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印论中的“不刻”思想

孙 剑

(渤海大学，辽宁 锦州 121000）

一、前言

印论中的“不刻”思想多有提及，这与文人操刀刻石密不可分，反映出文人篆刻者的价值取向。文人大规模从事篆刻活动兴起于明代，他们突破了印材对篆刻的限制，找到了容易刊刻的石材，因此实现了从“不能刻”到“能刻”的重大变革。然而，由于文人有着自己本身的价值观和内在精神，因此在篆刻实践过程中，又有了新的限制刊刻的因素，并确立了各自“不刻”的条件，将其记于印论中。

最早有提及“不刻”思想的是周应愿的《印说》：

琴有五不弹，印有九不刻，其揆一也。篆不配不刻；器不利不刻；力不余不刻；于俗子不刻；不是识者不刻；强之以势不刻；求之不专不刻；取义不佳不刻。①

周应愿说篆刻有九种不刻情况，即篆书文字不匹配不刻，刻刀不锋利不刻，没有多余的精力不刻，俗人求印不刻，不认识的人求印不刻，以权势强加求印的不刻，求印之人心不诚不刻，印文取词意思不佳的不给刻。其包括文字、器材、精力和求印者等方面，比较全面。后来杨士修在《印母》中有言：

情神不畅则机不满，兴致不高则机不动，胆力不壮则机不远，此皆不可促办，甚矣，“养”之一字为要也。不得其时，则累月而不就，不遇其人，则藏器而不悔……②

杨士修着重强调的是刻印前的状态，刻印者须精神充盈，意在刀石之间，才能创作出精彩的作品，其详细诠释了周应愿“力不余不刻”。此后，徐上达于《印法参同》中说到：

是故，有五不刻，谓非亲授不刻也，非能用不刻也，非知重不刻也，与夫取义不妥、印璞不妙皆不刻也，然亲授尤必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