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断鸿（外二篇）

见过两次陈义芝先生，一次在皖南，一次在台北。

在皖南敬亭山上，陈先生朗诵致玉真公主的一首诗，真是好腔调。那腔调让我想起民国的腔调，想起胡适。胡适的声音，我听过，纪念北大创办六十周年的致辞，声色清正，说一口干净的白话文，含蓄委婉，不见官腔，更无学究气。陈义芝先生也如此。

台北的饭桌上，陈先生笑容可掬，如秋月临江般和蔼飒爽，清雅极了，好看极了，也书生极了。彼此在街头寒暄，握手，道别，也很民国。

陈义芝一九五三年生人，祖籍四川忠县，生于台湾花莲，成长于彰化。台湾师范大学毕业，香港新亚研究所文学硕士，高雄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一九七二年开始写作，以诗和散文为主。曾参与创办《后浪诗刊》《诗人季刊》，担任《联合报》副刊主任（1997-2007），并于辅大、清大、台大等校兼任教职，现为台湾师大兼任教授。出版诗集、散文集十余册，有英、日、韩译本。论者称许其诗作：冶炼叙事抒情于一炉，堂庑阔大，视野辽远，为当代焦点诗人。

陈义芝的散文也好，常见的好之外，难得有一种隔有一种涩，隔如“雾里看花”，况味是“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陈先生的行文常见心绪的“涩”，大抵他人生观之一就是顺从自然、天人合一吧。读其文章，喜欢他把情感隐藏在字里行间，漫不经心地落墨，自我的态度又坚定又决绝。

台湾散文常有一种淡淡的乡愁，陈义芝还有清新之美。周作人认为现代散文应是“记叙的，是艺术性的”，而且是“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陈先生写川军抗战的《战地断鸿》，是家史对国事的旁白与补注，令人不胜唏嘘！那些过往的日常，简单却颇能触动人心，情深雅重啊。

——胡竹峰题记

今夜我在灯下想着父亲。

在灯下，我翻阅《滇西抗日血战纪实》，想起抗战后期，父亲在五十四军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的经历，清楚地又在各段硝烟文字中看到他当连长的身影。

卢沟桥事变，父亲被拉夫而出川。在上海的交通壕沟里，他搬枕木、抬铁条，赤足棉花田被长铁钉贯穿过脚板。守卫南翔桥一役，以汽油、稻草设防，火焰冲天中凭一挺轻機枪击退一排敌兵，当上中士班长。

在这之前，他是效法桃园三结义仁字旗下的“袍哥”；是陈家山一家木厂、一大片梯田的三少爷；是长江上游忠州水岸贩卖川芎、虫草、贝母的商旅。民国初年的四川，军阀交争地盘，土匪收粮收饷，父亲白天上私塾，夜晚逃土匪。及长，进过“边防一路军事学校”受训，也参加过四川军。原有机会保送中央军校，却随一陕西人学铸币，荒游各地。等积攒了钱想回家，不料夜半发生如《石壕吏》“有吏夜捉人”的情景，领了一套粗布军服、一个新编的队号，直拉到上海，从二兵干起。

我在灯下想着父亲辞世前几年，由于握笔的手颤抖，不再写字、写信；长日坐在背窗的一张躺椅，一摇一晃地假寐。屋子没开灯，有些暗，他的脸背光，更显模糊，总要靠近才知道他是睁着眼或闭着。额头满载岁月的疲惫，薄唇紧抿而微凹，浑不觉客厅人声的喧哗。假日，我想带他外出走走，多半时候他回答：“带你妈妈出去散散心吧，我留着看家！”“随他！”母亲往往赌气道：“一辈子就只喜欢和外人在一起。”外人，指的是父亲的旧日战友。

我知道，母亲并不了解父亲。一个生于四川，一个长于山东，因战争逃难而结婚，婚后不数日，军人父亲即开拔上火线，年轻的母亲随一群眷属，辗转流徙，先到台湾，半年后才遇见被共军俘虏、凭一纸路条中途逃亡海南岛、渡过海峡归来的父亲。命运曲折，生死折磨，会使一个人的心房像蜂巢层岩，一格一格储存的不是蜜，是苦楚的沉积物。问题是谁能脱开现实的捆束，带老去的他回到青年人生还没有碎裂、憾恨还来得及收拾的时代。

