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医学的视角:留日学生与民国法医学的制度化

张 蒙

(北京大学 医学人文学院，北京 100191)

法医学在清末从日本传入我国时初名“裁判医学”，乃“forensic medicine”之对译。日本最初将这个词理解为“在‘裁判庭(相当于中文的法庭)’上协助裁决诉讼的‘医学’”[1](P3)。事实上，日本这一翻译沿袭了欧洲19世纪之前对法医的理解。那时的法医，简而言之不过是出庭作证的普通医生罢了[2](P90-94)，因为服从法庭的调令，参与司法过程，是每一位职业医师应尽的义务[3](P2)。19世纪之后，裁判医学的内容渐形扩大，不再仅指“出庭作证的医生”，而涉及毒物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等广大领域。究其宗旨，则以维护法律公正，进而为国家建立良好的司法制度为目的，所以日本现代法医学始祖片山国嘉在1890年代力主将东京帝国大学的“裁判医学教室”改名为“法医学教室”(日文的“教室”相当于现在的“学系”)[1](P4)。此为东亚现代法医学之滥觞。此后直到二战之前，超过20所日本大学设置了法医学教室[4](P297)。中国的第一个专门性法医学教育和检验机构——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法医学教室，也是由留日学生首先建立的。

贾静涛、黄瑞亭和张哲嘉等人对近代中国的法医史做了开拓性的研究。他们不仅记录了近代法医学先驱林几的一生，还就古今法医学的异同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1)贾静涛：《世界法医与法科学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黄瑞亭：《法医青天——林几法医生涯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黄瑞亭、陈新山：《中国法医学史》，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美国学者安大年(Daniel Asen)则进一步就民国时期法医学的专业化做了精彩的探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