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贵
“一个杀猪,一个拿盆”,乃家乡土话,多用于父母教子无方,比如孩子贪玩不做作业,就一打一骂夫唱妇随,好比小时候老家过年杀猪,几个壮汉抓猪上案,屠夫拿杀猪刀,助手拿盆接血。我引此语当然意在借喻,若将“杀猪的”于喻作凶手,“拿盆的”则相当帮凶。
三个成群,五个结党。没有“拿盆的”纵容怂恿,“杀猪的”独木难支,往往不是难遂目的,便是选择罢手。“一个杀猪,一个拿盆”虽技法不一,然不测恶果和可测报应殊途同归。史上“拿盆的”宦官干政,历来为朝廷大忌,然举凡阉党均无好下场。明代大太监“九千岁”魏忠贤,临了气数已尽自缢而亡;清代大太监李莲英,最后被盗坟掘墓身首异处。
谈判桌上屡试不爽的“红白脸策略”,就是利用对手既想与你合作,又不愿与有恶感的对方人员打交道的心理,安排两人分别扮演“红脸”“白脸”,诱导对手妥协之计。说穿了,此策被奉为圭臬并广泛应用,正是其可规避“一个杀猪,一个拿盆”破坏效应和多失恶果。
设若说,民事行为上“一个杀猪,一个拿盆”,导致危害后果尚且可控的话,在社稷外交事务上“一个杀猪,一个拿盆”,则有可能导致不可估量的毁伤后果。如果把二战发动者希特勒比作“杀猪的”屠夫,戈林、戈培尔、曼施坦因等,号称希氏手下的“十大帮凶”就是“拿盆的”。其中,戈培尔最擅忽悠洗脑,被称为“纳粹喉舌”“创造希特勒的人”。若将戈氏归入事前推波助澜式“拿盆的”,威廉·凯特尔、希姆莱、海德里希则算事中助纣为虐式“拿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