一九八七年，政府宣布开放探亲，我计划陪父亲回四川。有一天，他在同样未开灯而昏暗的屋里，讲了一段一辈子令他怆痛的恨别。

“一九三八年，最艰苦的作战期，日军攻下九江、马当，国军在江西与湖北交界筑防御工事，日军随即又从武汉背后来袭。你祖母病危，家中连催九封信。我全未收到，只字不悉，直到战事告一段落，无意中听一文书提及……”

父亲用四川话讲武汉失守之际鄂北那场战役。国军在武汉整训，他代理排长由徐家棚东行，渡江，防守田家镇，隶属五十四军八十三团第三营第九连。“在敌机舰炮轰击及毒气危害下，苦战兼旬，伤亡极大。九月底，九连奉命掩护五十四军全军撤退，在江边的山头布下三个排阵地，各领一挺机关枪……”

我讶异已隔了半个世纪的事，他仍分明记得，如乡音，如不断温习的郁结。

“天麻渍渍亮时，哨兵传报，江上有一群鸭子。”父亲用望远镜凝望，发现日军水陆两用装甲车上百辆浮在微明的江面，很快就会靠岸。但国军在江边挖有三公尺宽的暗壕沟，装甲车上岸将陷住，暂时可以挡一阵。他重新查看自己这一排构筑的工事：机枪在石崖底下，洞口有一大丛黄金柴掩蔽，射击及装弹匣的人都可躲在壕洞里。阵地前另有一条河，听到河里的涉渡声音，即“叭、叭、叭”三发点放。由于黄金柴挡烟，敌人不易发现机枪位置。

雨越下越大，天虽放亮却仍阴晦，隐约看见远方山丘有日军出没。突见二岗哨踩水往回跑，紧急报告：敌人已连夜包围此山，排哨已被俘，他二人因外出小解而得以突围。

“不久，日机临空，机关枪、六○炮一起开打，阵地几乎被打翻过来。从拂晓再入夜，连长负重伤垂危，另两挺机枪没了声息。”父亲说：”后来只剩我这一挺机枪还维持点放，一整天有枪响，敌人的部队不敢贸然扑前。”山野无丝毫虫鸣声，只有人的哀号、呻吟断续起落。他想起渐渐沉寂的另两个排阵地，前一夜还传出苍凉的三弦。衣裤被雨浸透，一阵阵寒意令全身更加酸痛。

夜更深时，有战友伪装喊话：“陈连长！把你的机枪连拉到河边防守。”目的是假造出一个营的声势。其实父亲的排阵地只剩一枪、二人。“叭、叭、叭”，他以三发子弹点放作答。不久，后山团防部派的中尉副官循声而至，手持黑巾遮蒙的五节电筒，问：”还有多少人？”说是奉团长令来查看。”还有两人。”父亲说。

“团长命撤守，但必须找齐三挺机枪带回。”

他们凭记忆的方位，摸黑寻找，由父亲带头，与副官及弹药兵，推开阻路的尸体。其中一具机枪管还是烫的，上头血黏黏地俯伏一个殉职的弟兄。好不容易把机枪找齐，一人扛上一挺。原本通过山腰竹林即可达后防，此刻日军不断以燃烧弹轰击，火光通明截断了他们的去向，只得绕道，将三十分钟的路程延长成三个钟头。途经一座小庙，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有人提议休息。结果一坐下，三个人全睡着了。

讲述至此，父亲起身开灯，上厕所。我记得他曾透露，少时遇一麻衣相士，注视他良久，说两眼间凹下，乃山根薄弱之相，没有凭依。又说，活不过三十一岁，正应了一九三八这一年父亲的虚岁。

“朦胧中听到大队人马走过的声音，军靴喀哩喀啦地踩在碎石路面。是日军……”父亲形容，那声音直接踩在鼓起的耳膜、跳动的眼皮和脑神经上，三人不约而同地坐起。中尉副官禁不住牙齿打颤，弹药兵抓起枪想往外冲。父亲伸手制止，等敌兵最后一小队通过，三挺机枪往地上一架，密集卷起一排弧形火烟。敌人沿右边大路窜逃，他们则乘隙扛枪从左侧干河沟退走，直奔团驻地张家口。天亮以前枪声不断，野地不时爆燃开照明弹。从河床翻上另一条小路，他们钻进了另一片树丛。

