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高起来的关键在于大学文化建设

郝天聪

普通高等学校在我国是指由国家部委、省级人民政府（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省（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或联合主管的、实行普通高等教育的学校，包括普通本科高等学校、普通高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专科学校。从法律意义上讲，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职院校的高等性至少是明确的。然而，从实践层面来看，當我们把高职院校也当作大学的一种类型、把高职院校学生也称作大学生时，总会遇到来自各方的质疑。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被看作是低于普通教育的一种教育层次，即使一批高职院校通过升格或与独立学院转设合并的方式转型为职业技术大学，实现了办学层次的提升，其大学地位也仍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斯科特认为，制度包含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一种制度能否取得认同，不仅取决于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而且取决于文化—认知性要素。这提醒我们，对于高职院校大学地位的质疑，不仅在于其本专科层次的建制问题，而且也在于社会各界对高职院校大学地位的文化认同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应该通过加强大学文化建设来提升高职院校的高等性。

一是建设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的精神文化。曾子在《大学》中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即大人之学的道理;明明德，即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使自身的心灵明澈，以更好地认识世界、认清世界，达到自我启蒙的目的;亲民，即自身在获得启蒙的同时，还要致力于对他人的启蒙，以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止于至善，即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使人达到臻于完善的人生境界。上述内容对于今天理解大学仍具有重要启示，其宗旨在于推动大学的精神文化建设，帮助学生养成完整的人格。对于高职院校学生而言，大学阶段是其从未成年向成年过渡、从学校向社会过渡、从受教育向就业过渡的重要转折期，也是其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建立的关键期。然而，长期以来，高职院校重视的是对学生专业技术技能的培养，对更具普适性、人文素养特征的通识教育重视程度还不够;而且相比之下，高职院校学生由于学业基础方面的相对不足，存在各方面心理问题的比例更高，其心理健康状态需要得到更多关注。为此，一方面，建议高职院校在开设文化基础课程的同时，应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学校办学特点，开发系列校本化、项目化通识教育课程;另一方面，要发挥校园文化的隐性课程作用，在物质文化、活动文化等建设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通用素养与能力。

二是建设以教师专业发展为旨归的制度文化。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没有高水平的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很难实现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梅贻琦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没有大师存在的大学，很难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大师的成长除了先天禀赋与后天努力之外，还需要相关制度的支持。通过一项对全国东中西部地区高职院校专业教师工作时间及其分配现状的调查研究，笔者发现，高职院校专业教师的工作时间远高于国家法定工作时间，他们除了教学工作之外，还要参与辅助大量与专业无关的行政事务，用于社会服务与自身专业发展的时间则相对有限。由此看来，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精力方面，高职院校教师的专业发展均面临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此外，从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来看，目前存在的一个误区是将其等同于职后培训。职业培训的优势在于可以帮助教师在短时间内获得某方面职业能力的快速提升，但对于高职院校教师的长远发展而言却不一定能够产生良好的效果。为此，建议高职院校进一步加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将推动教师专业发展作为提升学校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明确专业技术岗与行政岗之间的岗位界限，以及专业技术岗内部教学型、教学—科研型、科研—社会服务型等不同类型岗位的职责差异，建立系统性、常态化的教师专业发展机制。

三是建设以技术应用为特征的学科文化。对一所大学而言，学科建设是大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是大学各项功能发挥的重要载体。不少学者曾将学科建设看作研究型大学的“专利”，而关于高职院校是否应该加强学科建设也一度在学界引起争议。诚然，从现实层面来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部分高职院校对学科建设的重视程度并不够，但如今，高职院校已逐渐从规模式发展迈入内涵式发展阶段，尤其是在“提质培优”改革背景下，高职院校需要重新审视其学科建设问题。需要厘清的是，学科并不等同于科学，而学科建设也并不等同于科学学科建设。从知识论的视角来看，学科是因知识分类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除了科学知识之外，技术知识也是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并非科学的附庸，技术知识也并非完全是科学应用的产物。此外，学科建设也不仅仅是科学研究，技术应用亦可以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对高职院校而言，其所开展的学科建设应该定位于技术学科建设，而且主要服务于人才培养工作，即将技术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活页式和工作手册式教材开发等紧密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