铀矿地质勘探队员的传奇岁月

任瑞琴

解放初期，我国没有铀矿地质事业，面对西方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1955年1月5日，产自广西的铀矿石被带进中南海，这块“开业之石”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也拉开了我国核工业发展的序幕。

神秘的新疆519地质勘探队

铀矿石可以说是核工业的“下锅米”，也是发展核工业的重要物质前提条件。但是，哪里有铀矿石，埋藏于地下的深度是多少，分布于什么样地质构造中，却是一个个待解之谜。

于是，中央秘密从全国各地选调了许许多多思想素质好、政治上可靠的干部，创建地质勘察队，从事这项伟大的事业。上万人的新疆519地质勘探队，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立了。

1955年3月6日下午，25岁的刘庆生突然接到山西榆次地委组织部的电话，让他速回地委。第二天，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拿出中央组织部发来的电函，原来是要从地委选调干部。选调的条件是：家庭出身好，本人政治历史清白，政治面貌党员，初中以上学历，科级以上干部30岁以上，科级以下干部25岁以上。

贫苦农民出身的刘庆生正好符合条件被选中。就这样，刘庆生秘密来到了乌鲁木齐，在新创建的新疆519地质勘探队，跟山西、河北、四川、陕西、甘肃等省选调的干部一块，成了地质勘探工作者。

和平时期的万人“游击队”

当时，勘探铀矿石采用的是航空放射性测量，先由飞机飞到距离地面150～200米的高度，通过仪器接受放射性信号，发现放射性异常点，就会从飞机上投抛石灰包定位，实现概略找矿。然后再由地面普查队员根据飞机投抛的石灰包定位进行查找、勘探。

由于飞机从高空投抛石灰包会有一定偏差，因此，地面搜索工作依然很艰巨。地质队员们硬是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在飞机空投石灰包的范围内外仔细寻找。找到准确位置后，再由地质工程师和物探工程师详细绘成图纸，最后进行大规模勘探采样。

航空放射性测量找矿速度虽然比地面快，但不是所有地方都适合飞行，地质勘探队员们只好每人背着一台十几斤重的伽玛测量仪器，十人一组，每人之间的距离1公里，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横排向前进行“地毯式”搜索，遇河趟河，遇沟跨沟，即便遇到悬崖陡壁，也得前行……

十几斤重的仪器，每人背一台，走三步停一分钟，打开仪器进行一次测量。每人一天要数着步子行走20公里，有时跑上几天，都没有一点收获。

那时候，勘探队员的衣服挂破、手脸划破、脚板底打泡是家常便饭，简单处理一下就又上阵了，大伙自嘲地质勘探队是“和平时期的游击队”。

提交了12个铀矿床

1958年3月，东北成立406地质勘探队，刘庆生服从组织安排，和其他200多名有经验的地质勘探队员，一起被充实到东北406勘探队工作。

在黑龙江开展地质勘探工作，主要是打坑道寻矿。在黑龙江寒冷的冬天野外勘探钻眼，2吨半重的空气压缩机只能完全靠人“前拉后推”，上坡时一步挪二寸，下坡时速度又太快，怕机器顺势滑下去，伤了前面的人和损坏了机器设备，后面的人还得用劲拽着，一点一点往山坡下蹭……

冬天打坑道靠鉆机打洞找矿;夏天从山上挖槽探矿或打井探矿，一米宽几十米深的沟露出石头，再由地质员们跳进去，一块块敲下取样，然后再背回驻地，进行矿物鉴定。

用不了钻机的坑道，只能从山顶上间隔40米一个坑道地打，打进去后朝两面扩展。刚开始，没有机器，只能手工操作，掌钢钎，抡大锤，打出眼来装上炸药爆破，放一回炮只能打出50公分的坑道。每天人均工作效率，仅有少得可怜的5公分。

尽管如此，没有一个勘探队员叫苦叫累，哪怕是辛苦半天没找出有价值的矿产，也从不气馁，换个地点，继续完成着党和国家交给的光荣任务。

据相关资料数据显示，在1955年至1960年间，我国相继建立了9个找铀矿地质队伍，88个普查队和揭露队（组），249个综合找矿队。铀矿地质工作者们在恶劣的环境下，艰苦奋斗，不畏艰险，勇于奉献，找到了制造原子弹的“粮食”，向国家提交了12个铀矿床，为我国原子能核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自《文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