“身上的衣服被荆棘、利石刺得稀烂，血迹、灰土和汗水混黏在一块儿。人人脸色灰败，我嘴巴干呛呛，长满了火疱，挤不出一点口水来。归队时，发觉全连只剩下七个伙夫、五个传令，连同前线回来的我和弹药兵，计十四员。上级从别连调拨来二员，计十六员新编成一排。全军再度退往蕲春、黄冈时，已是十月初旬。团长再度下令新编的我这一排留守，阻截日军！”

父亲说，拿下棋打比，这一排就是一颗牺牲子。结果这回敌人没从正面攻打，绕过了隘口，直接干上主力部队。虽然这一年子弹曾划破父亲后颈，命还是侥幸地保了下来。难过的是，在老家想儿子哭瞎眼的母亲却先走了！

“家里寄的九封信，您都没收到？”我问父亲：“还记得信的内容吗？”

“军中怕影响士气，全扣了。信是你姑妈写的。第一信说：妈妈病重，请赶紧回来服侍汤药……第二信说：妈妈成天念你之名，茶不思饭不想，喃喃道：‘家亨，喔，家亨回来了！有时精神错乱，四壁乱摸，放声大哭……第三信說：妈妈走了，丧事由前妈生的大哥、二哥变卖家产安葬……第四信说，你的孩子死了，你的妻子谭氏改嫁，你在国而忘家亡家……”

泪水在父亲眼眶打转，他的声音开始嘶哑。出川前父亲原已结婚，育有一女。不过年余，女儿竟然饿死，妻子被逼改嫁，古往今来乱世人的遭遇何尝有异。

往后几封信，姊姊气急地质问他：怎忍心不回信？为何不回信？且追问部队，这人是否已阵亡？果然已死，死在何处？当部队转进湖南常德时，又有一信，欲前来接陈家亨的灵回乡。这时父亲才看到信，他写报告给团长说，战事已告一段落，必先齐家才能报国，要求请假回乡祭母。

团长说：“战事半个段落都没有！任何人都不能请假。即使让你请假，你回得了四川吗？到处都在征兵、募兵……”

父亲的部队从湖南搭货车两日夜到广东；从广东徒步一月余至广西；再从广西徒步四十天到云南。其间补给不足，水土不服，兵士精疲力竭，拉痢又患夜盲，散失近半。而抗战八年的时间也才过一半，距反攻腾冲、血战滇西还待三年。

今夜我在灯前记下这一鳞半爪，想到父亲晚年的无语，很像杜甫《垂老别》“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描写的心理：人生离合，哪管你老年还是壮年，从此与家庭决绝，肝肺为之痛苦得崩裂！

一九八八年五月，终于我陪父亲回到他阔别五十余年的家乡，人事全非，亲长无一存者。又过十四年，他卸下身心重担，埋骨于台湾北海岸。

洪水过后

我儿时就读的新港小学（彰化县伸港乡），创立于大正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洪流滚滚的“八七水灾”过后，泥浆、残瓦未及清理干净之际，我入了小学，那已是一九五〇年代的尾声了。

一九五〇年代最鲜明的记忆，当然是水灾。童年画面是从那一场景清晰起来的。

一大早决堤的溪水就淹覆了村子，我被抱上村长红砖房的屋顶避难，眼见附近的土埆厝不堪乱流冲击浸泡，一间间相继垮掉，猪只猫狗和家具也在水中浮沉、漂动。鸭子能划水，一时三刻难不倒它，不像旱鸡吓得嘎嘎叫，三两下灭了顶。“天空仿佛决裂的堤奔腾出万钧的水量落在这个城市”，十年后小说家七等生写的《我爱黑眼珠》那场洪水，我想或即是以“八七水灾”为原型的。

