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以来美国情报政策的流变及启示*
——以情报工作透明与保密的实践为视角

罗熠琳 李淑华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 北京 100038)

The 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U.S. Intelligence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actice of 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tiality in Intelligence Work

Luo Yilin Li Shuhua

(School of National Security of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38 )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combs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and analyzes the practice of confidentiality and transparency of intelligence work, so as to complement and improve domestic research on American intelligence policy, and provide useful ideas for our country's intelligence policy. [Method/Process] Using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scientific induc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telligence policies of the four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Cold War, studies the main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igence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actice of intelligence work 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tiality, and summarizes the general laws of US intelligence policies. [Result/Conclusion] A good intelligence policy is a policy choice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value of transparency in intelligence work is significant and needs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intelligence policy; grasp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tiality can achieve better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our country's intelligence work can use transparency as an entry point, and strive to achieve leapfrog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work.

Keywords: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policy;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information confidentiality； American

0 引 言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国内关注的焦点从战争转移到美国自身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情报界也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1]，摈弃了战时情报工作绝对保密的思想，出于对民主知情权的考虑，情报工作透明的理念开始萌芽。情报工作透明，是情报界政策，制度，运作方式的透明。从克林顿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国的情报政策经历了情报工作透明思想萌芽，情报工作保密思想回归，情报工作透明思想兴起，以及情报工作透明道路受阻四个时期。本文以美国政府的发展为脉络，对其进行一一介绍。

1 克林顿政府：情报工作透明思想萌芽

克林顿政府没有关于情报工作透明和保密过于激进的做法和立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克林顿总统倡导政府开放性，解密机密文件，从侧面反映出克林顿政府的情报工作透明意识，战时保密的思想逐步得到改善。这一时期，是情报工作透明思想的萌芽时期，情报政策的主要内容如下：

1.1确立情报优先权，重申对《信息自由法》的承诺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1990年代恐怖分子发动的一系列袭击的目标。克林顿总统将打击恐怖主义列为重中之重，收集情报并追踪逃犯。克林顿发布了第35号总统决策指令[2]，以在冷战后的局势中确立情报优先权。克林顿总统肯定情报的重要性，公众对“情报”一词有了更多的感知和理解。

1993年10月4日，克林顿总统发布了《信息自由法》政策备忘录，《信息自由法》建立的主要政策目标是“最大程度负责地公开政府信息”[3]，克林顿总统要求包含情报界在内的所有的联邦部门和机构，重新审视对《信息自由法》的管理，致力于减少积压的信息请求。1996年，克林顿总统将《电子信息自由法修正案》签署为法律，要求各机构维护“电子阅览室”，并在网上向公众提供越来越多的信息，重申了在互联网新技术下提高透明度的要求[4]。

克林顿总统倡导政府开放性，确保公众的知情权，要求情报界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应满足《信息自由法》请求者的要求尽可能披露信息，以促进公众对情报界的认知。

1.2解密机密文件，缓和里根政府保密限制1982年，里根总统发布了12356号行政命令，该命令制定了新的分类规则，使得隐瞒可能敏感的信息变得更加容易[5]。在克林顿总统的任期内，他解密了许多冷战时期的机密文件，用于历史和档案目的，从而使里根的许多严格限制被撤销或至少是放松了。

在克林顿政府任期之前，美国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漫长的冷战时期，人们意识到“战时保密”的重要性，情报工作绝对保密的思想根生蒂固。克林顿总统的任期开始于冷战刚刚结束的时期，公众和情报界思想的转变并非易事。克林顿总统解密冷战时期的机密文件，与他政府公开的倡议相契合，也是情报工作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克林顿政府第一次对情报工作透明予以考虑，是情报工作理念转变的一大步。

