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友侨

2006年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家里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自称是我的同学傅木龙的妻子,说木龙有事找我。我一听觉得奇怪,也预感不妙,接着传来木龙低沉的声音。他告诉我,他得了肝癌,已是晚期,时日不多了。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连连问:“怎么回事,怎么一直没听你说起,有没有去医院治疗……”木龙有气无力地说:“治不好的,怕同学们担心,就都没说了。”木龙说,他走了,最放心不下的是两个女儿,大的十二岁,小的才八岁。他说,友侨你在报社当记者,认识的人多,社会接触面广,将来孩子读书、就业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希望你能看顾。我含泪答应。这是临终托孤啊,我能说什么呢?
木龙接着问我,能不能抽空回家乡见一面,他很想见见我。我说好,今天是星期五,我明天有一个重要采访,已安排好的不能不去,我们就约定下周六,也就是八天后在红湖中学见面,如何?木龙欣喜地说,好,我在母校等你。
然而,就在我和木龙通电话两天后的晚上,木龙驾鹤西去。家中电话再次响起时,一个男子的声音,自称是木龙的哥哥含悲说:“木龙走了。走前,家人要接他回老家祖屋住,也好叶落归根,魂归故里,但木龙一直不肯,坚持要在学校等你回来,说约好在学校见面的,说回了村里怕你回来找不到他。最后到了弥留状态,家人哄他说,友侨来过咱村,能找到的,才勉强同意回村去住。回村当晚就走了,撑不下去了……”
听到这里,我已忍悲失声,泪流如注!木龙,我的老同学,我们不是已经约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