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南息县大鼓书生存状况的田野考察

霍豆豆

(信阳学院 音乐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1 息县大鼓书概述

中国民间说唱音乐有鼓词类、弹词类、牌子曲类、道情类等多个种类，其中，鼓词类多流行于北方地区，因主要伴奏乐器为双面鼓，所以又称“大鼓书”“大鼓”。大鼓书，是一种说唱相间的传统曲艺艺术，表演时，演员通常一手敲鼓、一手执简板(部分地区用梨花片伴奏)，配合特定的唱腔和道白进行表演。根据故事情节需要，表演者或说或唱，另伴有表情和动作。因流布地域不同，大鼓书又可以分为东北大鼓、京韵大鼓、河洛大鼓、胶东大鼓、庐州大鼓、广西大鼓等类别，我国南方个别地区另有“长沙大鼓”“温州大鼓”等曲种。一些大鼓书还常用琵琶、三弦、四胡等乐器做伴奏[1]。

息县大鼓书是流行在河南信阳息县及附近区域的一种说唱艺术，它与淮滨县、潢川县及驻马店正阳县、新蔡县等临近地区的大鼓书，统称“豫南大鼓”。受地理位置与信阳地区历史行政区划影响，这一带的鼓书又有“光州大鼓”“淮河大鼓”等名称。因息县及附近区域的大鼓书使用的语言以及各区域群众艺术审美存在一定的差异，使得流布区域相毗邻的各县区大鼓书艺术也略有不同。

息县大鼓书艺术特色鲜明，运用当地方言，以或说或唱的方式表演人民生活或历史题材的故事，音乐曲调源自当地的民歌和戏曲。息县地处信阳北部，使用的方言以中原官话为主，其南部区域的语言与江淮官话“黄孝片”的语言较为接近，息县大鼓书由此形成了相对独特的豫南大鼓书南口、北口等音乐风格共存的特征[2]。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息县大鼓书在当地十分兴盛，是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2010年，息县大鼓书被列入第二批信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该曲种与信阳当地的固始大鼓书、平桥大鼓书共同申请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1 表演形式

息县大鼓书通常采用一人打鼓击板，或者打鼓击镰(击节乐器，详见下文)的形式进行表演，演出期间，演员或坐或立。经笔者调查采访，王淑琴、简书芳等数位息县大鼓书艺人根据自己和其他同行的从艺经历，针对演员表演形式谈到，受各派别艺术传承和艺人身体情况、表演习惯等的影响，演员站立说唱大鼓书的情况比较多见，这样有助于说唱发音，亦能调动观众的观看兴致。如果演出时间长，或者表演者年龄较大，演员也常常坐着表演。演出期间，表演者根据故事情节需要，不定时站起来或在舞台上做踱步等动作进行表演。

1.2 伴奏乐器

息县大鼓书的伴奏乐器和其他鼓词类说唱音乐一样，以鼓伴奏为主。艺人称鼓为“战鼓”，鼓有大有小，为外出表演携带方面，多数艺人使用的书鼓直径在30厘米左右，放置鼓架上进行演出。艺人手拿的击节乐器或选用板，或使用镰。板通常为木质的匀板或简板；当地鼓书艺人口中所称的“镰”，又有“梨花片”“犁铧片”“月牙片”等不同的名称，是由农民歌唱时以农具犁铧的两块碎片击节发展而来。铁镰或铜镰较为常见，铜镰的声音相对清脆、响亮，使用得更多。演出中，演员根据个人习惯，通常左手拿镰或简板，右手敲鼓。受当时条件限制，表演者使用的鼓槌多就地取材，选用耐敲击、略有弯度的粗柳树枝或者是桃树枝。敲击时，为防止树枝尖锐的一端敲破鼓面，鼓书艺人常把树枝尖的一端朝上，采用树枝弯曲的部位进行敲击。条件比较艰苦的时候，表演者随手使用破碗片、瓦碴等击节演唱[3]。