2 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形势严峻，情报工作保密思想回归

9月11日之后，很少有人质疑情报界为了积极追捕负责9/11袭击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扩大了权力或将情报完全保密。这是布什政府情报工作保密思想回归之基础。但是保密并没有使情报工作取得预期的效果，继9/11委员会最终报告以及美国在2003年未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公民再次要求国会对美国情报界进行更多监督。布什政府情报工作保密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情报马赛克理论”的兴起“马赛克理论”描述了情报搜集的基本原则：尽管个别信息对其拥有者的作用有限或无用，但与其他信息项结合使用时可能会具有更大的意义[6]。在国家安全的背景下，马赛克理论表明，对手通过整合各种零散无害的信息，可以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可以促进分析协同作用，以此分析出关键情报。在情报马赛克理论的语境下，需要尽可能阻断所有信息的披露，哪怕它看起来与情报毫不相关，政府对马赛克理论的引用表明了其在情报工作保密方面的激进立场。

9/11之后，布什政府大量引用马赛克理论，将看似普通的信息描摹为情报相关。例如，在国家安全研究中心诉司法部一案中，政府辩称，释放被拘留者信息，可能会使得恐怖分子勾勒调查过程并发展调查手段来干扰执法程序[7]。同样，在ACLU诉司法部一案中，政府依靠马赛克理论扣留有关《美国爱国者法案》某些条款执行情况的摘要统计数据，原因是在公有领域发布此类统计数据，再结合其它信息，可能使恐怖分子了解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工作[8]。

2.2限制文件解密水平，发布《情报授权法》布什总统发布的第13292号行政命令，修改了克林顿命令，撤销了许多有利于解密的重要政策，包括延长解密时间和削弱解密标准。

这两个命令之间的一些主要区别包括：a.布什命令采用较低分类或不分类的方式，使联邦官员可以对那些需要保密的文件进行分类；b.克林顿命令将大多数文件的默认期限设置为10年，而布什政府将初始分类期限设置为25年。克林顿命令将延长期限限制为十年，而布什命令对延长期限没有限制；c.根据克林顿命令，美国档案管理员认为具有历史价值的25年或更早的文档会自动解密，除非控制机构负责人确定将其“释放”会导致多种特定危害之一。布什命令将执行标准从“应该”改为“可以”，从而大大削弱了标准[9]。

此外，2003年通过的《情报授权法》，对《信息自由法》中针对与情报机构有关的实质性事项进行了修改[10]。经修订的《情报授权法》禁止任何情报机构响应任何外国政府或国际政府组织提出的《信息自由法》要求而公开记录。在此修订之前，任何人(无论是否是美国公民)都可以通过《信息自由法》向情报机构提交请求，布什政府削弱《信息自由法》的做法再次给情报工作筑起了秘密的高墙。

3 奥巴马政府：构建情报工作透明原则，情报工作透明思想兴起

继爱德华·斯诺登和布拉德利·曼宁未经授权在WikiLeaks和新闻媒体帐户中进行披露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公众对情报界的质疑增加，对其问责制，透明度和有效性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和情报界必须做出努力，以使焦虑的美国公众放心，让公众相信他们专注于正确的敌人，并且不会侵犯公民权利。奥巴马总统大力推进情报工作的透明度，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在奥巴马总统任职期间，在情报工作透明度方面做了以下努力：

3.1发布情报工作透明原则，建立情报在线门户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指令情报界公开尽可能多的有关监控项目的信息，以实现提高透明度的目标。在奥巴马的倡议下，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于2015年2月发布了《情报界情报工作透明原则》，其中包含四个原则：a.提供适当的透明度以增强公众对情报界的理解；b.积极主动和清晰地公开信息；c.保护有关情报来源，方法和活动的信息；d.协调情报界角色，资源，流程和政策以支持透明实施。这些原则旨在促进情报界做出决定，以增强公众对情报工作的理解的方式公开提供信息，同时在信息披露会损害国家安全的情况下继续保护信息[11]。

情报在线门户是公民获取情报界信息极为有效的渠道，向公众通报有关情报活动的法律，指令和政策，以加深公众对情报界的理解和认同。情报界在奥巴马政府创建的在线门户包括：a. Intel.gov。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于2017年11月启动了Intel.gov。Intel.gov是美国情报界的全新数字门户，其重点是提高情报界的透明度。该网站是一个展示和发布信息的平台，其中包括：数据，文档，新闻和产品；b.透明度跟踪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其公共网站www.dni.gov上创建了“ 透明度跟踪器”文档，以帮助公众跟踪与情报界有关的解密文件；c. IC ON THE RECORD网站。IC ON THE RECORD可直接访问与情报界有关的的合法外国监视活动的事实信息。

