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喜媛
我二十岁那年,得了场急病。父亲不知从哪儿打听到一个专治此病的医师。
翌日清早,他便带我去相隔三十里远的一个镇上,逢人就打听那个医师的诊所。三十元钱一包的中草药,捡了七包。我心疼得要命,平时一分钱恨不能掰作两分钱花的父亲,将钞票叠得整整齐齐,双手恭恭敬敬地递给那个须眉皆白的老医师。那神情,与寺庙佛陀脚下虔诚的供奉者无二。
回家后,风尘仆仆的父亲脸都顾不上擦一把,平日很少进厨房的他,亲自为我熬药。我见他坐在灶膛前的蚂拐凳上,腿长腰长的他,虾躬样地屈着膝,抻着颈,两眼不错珠地盯着药罐子。为了怕药汁溢出来,鼓着腮帮子,一口接一口地吹气,半个小时后,将二两切成指头般粗的生猪油放进去再熬……一个时辰后,父亲便大功告成似的,叫我喝药。
我敢打赌,这世上,再没有比这种更难吃的中草药了!一层厚厚的,浓得化不开的油腥子堆积在药汤上,闻着那味儿,人都要腻歪了。
我心里一百个不情愿,磨蹭了半天都不愿张口。父亲在一旁温和地催,好崽,快喝了吧,良药苦口利于病,喝了病就好了……
我心里一暖,倏忽感觉病去了几分。病中真好,全家人都让着你。可以开小灶,可以吃零嘴儿,可以在父母面前撒娇。不管你几岁,病中的你,在父母眼里都是需要精心呵护的。孩子病了,父母比自己得病还要着急上火。他们宁愿自己病痛,也不愿意孩子有一丝一毫的闪失。自从不穿开裆裤后,父亲便呼我名字,从不叫“满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