大雨落在城市，也落在乡下，当时台湾中部十三县市都成灾区，彰化受灾最严重，水深几达三公尺。大雨仍然下着，头顶上的毛毯吸满了雨水，大人奋臂顶出空隙让小孩蹲坐其间。屋顶高出水面一尺多，像一艘方舟，我第一次有了乘船的感觉。

那时，父亲在大肚溪口的农场耕种，溪堤冲毁一千多公尺，耕地全完了，人也暂时断了讯。傍晚，水退去大半，灾民从屋顶上下来，庆幸村子有这栋砖房保命。杂货店老板捐出一筒米花给大家充饥，母亲从水里捞起两条大黄瓜掰开让孩子解渴解馋。

水井的水污染了，霍乱开始流行。那年秋天，时时听说有人呕吐，有人腹泻，有人急速死亡。政府一面发放面粉、玉米粉、旧衣服等救济物资，一面倡导注射霍乱疫苗。我不知疫苗是哪来的，也是美援吗？隔个几天就跑去卫生所打上一针，自觉是模范小学生，也无人告知可不可以这么乱打。但幸好没有不良反应就是了。

从人烟较密的泉州村搬到荒僻的溪底村，父亲请人盖了一户竹编房，屋顶与墙面透风的缝隙用布条塞住，经不起海风吹掀的薄瓦用石块绑上绳索拉住，石灰墙碰不得，一碰就裂。冬夜除了穿透保安林的风号，还有狗哭，邻家相距数十上百公尺，远远传来的狗哭声夹杂着哀惨的气声，令人发毛，我于是老想着路边田央的坟冢，小庙暗黑处矗立的神明，以及大叶林中吊颈的死猫。

那时家人不说厕所，而说茅坑──确实是用香茅草围搭而成的一个盛粪的坑，低头看得到屎和蛆，家家户户都如此，传说村人有踩空掉到坑里的。那时小学的厕所也是同一型，五六年级留校补习到晚上，最难堪的是碰上拉肚子，摸黑非得上大号不可，经常倒吸一口凉气，担心臭气堆里伸出一只手来。回到家，屋内备有尿盆，只要晚上不解大便就没心事了。阿盛《厕所的故事》描写乡下孩子在蔗田、沟边就地解决排泄，用竹片、石块揩屁股，确实是一九五〇年代成长于穷乡孩子的共同经验。

我問过父母，种花生、芝麻、西瓜、芦笋的旱地怎来的？早年，荒僻的村落，土地政策未上轨道，谁勤奋“垦荒”，谁就能弄到几分地。一九五〇年代末，父亲已超过五十岁，他自行从木麻黄、合欢林中开垦出来的地只有一二分，另外三四分坡地是买来的，合共五六分，不到两千坪，要养活一家八口，非常吃力。假日，孩子一起下田，主要的工作是提铅桶从河沟取水浇灌，一次提两桶，沿途免不了泼掉半桶，直接注入沙地的有限。日头曝晒过的沙地无餍地张着大嘴，仿佛永远湿不透似的。西瓜原该种在溪床，引水才方便，种在山坡地，是“逆天行事”，事半功倍，父亲不得不雇工帮忙。出不起工钱怎么办？就只能约定将收成的瓜果对半分。我记得红瓤西瓜切开来颜色并不鲜艳，偏粉红带白，不甜，卖不出什么好价钱。那时，农业改良的技术尚未引进，香瓜的滋味像大黄瓜，难得碰到一个香甜的；芝麻蒴果瘪瘪的没太多籽，只能提到街上油行换几瓶麻油；枯干的花生茎从土里拔起并不保证有累累果实，往往一片地六个麻袋装不满。收成的花生堆在屋内轻易长出霉菌，麻袋一搬动，粉尘即四处飞扬。更难以抹去的记忆是：邻居半夜遭恶贼敲开门，反绑双手，一屋子花生被搬光，第二天挣脱后他手上的血痕，我仿佛曾亲眼看见过。

母亲没受什么学校教育，但能将她童年从家中长辈听来的“巧、奇、冤”故事，转述给孩子。黑夜海风呼啸的村落，我蒙住眼瑟缩在床上，脑子不断出现那些野兽报恩、精怪寻仇的场景，如真似梦。