3.2修订《107号情报界指令》，大力推进文件解密《情报界指令》旨在确定情报共同体政策，《107号情报界指令》于2012年首次发布，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修订并重新发布了《107号情报界指令》，修订后的《107号情报界指令》侧重于提高透明度[12]，进一步将情报界透明性原则制度化并强调制度的落实，指令呼吁“严格执行”情报界透明度原则，包括调整政策，资源，流程和战略沟通以支持透明度，同时利用新技术使公众及时获取信息。这意味着情报界要超越原有方式，使用社交媒体，像Intel.gov这样的网站以及面对面的外展活动(例如参加行业和学术会议)来与公众互动，以建立信任和理解。

此外，奥巴马总统发布了第13526号行政命令，以促进文件解密工作[13]。奥巴马总统对国家安全领域的文件进行了突破性的解密，具体包括：a.奥巴马政府首次对当前美国核武器库的规模进行了解密；b.奥巴马政府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公布下一年情报预算数额要求的；c.奥巴马下令解密数以千计的历史总统日报摘要。中央情报局曾在法庭上宣称,总统日报摘要本身就是一种“情报方法”，因此绝对免于披露。

在布什政府严格保密的十年之后，奥巴马政府肯定《信息自由法》的公开与透明原则，文件解密的数量和内容也是史无前例的，公众对情报工作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奥巴马政府对透明度予以“积极修辞”，民众对透明度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

4 特朗普政府：政府倾向过度保密，情报工作透明道路受阻

作为情报最大消费者的特朗普总统执政方针倾向于过度保密的立场，在政府巨大的压力之下，特朗普在任期间情报工作透明之路遭受了重重的阻碍，具体表现如下：

4.1政府保密立场激进化，情报界呈妥协势态特朗普就职以来，白宫新闻发布会跌停；特朗普也推翻了在奥巴马领导下公开发布白宫访客日志的做法；特朗普政府没有关于《信息自由法》，政府公开，数据公开，透明度的公开声明，没有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白宫没有确认美国参与关键的反腐败和透明度倡议；特朗普也是数十年来第一位不公开纳税申报表的总统。对特朗普政府公开政府的记录的结论是：这是一个秘密的政府，对透明度过敏，在道德上受到妥协，并对新闻业在民主制中的重要作用持敌对态度。面对公众对政府信任的历史低位和选民日益分化的趋势，我们已经看到国会和白宫对保密的回归。

尽管特朗普政府保密立场激进化，但前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2017-2019)在任职初期仍确认了情报界致力于尊重美国人的公民自由和提高透明度的承诺。《2019年国家情报战略》肯定了情报工作透明原则，并承认更大程度的开放是“赢得和维持公众信任的必要条件”。然而，实际上，在本届政府任职期间，国家情报总监，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其他情报领导人都在故意降低曝光度以避免与总统发生公开矛盾。媒体报道表明，情报界领导人曾悄悄地寻求推迟或完全取消他们在国会全球威胁听证会上作公开证词的机会，这是美国人民数年来与高级情报官员进行交流的唯一机会。

在政府保密立场激进化的势头下，情报工作透明之路遭受了巨大的阻碍，为尽量避免与总统的正面冲突，情报界不得不在透明度方面做出妥协。

图1 五角大楼积压的信息请求统计表

公众对情报机构提出的信息请求大幅增加，说明情报工作的透明度在缩水，因信息请求引发的诉讼大幅增加，说明公众对情报工作的透明度并不满意。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跌停，说明情报工作透明的渠道减少。

5 美国情报政策流变的启示

以美国情报工作透明与保密的实践为视角，在对美国情报政策进行梳理对比之后，可以总结出美国情报政策的一般规律。这些经验可以为我国情报工作提供借鉴，在保证情报工作有效性的同时，增加公众对情报工作的认同。

