的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等［27-28］，宗教思想在草原牧区和农牧民中有着广泛的影响。草原文化是一种生态文化，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3 多样的物质传承

草原牧区在8000多年的人类活动和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物质文化传承，既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各类文化遗迹丰富多彩，比如青海省的托托河沿、可可西里三岔口、大柴旦等旧石器遗址，河湟流域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等遗址，西藏各地发现了70多处古代岩画，展现了骑马、狩猎、放牧等人与动物关系的画面［29］。各类寺庙在草原牧区随处可见，比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附近的大召、小召、席力图召、五塔寺等［30］；西藏著名的布达拉宫、拉木寺、塔尔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等［29］。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文传承也是引人入胜，比如内蒙古的“蒙古包”、“手扒肉”、“烤全羊”、“蒙古奶茶”、“马奶酒”、“献哈达”、“马头琴”和蒙古靴、蒙古袍、腰带等［31］；西藏的喝酥油茶、穿松巴鞋和羊皮袄、盘发和牦牛毛编制的帐篷［26］，还有优美动听的草原歌曲等，为草原牧区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3.4 美丽的自然景观

出自南北朝《敕勒歌》中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唐代大诗人杜甫脍炙人口的古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赞美草原早春“草色遥看近却无”等诗词歌赋，把人们带入了广袤壮阔、生机无限的美丽大草原。我国草原水草丰美、景观多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辽河和黑龙江等几大水系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水源和“水塔”，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旅游景观，河北和内蒙古有人们熟知的坝上草原、锡林郭勒草原、格根塔拉草原、呼伦贝尔草原、科尔沁草原、贡格尔草原、乌兰布统草原、辉腾锡勒草原、葛根塔拉草原等［31］，新疆草原区垂直分布的草原植被和景观风貌，青藏高原草原区的高寒草地和高原湖泊，都有着诱人的景色。

3.5 良好的发展前景

1949-1988 年国家对草原基本建设的投入每亩年均仅有0.02元，此后对草原的投入不断加大，“八五”期间国家财政用于草原基本建设的投资年均达到5000～7000万元，2002年仅国债项目就达到了20多亿元［13］，2011年国家启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后，每年中央财政投入草原保护建设方面的资金达到了200多亿元，同时，中央财政通过一般性转移性支付和其他专项转移支付也加大了对草原的投入力度，基本覆盖了牧民教育、医疗、就业、生产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党对牧区、牧民、牧业的关心与支持。2017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深改组第37次会议上指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将草纳入生命共同体，对草原牧区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成立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草原监督管理上升到国家局管理，是我国草原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草原面积大、人口少，268个牧区县和半牧区县有2.3亿hm2草原，占国土面积的24.6%；牧业人口只有1106.9万人，仅占我国人口总数的0.8%［5］，具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绝对优势，在国家大力支持和草原牧区的努力下，完全能够提前实现乡村振兴。

4 草原牧区率先实现乡村振兴的对策措施

4.1 产业兴旺

草原畜牧业是草原牧区的主导产业，牧区县和半牧区县畜牧业产值一般都占农业总产值的40%左右，有的高达80%以上，对繁荣牧区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13］。2018年牧区县和半牧区县饲养牲畜数量和畜产品产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大牲畜20.1%、牛羊肉9.6%、绵羊毛32.3%、山羊毛23.1%、山羊绒38.2%［5］。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草食牲畜放牧生产数量和草原生产力有较大的差距，美国70%的家畜、澳大利亚90%的家畜、新西兰95%的反刍家畜均来自放牧，我国仅有20%多［32］；我国单位面积草原的畜产品产量不足美国、新西兰等国家的5%，单位面积草原的产值仅相当于美国的1/20、澳大利亚的1/10、荷兰的1/50［33］。我国草原生产力低主要是因为草原保护建设力度不够和管理利用不科学，据试验分析，呼伦贝尔地区草地补播苜蓿（Medicago sativa），与不补播的原生草地相比，生物量平均增加了34%，补播黄花苜蓿（Medicago falcata）和紫花苜蓿（Medicago sativa）的RFV（相对饲喂价值）平均提高了8.73%和4.71%［32］；据测算，通过科学放牧等草原畜牧业现代化转型升级措施，草原增产潜力为50%～200%［34］。草原畜产品有绿色、优质、安全的特色，通过延伸产业链、打造价值链，还可提升效益和产值，能够实现产业兴旺的目标。