旱地作物虽然耐旱，仍缺不得灌溉水，枯水季一旦上游截水，下游就要人命，争斗、群殴多半是为抢水。据说一个月色半明的晚上，大肚溪两岸人马在溪床狠打了一架，有人断臂、有人瘸腿，头上缠着纱布，脖子挂着吊带……那时，百姓争执未必诉诸法律，警察管不到的事情不少，人民也不期望法律一定可以讨还公道。生存的缝隙很窄，人走的路同样那一条，轻易被堵住或绊倒。

一九六〇年代初，芦笋、洋菇的栽种法引进溪底村，有人下乡收购，制成罐头食品外销。芦笋种子价格跟着昂贵起来，父亲决定自行采收茎秆上的红色浆果，浸泡在水里，搓去像涂了蜡一样发亮的果皮，然后在水泥地上晒干。夏天，太阳火烫，阳光直射的水泥地如一具热锅，父亲倾全力收获的芦笋籽一不小心都烫熟了，少许不死的种子在苗圃中刚长成，月黑风高之夜又被人盗挖一空，地上只残留了两条车轮痕迹，此外别无线索。

小学四年级时我曾拿一小瓶芦笋种子送老师，那时老师薪资菲薄比不上一个泥水工，至今我还记得老师收下时的惊喜表情。那时种洋菇也吃香，不知父亲从何得到菌丝，也许有农会的人帮忙吧。他租了村子里两间闲置的草寮，搭了竹编的层架，铺上混合了稻草的泥土做洋菇基床，草寮中充满潮湿土腥及发酵的气味。我放学后每天背着手动气压式喷水器为菇床喷水，渐渐地率先冒土的洋菇像黑色天幕现出星点一般。眼看采收的季节来临，不料草寮竟起火了。也许是有人蓄意纵火，也可能只是夜行路过的人无意中丢了一根烟头。轧水机抽水灭火的速度太慢，火势愈燃愈烈，终于付之一炬。大火夜半发生，我在人声喧哗中惊醒，站在自家院子茫茫然遥望百余公尺外通红的火场，记忆就停格在那一刻。母亲一直怀疑竹林边上那家人嫌疑大，先是省籍隔阂心存芥蒂，复因对方一只母鸡走失，双方争吵过，但我实不愿相信有人这么忍心。

父亲栽种芦笋、洋菇，在当年算是先锋部队，只怪运气不佳，没能发迹，但对一个军中退伍的老兵而言，那一颗开发试探的心已够神奇。“老岁仔！”村里人背地里称呼父亲老头子，没有用上“老猴”，可见父亲的人缘尚可。倒是邻校的顽童，当我上学骑车经过，有时会戏弄地叫我“阿山仔——猪”，不过等我向他们老师反映过后，这事情就不再发生，我也从来没有被霸凌的感觉。“阿山仔——”后来写入我多首诗中，阿山仔指随国民政府迁台的外省人。尽管生存艰辛，一九五八年彰化大肚溪的保安林，毕竟住下了七八个退伍军人，光棍就地娶了妻，变成七八个家庭，安了家，落了户：

“阿山仔──”

台湾光复十三年了

一群老兵退了伍，洪荒落户

“阿山仔──”娶同村河洛妻

建草寮，辟地，养猪，生孩子

在无知的海滨他们终归于隐

没有节育措施的年代，很多家庭都生六七个小孩，养一大家人负担沉重，通常能不饿着就好。“孔融让梨”的故事，特别切合当年生活教育所需，因为一个梨子必须全家人分着吃，渴望吃到而肯让出的那份心，是值得鼓励的。时至今日，一般孩子很难想象只能分尝到一小片梨的景况。

当年在乡下，母鸡孵不出的臭蛋也舍不得丢，即使是未能孵化的死胎，也当蛋白质进补。有一年冬天，屋檐下挂出一排肉色通红的腌鸡，原来发生了鸡瘟，眼看着一只接一只摇摇晃晃没来由地倒下，不及放血就死了，父亲迅速宰杀，一律用腌腊肉的做法，制成了年菜。辛香料腌渍后又用烟熏过，略无异样地好吃，完全顾不了卫不卫生的问题。