5.1好的情报政策是顺应国家安全需要的政策选择克林顿政府时期是美国冷战刚刚结束的时期，此时的美国又是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克林顿总统确立情报优先权，将反恐列为重中之重。在此之前，出于战争的需要，情报绝对保密思想根深蒂固，而反恐工作需要公众对情报界的认同和配合，所以克林顿总统倡导政府开放性，极力保障公众知情权。此时的情报政策以反恐为中心，兼顾了情报工作透明的理念。

911袭击事件给美国带来的打击是巨大的，加之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提高了情报的可操作性，面对如此严峻的国家安全局势，布什政府和情报界的应激反应是死守任何信息，不给恐怖分子获取情报留下任何空间。严格的保密立场显然也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量，只是布什政府对保密过分激进的态度抹杀了公众和国会对情报界的监督途径，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滋生了情报腐败，降低了公众对情报界的信任。

继9/11委员会报告，伊拉克战争的情报失败以及媒体对数据挖掘和窃听公众隐私等的一系列报道之后，公众对情报界的质疑声越来越高。这种质疑催生了情报工作透明原则，在民主体制下，情报界也必须维持“民主外观”，以此恢复公众信任。奥巴马政府向公众通报有关情报活动的法律、指令和政策，让公众更清楚的知道情报界做过什么，正在努力做什么的同时，确保情报内容的保密以保证情报的有效性。

领导人有意识地试图使情报分析评估符合其政治需要，是严重的情报滥用的行为。COVID-19的情报失败表明，情报政治化指控会对情报组织的信誉造成长期损害，同时侵蚀该行业政策中立和忠于事实的核心道德标准。特朗普将情报界政治化，似乎有两个主要的推动力，一是特朗普坚决追求理想的政策，无论美国情报界对现实世界的评估如何，二是特朗普对个人自我利益的考量。特朗普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安全利益之上，对情报界的打击是巨大的。

目前，高职学生的英语阅读学习存在基础薄弱、词汇量少、语法概念模糊等问题。很多学生反映英语阅读学习中的难点主要体现在：词汇层面主要是词汇在不同语境中的词义辨析、不同词性的灵活运用；语法层面主要是语法知识的灵活运用及对于篇章整体含义的把握；及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及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欠缺而造成阅读障碍及误读等阅读困难。

5.2情报工作透明的价值显著，需在情报政策中予以考虑在对美国情报政策进行梳理对比之后，可以总结出情报工作透明的价值。情报工作透明可以赢取公众信任，这对情报界至关重要，情报工作透明可以保障公民知情权，这是民主制度的必然要求；情报工作透明可以减少情报披露现象的发生，这是情报界面对日益增加的情报披露现象的制度选择。我国在制定情报政策的过程中，可以学习美国的有益经验，将情报工作的透明度予以考虑。

5.2.1 情报工作透明可以赢取公众信任 出于反恐的需要，布什政府采取了过分激进的情报保密立场，将整个情报界安全置于斗篷之下，2006年12月进行的华盛顿邮报ABC新闻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 005人的随机抽样中，近2/3的公众提出了对自身隐私权的担忧，近3/5的公众对透明度提出了要求[15]。事实证明，绝对保密并没有提高反恐工作的效果，相反，此时公众对情报界充满怀疑和不安。出于个人利益的考量，特朗普拒绝一切对其不利的情报产品并对其进行保密或抨击，对于一国元首而言，精致的利己主义思想就是腐败本身。这无疑是现代历史上最不透明的政府，”著名的华盛顿倡导消费者权益的公民组织总裁罗伯特·魏斯曼说。政府改革倡导者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Norm Ornstein将特朗普政府称为“透明的对立面”。由此可见，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报工作保密立场无法说服公众。

冷战后的克林顿政府倡导政府开放性，与之相适应，情报工作透明的思想开始萌芽，人们第一次对于隐秘的情报机构有了理解和认知。克林顿总统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为提高公众对情报界的信任提供了途径。奥巴马则将透明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将情报工作透明的倡议书面化为具体的政策指引，以此为杠杆点将透明思想贯彻于情报工作之中。情报界必须以公众信任的方式运作，而信任取决于透明度，这正是奥巴马政府所做的努力。