1.3 唱腔与题材内容

息县大鼓书因流布区域南北部方言以及社区群众艺术审美的差异，使得其唱腔音乐与风格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别：流行在淮河以南的大鼓书，称作“南口”或“蛮口”，音乐婉柔流畅；流行在淮河以北的，称作“北口”或“侉口”，腔调粗犷高亢；介于南、北口风格之间，吸收当地民歌和戏曲丑角的旋律要素，音乐诙谐幽默，这种融合性腔调又被叫做“花口”。在息县一带，从整体看，说唱大鼓书用北口较多；关店乡以南，直至曹黄林乡，多使用南口进行表演。

息县大鼓书的演出内容多取材于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历史演义、武侠、公案之类的传说故事，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奇闻异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和审美趣味的变化，以及国家文化政策的导向，大鼓书表演的迷信、低俗的内容有所减少，演员更趋向于表现时事政治和战争题材，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和英雄人物等思想积极向上的故事内容。

1.4 历史发展

表演者作为艺术种类承继的载体，其活动轨迹对艺术的生存、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曲艺志·河南卷》在“河南大鼓书”中介绍：“……但就现有的调查所知，河南最早的大鼓演唱者，为清嘉庆年间(1796-1820)豫西汝阳县铁炉营村的刘登云。继至道光年间(1821-1850)，该村李干荣也成为大鼓书名家。此时，豫南的大鼓书艺人，如正阳的陈黑皮、商城的常和斌、新蔡的李永明等，也均名噪一方并课徒传艺。其中陈黑皮的弟子罗山县的孙立金在当地亦颇有影响。道光年间，先后有山东鼓词艺人张万年、丁海州来河南演出。……咸丰年间，豫南的大鼓书艺人魏元宗、刘元中、刘元鹏曾涉足湖北演唱，并授徒传艺。安徽大鼓艺人高教儒也曾到淮滨县进行演唱活动。……光绪年间(1875-1908)，豫东、豫东南地区的大鼓书艺人与相邻的山东、安徽等地的同行之间交流频繁。……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东大鼓艺人杨明坤随师到豫东南正阳县行艺，后来不仅落户于该县油坊店乡，还广收门徒，精心传艺，成为该县大鼓艺人的一代宗师。此时，豫南固始、息县等地的大鼓艺人除在当地演出外，还常到邻省湖北的麻城、大悟、黄安(今红安)和安徽的金寨、六安、霍邱、阜南一带献艺。”[4]82-83由以上材料可以了解，自清道光年间起，豫南息县及临近地区的大鼓书艺人与邻省同行的艺术交流活动持续不断，大鼓书艺术的音乐传播基本形成了由北至南的路线走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姓对说书、唱戏等娱乐形式喜爱有加，息县一带的说书艺人数量较多，各路艺人通过一起演出、交流，促进了自身表演水平的提升，进而获得更多演出机会。与此同时，从开封等地传来的曲艺唱腔，以及豫剧、曲剧等戏曲腔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息县大鼓书艺人的表演。20世纪60年代，因当时社会环境，息县大鼓书被停止演唱。

改革开放之后，大鼓书等民间演出活动迅速恢复，息县大鼓书在豫南地区十分盛行，以往一直由男性独占舞台的情况有所改变，女性加入大鼓书表演的现象逐渐增多。此外，不少家庭组班投入鼓书演出中。鼓书艺人基本采取“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从艺”的半职业形式从事表演，白天在集市中搭场说唱，夜晚进村在百姓家中或在空旷的户外表演，道具简单轻便，演出不受时间地点限制，表演机会较多，深受百姓喜爱。“到1985年，大鼓艺人仍多在广大农村活动，其中半职业艺人占多数。如豫南的息县、光山、新蔡等县，都还有近百名的河南大鼓书艺人。”[4]85