除了养鸡，也养鸭、养鹅、养猪。摘地瓜叶、煮地瓜藤，和上粗糠或豆饼喂猪；雨后捡拾肥大的蜗牛喂鸭；捉一堆蚯蚓喂小鸡。河沟摸河蚬，田里钓青蛙，起个土窑烤地瓜……也都是年幼就能上手的粗活。

若想学大人抽烟，就砍一截中空的干丝瓜藤点上火；想吃甘蔗，就追着载运甘蔗的牛车，在后头抽拉。“猴囝仔！”赶车的大人并不太在意，只要甘蔗车的捆绳不被扯松脱，情愿让孩子尝尝甜头，口中呵斥一声只是应应景而已。

院子里的番石榴，不待黄熟就被摘下吃了，常有痾不出大便的孩子在野地急得大哭。台风打下的青木瓜，母亲擦成丝托上面粉炸成油果子当零嘴；酸涩的桑葚不讨喜，倒是桑叶煮水充当清凉饮料别有风味。苦楝子最没用，捏在手上、落在地上，都嫌它臭烘烘。

洪水过后，同学口袋装来显灵的张玉姑神像卡片，我记得是彩色的，也许比纸牌大一点，或许就像现在NBA球星卡一样。张玉姑原是一位溺水的女子，“八七水灾”过后出现显灵事迹，村人生病祷问偶然神奇康复，一传十、十传百，在溪口重建了小庙，香客蜂拥而来，甚至包了游览车，直到政府下令禁止。

洪水过后，我开始了小学生活。泉州村救命的屋顶以及溪底村庇护我七年之久的竹编房，都像是我人生前期的方舟一样。那时我并不知二十年后、三十年后、五十年后仍能一再回乡探寻，哪怕与彰滨工业区毗邻的全兴工业区已霸占从前父亲养护出的耕地，通往耕地的道路已被工厂围墙阻断，无从辨认；架在河岸边的“李更全杂货店”闭门荒弃久矣。

今天春天，同学相聚于创校逾百年的母校，伸港乡长之子曾国贵陪我重访旧厝，有一识得的老邻居略提了几个村人下落：姚考上了邮差，李在医院当警卫，柯被火车碾毙，曹远去南部入赘一农妇家，杨因脚烂住进疗养院。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况味，洪水过后两代人的时光埋成一个记忆的冢。

海滨渔夫

海滨渔夫不再捕鱼，类风湿关节炎破坏了他的膝盖组织，强忍着疼痛，他只能在港边瞭望船只，听潮水拍打着堤防，看被抛弃的塑料瓶罐在港湾内漂流。

他原本已走出这一座渔村，走出这一小小的海湾，去到台北，假日在一个文艺营队，穿起花条纹衬衫，梳着分头，眼梢有海风的粗犷、岬角的镇定。

“将来写诗要像老师一样好！”他看着我，开门见山地表达，透露不识艰难的热切、纯真。我交还他的诗稿，提醒语言何妨更自然，诗意则宜双关，如流云有倒影。他很珍惜找到一家小杂志社担任编辑，终于可以不要打鱼，不必害怕晕船呕吐而不敢吃早餐了。

“我最瘦时只有四十五公斤，”他说，“一上船就吐，吃多少就吐多少。所以我早上出海前就不吃东西，空着肚子。每天都这样，等下午船回港才敢吃饭。”

编辑是他下船后在台北的第一份职业。一个禁不起颠簸会晕船的青年渔夫到了陆地，从渔会到农会一路找工作，从金山乡前进到台北，慢慢发展出文学喜好。我就是在耕莘写作班遇到他的。

“老师，什么时候您有空，我带您出海。”他常说。他父亲是一艘大型渔船的船长，要调动其他小型海钓船，不难。不在浪头上讨生活，他的心反而有了海的明亮辽阔。读他的诗，知道他有一个哑巴小弟，襁褓中发高烧失去语言能力，一辈子待在渔村帮人整理渔网，不时发出“啊！啊——”的尖叫或喉音，愤怒与郁闷都发同一的单音。他那首《魔术师——给哑巴小弟》的诗，起头两句：