德克萨斯州国家安全网在2017年和2018年进行了两轮公众意见调查，重点介绍了美国人对情报机构的看法的某些变化。同意情报界可以与美国人共享更多信息而又不影响其有效性的受访者数量从54%同比适度增加到65%。作为奥巴马透明度倡议的遗产，这说明透明度倡议增强了公众对情报界透明度的信心。在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时代，赢得公众对情报实践的信任与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息息相关。

5.2.2 情报工作透明可以保障公众知情权 1776年7月的《独立宣言》以及1789年的美国宪法都为代议民主制在美国的扎根奠定了基础。美国代议民主制是世界上实施时间最早，也是较完备的政治制度。作为典型的代议民主制国家，公众对透明度的诉求是强烈的，而透明度以公众知情权为基础。《信息自由法》奠定了美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础，一直被视为对政府透明度的一大贡献。情报机构对《信息自由法》的态度和实践，反映出情报工作透明的程度以及情报机构对公众知情权的保障程度。

克林顿总统发布了《信息自由法》政策备忘录并将《电子信息自由法修正案》签署为法律，致力于减少信息请求的积压，确保公众知情权，以促进公众对情报界的认知。布什政府时期通过的《情报授权法》对向情报机构提出的信息请求进行了限制，公民的知情权被削弱，公众对情报工作有效性的质疑随之而来，情报腐败问题也随之产生。奥巴马政府践行《信息自由法》公开与透明的原则，对历史情报文件进行了突破性的解密，保障公众知情权。特朗普时代，情报机构的信息请求积压量达到十年来最高水平，公众的知情权未得到保障，由此引发的诉讼也就大幅增加。

提高情报工作的透明度可以保障公众知情权，可以让公众理解并相信，情报工作不是任意的，而是负责任的，依法进行的。

5.2.3 情报工作透明可以有效减少情报披露现象 奥巴马政府情报工作透明原则的实施背景是爱德华·斯诺登和布拉德利·曼宁等人制造的一系列披露事件的发生。互联网使情报界隐藏秘密变得越来越困难，情报界正经历着“秘密半衰期”， 不断增加的披露背后的明显推动力是技术创新。情报机构不能回避摩尔定律，该定律指出，在不确定的将来，计算机处理能力每18个月将增加一倍。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使黑客能够更轻松地破坏安全系统，情报泄漏只会变得更加容易。

情报机构有三种可能的应对方式。他们可能会忽略这种趋势，并继续以其当前的法律和资源与黑客行为和文件泄漏进行斗争。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方法将逐渐变得无效，而且尽管有充分的泄密原因，也很难抓获泄密者，最终可能导致情报机构作为替罪羊。另外，情报界可以尝试增强其网络安全性，这似乎是他们将采取的最可能的途径。但是，政府在线服务和数据库的安全性可谓臭名昭著，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计划可能会失败。这就留下了一个选择，那就是情报界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简单地释放他们目前拥有的数百万不危及生命的机密文件，将情报界政策，制度，运作方式透明化，在法庭上，这种策略被称为“偷雷”。情报界通过增加情报工作透明度适时示弱，甘愿输掉与情报泄漏的斗争，但从长远来看，它们最终将成为胜利者。

5.3把握透明与保密的互动关系，可以实现情报界更好发展由于情报工作的任务和职能的性质，保密是情报工作的固有和必要特征[16]。但是，保密会破坏人们对情报界的信任。情报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收集信息，对其进行分析，并驱动政策决策，因此它对于决策者，立法者和公民而言，必须具有可信度，才能有效实施情报所驱动的策略[17]。布什政府伊拉克战争的情报失败和特朗普政府COVID-19大流行的情报失败表明，一味的保密不是情报界好的选择，把握好透明与保密的互动关系，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奥巴马政府的做法极高的借鉴意义。