4.2 生态宜居

草原退化是世界上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印度草原3/4退化、南美洲草原23%退化、北美洲草原22%退化，20世纪80年代撒哈拉地区因草原等资源破坏还导致了“生态难民”事件［16］。美国也在20世纪受到了草原严重超载的危害，此后将占全部草原40%的国有草场设为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并颁布了《泰勒放牧法》，还对退化草原实行围栏封育、轮牧、人工种草、改善水文条件、公有化等措施［35］。按照联合国人口承载力标准，典型草原区的人口承载力为5～7人·km-2，荒漠草原区的人口承载力为2.0～2.5人·km-2［36］，我国牧区县和半牧区县平均每km2承载人口数为4.8人，由于这些地区的草原类型多属于荒漠草原和高寒草原，人口数超出了资源承载能力，一方面要通过草原改良措施，改善生态状况，提升草原人口承载力；另一方面要把富裕的农牧民转移出来，通过发展多种产业和推进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解决农牧民安居乐业问题。

4.3 乡风文明

受民族和语言等方面的影响，草原牧区农牧民受教育程度相比农区要低一些，特别是信教的农牧民比例大，宗教意识强，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很大的阻力，如有的地方寺庙要求农牧民不杀生，牲畜就难以出栏；有的农牧民把治疗疾病的希望寄托给烧香拜佛等。因此，既要从根本上强化教育措施，提升农牧民的综合素质；也要传承草原文明建设成果，从灵魂深处改造农牧民的思想意识。草原牧区有很多优良传统习惯可以发扬，比如：牧民们在生产中总结出“夏季放山蚊蝇少，秋季放坡草籽饱，冬季放弯风雪小”，“冬不吃夏草，夏不吃冬草”等生产方式；蒙古族牧民每次杀羊吃手扒肉前，都会割下几小块肉，走到蒙古包外庄重扔向天空，敬献给“天父地母”和养育他们的草原；蒙古族的祖传礼制“家里来骑马的就要接其缰，若要来拄杖的就要接其拐杖”、“请进屋里，虽没有好招待的，但要倒碗茶喝，虽没有好铺的，但要铺上薄毡让座”，教育孩子们热情待客、尊敬他人、邻里互助等［27，37］。宗教文化也有其可取的一面，比如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很重视文化知识的学习，他的圣训“求知是每个穆斯林的天职”、“学问虽远在中国，也应当去寻求”、“谁踏上求学的大道，真主已经使谁走上直达乐园的途”等都对信教的农牧民具有很好的教导价值［38］。要采取各具特色的方式方法，培育农牧民的良好风气，增强农牧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祖国荣誉感。

4.4 治理有效

乡村振兴战略把新农村建设中提出的“管理民主”改为“治理有效”，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一致，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也体现了理念上的重大变化。在草原牧区发展的历史上，就曾制定过《成吉思汗大法典》《阿勒坦汗法典》《喀尔咯七旗法典》《卫拉特法典》《喀尔咯吉如姆》《阿拉善蒙古律则》等一系列法律规范［39］，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草原牧区绝大多数属于民族自治地方，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充分行使自治权，在总结和吸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完善法律法规，改善法治环境，增强法治建设。要继承和发扬草原文化道德观，比如蒙古民族就极力推崇“以诚立命、以诚配天、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理念，将诚信视为美德，用大量的谚语、格言来教育子孙，“碰大雪也别违诺言，遇大雨也别耽误时间”、“真诚是万美之根，虚假是万恶之源”、“宁愿自己伤心，不要别人难过”、“借奶还黄油，借牛还骏马”等［27，40］，对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健康的发展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农牧民群众自治的作用，与“三股势力”以及达赖等反华集团开展一场人民战争，还要调动宗教寺庙、长辈乡贤等各方面的力量，形成草原牧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共治氛围。

4.5 生活富裕

北方天然草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牧区人民肩负着维护边疆稳定的重任，国家应当保证草原牧区牧民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基本福利，让他们安心地扎根边疆、保护生态、维护稳定。要支持和引导草原牧区发展文化旅游等产业增加农牧民收入，这既是草原区的特殊优势也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全世界可供生态旅游的660多个较大的自然保护区中有一半在草原，很多国家把草原旅游业作为主导产业，如蒙古国草原生态旅游年均吸引国际游客80多万人次，国际旅游总收入2000多万美元；爱尔兰实行草原景观旅游，收益已接近农业总产值的50%［21］。我国草原牧区有深邃的草原文化、多样的物质传承和美丽的自然景观，还是闻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和“欧亚草原路”的重要通道［11］，草原牧区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少数民族同根同源，信仰的宗教也有紧密的交流联系，决定了文化旅游产业可以成为草原牧区乡村经济的优势产业。此外，还可发展草原花卉业、食品业、药材业等多种产业，只要方法得当、规划到位、政策到位、管理到位，实现草原牧区生活富裕的目标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5 小结

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新阶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草原牧区已从过去的重点解决吃饭穿衣和吃肉喝奶问题，转变为巩固脱贫成果、保护草原生态、维护民族团结、确保和谐稳定等目标上来，发展路径也从草原畜牧业延伸到草原文化业、旅游业、花卉业、食品业、药材业等多种产业，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传承文明成果，发扬优良传统，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推进草原牧区率先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