听你的话如解一首晦涩诗

听我的话你总用手指折迭

兄弟情切，因声障无从表达，弟弟只能屈指比画，做哥哥的他并无从会意。但在诗的结尾，他仍然对弟弟发出赞叹：“宇宙大得如你手掌那么小！”意思是弟弟的手语可变化出一个宇宙。

在耕莘写作班，他认识了一位叫小萍的女孩，同样对文学怀有梦想，两个人在亲友祝福下成了家。妻子仍在工厂做工，先生换到一家经济研究社当雇员，都属受薪底层，寄居于物价昂贵的大都会，心理压力愈来愈大。

“我很喜欢坐办公桌，可是薪水低，小萍希望我去卖鱼。卖鱼的利润比较大。”

他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终于丢下笔杆，开一部小发财车改行卖鱼了。为了抢到鱼货批发市场的停车位，凌晨两点得从家里出发。灯光与人声喧哗的鱼市四点开卖，新捞上岸的鱼分装成一箱箱五六十斤重。他说车子停近一点就少走一段路。如果来晚了，不是怕标不到鱼，而是怕抢不到停车位。

夫妻俩联手主持的“金山渔家”店号，在永和市场，从早上六点一直卖到下午三点，风雨无休。他从初中就上船捕鱼，吃过海上的苦，懂得各种鱼性，随口讲两句都令人觉得新奇，鱼货又新鲜，很受主妇欢迎，一天要卖两百多斤。拼死命干活，不到三年就买下一栋自己的住屋，不必再花钱租别人的房子。小孩交给远方的岳母带，一个礼拜探望一次，夫妻每周日下午收摊，开一百公里路去看孩子，靠罐装浓茶驱赶睡虫。

“日子很寂寞，因为远离了写作的朋友。”他说，在发病之前，不知无止尽的疲倦是会伤害免疫系统的。不喝咖啡，他一向喝乌龙茶提神，从一天一罐、两罐增至三罐。终年没有放松的一刻，更要命的伤害是睡眠不足。

“船员还有嘻嘻哈哈打闹的娱乐，我卖鱼，没有时间休息，所以愈来愈不爱说话。”

那一天，是星期天，探望孩子的日子。鱼摊收市他就觉得眼皮不听使唤，全身燥热，冰过的乌龙茶连喝五罐，情况仍未改善，勉强开了车上路，去岳母家，心头急慌慌的。晚饭后折返，躺倒在客厅沙发就起不来了，肩颈僵硬，头痛欲裂，两眼睁不开……初步诊断为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年他三十六岁，“金山渔家”的店招不得不卸下。在不明疼痛底细的情况下，只能不停寻医或把自己关在家里，行动一天比一天困难，并发躁郁症。

距发病五年，协议离婚，放弃小孩抚养权，沉默地回到出生地：金山。他清楚记住了那一个使他变成社会边缘人的日子，一个让他毕生痛楚的临界点。

无望的日子，他拿头撞墙，撞成脑震荡送医，护士问为什么要撞？他回答：“懊恼。”雷雨的晚上他也曾拿着菜刀冲出家门，家人在海堤上将他拖回来。不久，他就进了宜兰一家精神疗养院。

“医院离海边很近，但看不到海，海被山岭遮住了。”他告诉我，每月领七千救济金，住疗养院花六千元，剩一千零用。

“医院的人很凶，不听话会被绑在铁栏杆上。”每隔一两个月，他总是突然打来一通电话。“电话也受监控，”他低声在那头说：“我骗他们要打给家人。如果说打给老师，会不准。”

我不知实情如何，但他担惊受怕的心可想而知。接到他电话的时候往往是他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他舍不得一下子就挂掉，满腔的怨悔，刚化去一些，旋即又因寂寞而滋生起来。他很可能会在那里待上一辈子，但妹妹不忍心，前年接他回老家。他也极力想摆脱精神病的控制，求医生换处方，试着减少某些令他昏沉的药。

回到金山，他有了自己的电话，但折腾这么多年，能打的电话寥寥无几。“只有老师最疼我……”每次听他这么说，我都黯然。他住在紧邻渔港的一个小坡上，低矮的水泥瓦房，潦草地涂布着防漏的黑色柏油，一尺半见方的小窗用塑料板盖住。窗子面东北方，冬天吹东北季风。这里原是渔人宰杀鱼的魚寮。