细观奥巴马的情报政策，可以发现，透明度倡议之下，奥巴马政府解密的文件要么具有历史意义，要么没有明显的不利影响。透明度实施计划也缺少细节和时间表，完全没有最后期限或具体承诺，只是有计划的让一个机构间小组致力于透明度问题，并每年公开一份有关进展的公开报告。总体来说，情报工作透明原则措辞温和，并未撼动情报界保密文化的根基，它作为情报机构透明性倡导者的一个杠杆点，而情报机构则以规则和指令为驱动力。透明并不意味着将所有情报拖出壁橱或不顾一切地泄露国家机密，它的意思是变得更加“透明”地操作，并且与公众及其当选代表进行更加定期和明了的交谈。这便是奥巴马政府情报工作保密与透明的平衡之道，也是奥巴马政府的智慧所在，保证了情报保密的本质特征，又确保了情报透明的宣誓意义，增加了公众的理解和信任，赢得了民心。

5.4以情报工作透明度为切入点，争取实现情报工作跨越式发展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总法律顾问罗伯特·利特在布鲁金斯学院就情报改革做的讲话中提到了透明度工作的目标：a.增强公众对情报界使命的总体理解；b.使公众对情报界所依据的法律和政策有更深入的了解；c.使公众对情报界的运作方式和监督体制有更深入的了解；最终达到建立公众理解和信任，提高情报界有效性的终极目标。这其实也是我国情报工作努力的方向，以这些目标为出发点，以美国经验为借鉴，我认为我国情报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5.4.1 增加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 如上文所述，赋予公众依据《信息自由法》提出信息请求的权利，情报界建立起一系列在线信息门户网站，将一系列的历史文件进行解密，都有效拓宽了公众获取情报工作信息的渠道，从而提高了情报工作的透明度。除此之外，还可以有很多方式，例如，要求情报机构定期发布工作报告，向公众述职；定期举办听证会，听取公众诉求并答公众问。

5.4.2 增加情报官员与公众的接触 要打破情报机构神秘不可测的刻板印象，才能增强公众对情报界使命的总体理解，情报机构定期举行的发布会是拉近公众与情报界距离的有效方式。特朗普政府时期情报机构新闻发布会的跌停使得情报工作透明工作举步维艰，由此观之，增加情报官员与公众的接触，能够有效推进情报工作的透明。笔者认为，除了新闻发布会之外，情报官员可以列席情报研讨会等公开活动，与各界人士进行交流访谈，向公众通报有关情报工作的法律，指令和政策，以加深公众对情报界保护公民自由和隐私以及提高透明度的理解。

5.4.3 将透明度工作职责法定 提高情报工作透明度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口号，而应将透明度工作具体落实。中央情报局下设公民隐私和自由办公室，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设公民自由，隐私和透明办公室，由公民自由，隐私和透明办公室主持成立的情报透明委员会是一个跨机构小组，由来自每个情报部门的代表组成。情报透明委员会每季度开会两次，讨论提高情报工作透明度的积极策略，制定透明度实施计划，并负责监督透明度实施计划，以指导其机构中透明度实践。要想透明工作得到落实，职能和责任需要相匹配，也就是说，将透明工作的职能赋予透明委员会的同时，也应该赋予该委员会以责任。

5.4.4 加强对情报工作的监督 情报工作透明度的要求是公众监督的一部分，除公众监督外，另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便是赋予一个独立机构监督权[18]。美国国会设有参议院情报专责委员会和众议院情报常设委员会，监督可以在每种活动之前，之中和之后进行，事前监督包括:为情报部门及其监督机构建立全面的法律框架；制定和批准情报部门的预算；以及超过一定敏感度阈值的情报行动的授权；正在进行的监督包括:调查，现场检查，定期听证会，以及有关情报部门和监督机构本身活动的定期报告；事后监督通常包括主题审查，案例审查，支出审查和年度审查。

6 结 语

本文以情报工作保密和透明的实践为线索，梳理了冷战来以来美国情报政策流变，以此得出对我国情报政策的有益思路。我国的情报工作一直给人以“高冷”的印象，但其实“接地气”的形象更能增进公众对情报工作的认知，再作用于情报工作有效性的实现。我国的情报部门需在情报工作透明度上做出更多努力，以此实现情报工作跨越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