后来，电视等娱乐方式普及，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满足，息县大鼓书的发展开始走下坡路。《中国曲艺志·河南卷》另记载了息县大鼓书在此式微阶段的曲艺探索之路：息县文艺工作者鲁成贵在当地流行的“花口”唱腔的基础上编创新腔，另加入三弦，打破了以往只有打击乐器伴奏的传统形式；由青年女演员演唱的《计划生育好》的新型大鼓书受到当地百姓的喜爱。近几年，通过笔者调研得知，息县文化馆鲁成贵、彭城等文化工作者根据当地较有特色的民间音乐资源，一直致力于大鼓书的加工、改编与创作，他们结合当前时事政治，以宣传国家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为主题，新创了一批符合现代百姓审美趣味的新息县大鼓书，例如，《书记夜巡》《四个全面定实现》《践行价值观、共筑中国梦》《学习道德模范张雪兰》《四两漆》《清风劲吹淮河岸》《十六届四中全会》等。

如今，息县大鼓书的生存境况令人堪忧，民间老艺人相继离世，很少有人继续传唱鼓书艺术。

2 田野考察情况

2017年6月起，笔者随同信阳学院音乐学术团队对息县大鼓书进行首次调研，之后开始独自开展田野考察。针对息县大鼓书的生存现状等问题，笔者重点对息县彭店乡、小茴乡、包信乡、关店乡，以及驻马店正阳县、新蔡县一带的大鼓书艺人进行访谈。息县大鼓书生存状况的田野考察情况如下：

一是传承主体数量急剧减少。2017年6月，笔者与息县大鼓书民间艺人王淑琴，以及当地民间文艺工作者李中民、孟庆安、彭城交谈得知，如今，当地会说大鼓书的艺人数量不多，王淑琴的师傅以及大部分鼓书艺人已经离世。据王淑琴回忆，她仅知道小茴乡有一位姓肖的老艺人仍健在，但已经很久没有联系。

2017年8月，笔者联系并拜访了这位肖氏鼓书艺人。老人名叫肖士奇，七十余岁，目前居住在靠近小茴乡街道的一个村庄。肖士奇介绍，小茴位于息县中部，曾经是大鼓书艺人的聚集地，鼓书艺人在这一带演出都会经过小茴。肖士奇和老伴热情好客，二人都会说书，他家是大鼓书艺人经常临时歇脚的地方，息县及附近地区会说大鼓书、说得比较好的大鼓书艺人他基本都认识。通过对肖士奇专访了解，由于近些年社会发展较快，人们很少听大鼓书，大鼓书艺人之间的往来减少，多数艺人已经改行，连肖士奇自己现在也已不再说书。凭借对周易的喜爱，肖士奇如今从事着给当地百姓看风水的活动。肖士奇认识的几个年事较高的说书艺人前两年先后去世，据他所知，小茴乡目前还有两个会说书的艺人，其他乡镇的鼓书艺人长期不联系，并不确定他们是否健在。

后来，通过当地文化馆工作人员介绍，笔者又采访了彭店乡鼓书艺人李明华、张陶乡鼓书艺人简书芳等人，他们说，息县大鼓书从艺人员的数量急剧减少，算上一些不知名的鼓书艺人，整个县能说大鼓书的艺人加在一起，不下三十位(注：笔者粗略统计后认为，此处人数“不足百位”相对妥帖)。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改革开放初期民间文艺较为繁盛的情况，如今，群众对大鼓书的认知只能依靠年长者口述回忆当年的演出情景，或者通过历史影像资料才能了解。

社会经济环境发生改变，以往通过说唱维持生计的鼓书艺人操持的艺术种类失去了原生的社会生态土壤，其发展岌岌可危。作为传承主体，大鼓书艺人的急剧减少促使该曲种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迫在眉睫。

二是鼓书艺人能说、会演的书目不多，大多数腔词内容记忆模糊。笔者采访王淑琴、肖士奇、李明华、简书芳等大鼓书艺人时，他们普遍反映，由于太久没有说大鼓书，以前熟谙的很多传统书目现在基本上已经忘记。采访期间，即便笔者留足时间让艺人们回忆书目名称和腔词内容，也常常遇到艺人在表演过程中忘词、串词的情况。对于《西游记》《水浒传》等大众较为熟知的内容，鼓书艺人还能演《孙悟空劝妖》《武松砸店》《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等书目，其他很多传统的大鼓书目很难完整地表演。