我造访过两次，第一次先约好他在家等。刻意腾空的沙发是他每晚辗转的小床。我问：“你没有床吗？”他打开另一间一坪的小屋说有。那是没有窗的里屋，和沙发一样局促的床板上堆满了杂物，顶上吊一盏四十瓦灯泡。太封闭了，难怪他宁愿睡在外屋沙发上。角隅有两座书架，大多是新潮文库的书和一些诗集、诗选集。《白鲸记》《日常生活的精神分析》《自我影像》《草叶集》《坎特伯里故事集》……几乎全都是倒放的，像他的人生，颠倒而且闲置了。空气里有一股霉味，我提醒他要开窗。他说好。我说睡沙发不是办法，你要把里屋的床整理出来，睡床上，不关门，把门当窗用，使空气流通。他也说好。他搬出两叠手写的诗稿，我挑着看，指出某些地方须删节。我告诉他庞德的《在地铁站》，原长三十行，删成十五行，最后定稿只剩两行；艾略特的《荒原》原长八百余行，定稿也不过一半。我和他一起删他写的《纪念碑之花》，从三十几行改成二十行，节奏从疏渐密，意涵从不明渐觉饱满。我为他的诗能改造而快慰，他则为自己作品的新貌而兴奋。

临去，他陪我往左边的沙滩走。攀爬右边的防波堤对他而言太辛苦。许是心情变好，我觉得那一天的海浪特别好看，秋天的夕暮，天气还不冷，海水一波波涌向沙滩，金黄的沙粒吸满了水，倒映出天光，几疑是一面水镜。海浪哗哗唰唰，先是低伏，紧跟着高起，卷动冲前，后面又一浪压下，碎浪滚进白沫里。

“海浪是舞动的梯田！”他脱口而出。我看着浪，无语，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就这样潮水日夜般推移着，徒然无助。

上个月，气温骤降至十度，我途经北海岸，不期然想起那小海湾，方向盘一转就进了渔村。环抱村子的青山沐浴在湿泠的云雾里，瓦舍密集处有几团蓝色炊烟。我四下张顾，在老旧的屋群中矗起了一座突兀的新楼，细看其他房屋，原来也贴有杂花色小瓷砖，这村子的外貌与山海并不相融。他住的黑灰色鱼寮最不起眼，反倒最自然，像岩石、海风、土地一样近乎原生。门上挂了把锁，想必又就医去了。

我一个人往灯塔方向走。海堤下方布满塑料袋、槟榔汁、纸屑、鱼骸，还有沉沉一股尿臊味。爬上高堤，整个村落与蔚蓝无边的海景都出现在眼底，渔港被石岩圈住，岩顶是青苍的小山，渔村错落在岩脚上。

白浪激濺于岬角两侧。只一堤之隔，蓝海就无法洗刷陆地肆意的污染。我很讶异，不是假日竟有那么多人四散在各处钓鱼。有一种黄翅扁身手掌大的鱼，钓客说叫“赤翅仔”。

“明明是黄色，为什么叫它赤翅仔？”我问。

“哪知啊──”

另一种圆球型如刺猬，产自于大海，竟说是“河豚”。看来也无从究理。

他们抽着烟，在风里大声说：“失业了，来这里上班。”冰桶里有最新鲜的沙西米；尿急了解开拉链就地挥洒。

渔村的妇人多半忙着做箱笼绳钓的前置作业，把墨鱼肉密实地钩在一个个四方形的箱子边。面海的小餐馆不见任何人，收音机仍有一搭没一搭地唱着台语歌，飘出门外，断续在风里。偶尔听到渔船引擎声，缓缓越过灯塔，进入航道。回航的渔船在晃动的波光里，跟午后渔港一样疲惫。

我遥望海堤，想到我写诗的小兄弟仍在与精神病和日渐恶化的类风湿关节炎搏斗，他能够靠意志击败命运加诸其身的挫折吗？这海湾若在荷兰或日本，将是多么美丽的渔湾啊。然而，在这里，那些被抛弃的垃圾，什么时候才会被注意到？而我的小兄弟，也只能日日看着港湾内漂流的瓶罐，听潮浪汹涌地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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