三是社会环境变化，受众数目有限。当前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进一步丰富了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人们了解外部世界、休闲娱乐、学习新知识等可以通过互联网、数字通信技术手段等多种渠道。息县大鼓书作为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在当今的人们看来，连续一两个小时听看一个人说书、表演，即便演出内容十分精彩，也不免让人觉得形式单一、枯燥。在笔者采访中，虽然当前仍有个别鼓书艺人一直坚守在大鼓书演出一线，但从他们口述的现场观众听赏的情况看，观众主要以中老年人居多，青年人也会驻足观看，但通常不会听较长时间。受人们快节奏生活方式和听赏习惯等的影响，鼓书艺人当前多以表现形式短小的书目为主，演出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篇幅较长的历史题材故事，只有在敬老院进行连续几天的公益演出时才有机会表演。

四是技艺传承受阻，后继乏人。由于当前农村大多数青年人外出务工，留在家的多是老人和孩子，当地百姓对大鼓书的热衷度不高，大鼓书“市场”十分有限。鉴于此，大鼓书技艺传承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技艺难以延续，传承受阻。即便是对大鼓书艺术感兴趣的中年人也不愿意再学习大鼓书，在他们看来，随便找个工作就比说大鼓书赚钱多。针对大鼓书后继乏人的现实，当前健在的鼓书艺人对此深表无奈，但是仅凭一己之力，的确难以改变大鼓书未来传承、发展受限的社会现实。

3 以“国家”干预为主导的保护思考

高丙中在《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中指出，“国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符号，是型塑民间仪式的力量。[5]42-50具有制定、监督与落实政策，且拥有文化领导权和政治治理权的国家，在国家建设与乡村社会、民俗礼仪、社会信仰等关系处理方面，可以采取国家权力机构介入的方式，引导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针对大鼓书田野考察过程中呈现的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在当前国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社会背景下，采取“国家”行为对大鼓书艺术主动干预十分必要，这也是抢救诸如息县大鼓书等濒临灭亡的民间艺术相对有效且显著的方式之一，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保护与传承：

第一，当地政府文化部门应努力做到变“活动”为“行动”，将传统艺术保护与传承工作落到实处。例如，采取主动引导的方式，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营造适宜民间艺术发展的氛围。在具体实施中，将传统文化特色活动落实到位，推进传统音乐文化进社区等宣传工作，或者充分利用地方教育资源，以“校地合作”的方式，与高校、中小学等学校联手，推进诸如大鼓书、民歌、嗨子戏等民间艺术进校园系列活动，让社会大众、学生等群体意识到民间艺术的魅力，并树立文化自信，能够喜爱当地较有特色的艺术形式。

第二，尽力做好经济、物质等保障。例如，给予亟待抢救和保护的民间艺术种类及其传承主体以一定的社会名号，在政府文化部门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职称认定、评优评先等方面优先考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选派有意学习相关技艺的中青年人拜师学艺，并适当对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传承艺人进行经济补助，强化民间艺人的文化自信，提升艺人传承民间艺术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间艺术濒临灭亡和传承后继乏人的困境。

第三，延续传统文化基因，推进优秀民间艺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地方政府文化部门应积极搭建文化与旅游合作平台，构建地方特色文化，做好民间艺术的现代延续。实施思路大致如下：地方政府文化部门可结合息县大鼓书等民间艺术的特色，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具有开发潜力的艺术种类在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基础上，采取“牵线-引入”的方式，引导文化与旅游相结合的民间艺术发展路径，适度进行传统艺术资源的开发与整合，促进传统艺术文化在当前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打造区域特色文化品牌。

艺术生命力的延续除了有适宜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坚实有力的“国家”力量做支撑以外，还需要民间艺人牢固树立文化自信心，有传承艺术的高度责任感。与此同时，学者们应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做好对息县大鼓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料收集、整理与科学研究工作；社会大众也需要不断提升个人的艺术审美能力和综合艺术修养，能够对地域特色、民族特色浓郁的艺术形式进行欣赏、品鉴，学会发现身边的美，以实际行动珍爱周围的艺术经典，并集结多种力量将优秀传统艺术文化血脉继续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